历史是怎么记录的在线免费阅读

据说在黄帝时代，“苍颉造字而鬼神惊”，这说明在黄帝时代，文字已经成系统的出现。
所谓的造字，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苍颉能够造出来的。从考古记录来看，原始人从最早的手势表达，到“嗯，啊，哈”之类的单字表达，然后语言渐渐丰富，要表达的事物更多，于是出现了“堆石记事”，就是说一件事，然后放一块石头，大事用大石头，小事用小石头，以石块的大小、多少、堆放的方法和位置，分别代表不同的事物。这种堆石记事遗风至今在一些游牧民族中还有存在。比如我曾经看过一个作家写在蒙古草原上牧人用不识数，但可以用一堆石头来数他有多少只羊。在西藏，我们也看到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石头垒成玛尼堆来记事。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结绳记事，用树皮搓成细绳，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结有先后，表示所事情的先后，绳子有各种颜色，可以把每种颜色分别代表一类事情，它比石头轻便易带，也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
但是绳子容易烂，于是石头的记录功能再度翻新，把绳子的大结和小结用符号刻在石头上，于是一颗石头承载了原本几十颗石头的记录能力。符号越刻越多，于是文字就这样出现了。
苍颉造字，我觉得更多更像把原来原始人的那种象形图画汇集整理统一成体系，并且起到推广使用的效果。
有了文字，许多经验可以传达，许多事情可以记载，最早动手改进记录方法的，通常是部族的长老巫师等智慧度较高的人，他们起到了记录历史的作用。历史通常具有提醒作用，最原始简单的也许是一个石壁上划一条河，人在里头挣扎，表示掉到河里会淹死人；拿一块石头跟猛兽博斗，表示遇到野兽的时候要用武器更有效等等。
今天我们看历史，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样绕过历史的河流，不在前人的河里淹死，怎么样面对新的猛兽，拿起新的武器……
除了实务性记载，从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一些内容来看，许多记录还具有“帝王家事”的内容。
羊群中头羊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部族里头，部落长起到对部族走向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现实状况。而在远古社会，人们对神权的崇拜，在做许多事的时候要先烧卦问卜，让巫师通告上天。所以最早的文字记录，通常是用于人和神的沟通。
到后来问卜的事越来越多，开始追溯前因后果，比如说今年不下雨，是不是部落长去年没有敬神，还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巫师既然起到通达人和神的作用，那么就必然在平时的时候就把部落里发生的事尤其是部落长干了什么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向神灵通报，于是渐渐分离出史官的作用来。
尤其是在君权神授，统治者是“天命所在”的年代里，史官更是要严格地记录，在这里，史官起到监督统治者的行为。
虽然史官也可能因为个性差异而导致记录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一般来说，怀着对宗教式的信仰来记录，并且不受统治者干涉记录内容的时代，所记录的内容，我认为权威性和真实性较高。
所以虽然许多人很愤世嫉俗地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某个时代里，历史的确是可以任人打扮的。越往后，根据统洁者的意愿，历史被打扮扭曲更改得越多。
但是我们还原历史，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原始记录，越原始越有真相。把记录简单化，越简单的越有真相，把那些“一个正确”“两个理由”“三个特点”“四个意义”“代表了什么”“反抗了什么”等外加内容去掉，不看他说了什么，而看他做了什么，那么那些后天的脂粉渐渐洗去时，历史的真相就会显示出来。
我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脑海里一直会出现一个故事，那是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小说，其中有一个片段：一名历史学的教授，供职于一个名牌大学，他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儿，正在报考父亲所在的学校，一位名宿导师很看好她，打算做她的指导师。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一场考试以后就可以各就各位了，而那个女孩子的平时成绩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就在那场考试的前一天，那个女孩因为跳水勇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而得了重感冒。导致考试的时候发挥失常，成绩距录取线以微毫之差。
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个女孩子应该被录取，包括社会、学校，那位名宿导师愿意继续收她，学校召开全部教师会议投票，赞成录用她——唯一反对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父亲，那位历史学家。
他说：“我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将记载所有的事件，历史将成为后人借鉴的模板，历史会过滤一切的原因，只剩下结果。我女儿进入校园，今天可以留下一百个理由，将来人们可以用无数个理由让那些不合格的人进入校园。但是历史最后都会精减掉所有的理由，只剩下结果。历史只会记载，某年某月某天某人成绩不合格而被违规录取，这个学校的百年声誉就此终结。”
所以你看，历史也许在某一刻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但在这个时代过后，一切涂抹都将被精减，“被精减以后的历史”+“第一次原始记录”+“参照前面若干次相似历史记录为样本”，被涂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出来。
对付涂抹的最好办法就是简减——某年某月，死了几个人，死于杀死、饿死、监狱死？某年某月，谁杀了谁，正义与否不在“客观上促进了什么”，而在于“主观上”杀人者获利多少（比如李世民同学杀兄获利多少）？仁君的标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暴君的标准：国内人口大面积死亡；明君的标准：人死得明明白白；昏君的标准：人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比较可信的历史在于成体系原始记录可流传开始到未被统治者涂抹之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记录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到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以统治者身份亲手篡改历史记录为止，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记录可信度较高。
而之前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记录者和发生时代相隔太久，而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多方资料结合并以可信史的同类事件参照，同时结合现在的考古资料而进入合乎逻辑的推想。而那段时间之后的历史，则要去掉统治者的私心和涂抹，加上野史参照。
31、太甲复位
回到我们说伊尹囚禁了太甲，在传统的记录中说，太甲被关了以后，认真学习，悔过自新，善于反省，他这样做了三年以后，伊尹知道太甲改好了，于是又把他放了出来，继续让他当王，还政给他。于是太甲就效法成汤，以德服人，成了好孩子。
从这个纪录上来看，太甲象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伊尹就是幼儿园阿姨，太甲小朋友不听话，打了手心不乖乖听话了。
但是从《竹书纪年》中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记载，《殷纪》篇中记录：“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这里的大甲就是太甲，伊尹囚禁了太甲，自立为王，太甲的确是努力学习改进了，但是一个人要以为自己要啥有啥，是没有动力改过的。只有失去了一切，怀着要夺回一切的强烈欲望，他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想法有多么的错误。
于是太甲以“卧薪尝胆”式的努力，暗暗集合势力。我们前面说过，一个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在远古朝代一个王朝的建立，是会遇到许多反弹的，一时半会儿总有人不服气想来争一把，但是又同样有一种反弹力，有多少反对就有多少支持。比如说启建立夏朝以后，他的儿子太康就遇上后羿造反，但是后来太康的侄孙少康又重新在大家的支持下中兴夏王朝。
所以，伊尹虽然夺位自立，但是毕竟整个商部落是子家传统地盘，伊尹干得再好也有人不服他。再说伊尹毕竟是太甲爷爷辈的人，人的年纪也渐渐大了，精力也有些不济了，同时对太甲防得也不太严，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于是等后浪有力量了，伊尹也就成了死在了沙滩上的前浪了。
但是毕竟这个年代不是后世的君权至上，一次谋反就万劫不复，这是因为当时还是以部族制为主，最大的战争通常是在部族跟部族之间，而不是同一部族内。因为一个部族内也就这么多人，经不起内耗。所以“敌我矛盾”是要赶尽杀绝，而“人民内部矛盾”通常不会太严重。这就跟猴子们争猴王一样，两只猴子相争，其他猴子各站一边围观，等争完了，失败的猴子灰溜溜地走到一边去，它这一边的猴子就跑到另一边去。失败者或者将来卷土重来，或者就此一败不起，但是绝对不必会担心被赶尽杀绝。
包括后来到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立国之初也经常你谋反他谋反，失败者通常一认输大家还是一桌吃饭。
所以太甲虽然杀了伊尹，但是照样还是重用伊尹的儿子。由于伊尹对商王朝的建立所立下的功劳，由于商王朝的许多制度出于伊尹之后，由于原始部落对牛人崇拜的观念，后来伊尹仍然跟商汤这些先王同列，接受后世商王们的祭拜。
所以这是后来那些集权思想统治下的儒生们所不明白的，他们不明白失败者为什么还能够得到供奉，得到祭拜。
也许我们将来说到周王朝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个思想的变化分界。
32、祭祀和甲骨
事实上伊尹的地位，是在太甲的儿子沃丁手中才确立的。据《竹书纪年》记载，沃栋八年，祀保衡”，保衡就是指的是伊尹。沃丁在位第八年的时候，重新确立伊尹的地位，并将他列入自己家的祭祀之中，此后商朝历代帝王，都有对伊尹的祭祀。
许多所谓持“伊尹迎太甲还政论”的后世纪录常引东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记载说“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
这段不靠谱在哪里呢，夏商那时代人的寿命，是不可能活到百岁的，伊尹是商汤时代的人，不说他是商汤的老师，就算他跟商汤平辈论，沃丁那也是曾孙一代的人了，连孙子辈的太甲都已经死了，伊尹能活这么久吗？事实上他能够夺了太甲之位，就已经是相当人瑞了。
但是从《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都同时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对伊尹的祭祀恢复，功劳承认，是在沃丁八年。
所以太甲同学很悲催，因为他当商王的时间太短，在位才十二年，最后虽然复位，但啥事也没来得及做就也完蛋了，尤其是他没有做出超越伊尹的功绩，所以在对整个商王朝的影响上，对后世的影响上，他远不如伊尹，所以他也就不能够抹杀伊尹的强势。虽然太甲同学对此不愿意面对，但是没关系，到他儿子手里没这层心理障碍，照样恢复名份。
这也是刚从原始部落出来的民族比较纯朴，尤其是对本部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承认并崇敬的。争权斗利杀得再厉害，那也是内部斗争而已。
对比一下清代，顺治皇帝把多尔衮死后鞭尸，抹杀他的功劳，他的孙子雍正皇帝把自己的亲兄弟贬为“阿其那”“塞思黑”这样侮辱性的名词，但是最终到雍正的儿子乾隆手中，一样样都给恢复了。所以抹黑历史这种事，你干了，你的后人一样会恢复，到头来抹黑别人的，最后自己变成了小丑角色。
沃丁干的就是给他爹拾遗补缺的事。
其实关于夏商王朝，真正原始流传下来的纪录，已经在数千年的变迁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而走形，一般情况大家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官方标准，但是其实到司马迁写夏商王朝，那也是相隔几千年的事，就象我们现在写司马迁时代一样。
但是幸好，我们还有考古，从清朝末年开始到民国再到解放后至今，考古学家陆续从妇好墓以及其他墓葬中挖掘出殷商时期的遗物，从而为解读商王朝得到了实证。
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种地的时候从田里翻出一些古老的龟甲、牛骨和一些古器来。由于这些龟甲牛骨已经趋向结石化，我们知道中药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能够把任何东西入药，如果光从名字上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比如五灵脂，其实就是蝙蝠屎；比如紫河车，就是婴儿的胞衣；比如百草霜，那就是厨房里烧饭锅的黑灰。
所以，这些龟甲牛骨被挖出来以后，由于无人认得，统统被中药商收去，这些远古的骨头称认为是龙的骨头，磨成粉服用，专治体弱和破伤风——我忽然想到鲁迅的小说《药》里头那些个人血馒头治痨病来，所谓的传统就是这么既让你觉得很有用又让你天雷劈顶囧囧有神吧。
不过，剑有双刃，镜子有两面，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事都只有正面没有反面，要真这样咱们这个不叫地球，得叫火星了，咱不能泼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泼掉。
话说回来，这个所谓的“龙骨”上面因为有刻文，药材商们觉得就不象是龙骨头，于是想办法把这些刻文给刮掉——不知道多少历史就这么没有掉了。还有的药材商就不收这些有刻文的骨头。
因为跟着这些骨头一起挖出来的还有一些玉器铜器，这东西药材商不要，古董商们要，于是农民把这些有刻文的骨头也搭在铜器玉器中给古董商，多少能卖两个钱。于是古董商们也随便搭两个钱，顺便捎上了。辗转有几块骨头卖到北京，然后引起京津官员的收藏热。最终，一名叫刘鹗的候补官员开始对这些骨甲进行完全的收集研究。
说起刘鹗我们可能不熟悉，但说起老残，大家估计就比较熟悉了，我们中学课本里头学过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但是在金石界他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也就是他的字“铁云”——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就叫《铁云藏龟》。刘鹗终一生之力，到处游历，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的中学课本写游记，他是在找这些商代的甲骨。
刘鹗这一生，一共收藏了五千多片甲骨，然后把龟甲的拓片排印出版，就是著名的《铁云藏龟》，当时这些甲骨收集有多难呢？举个例子：清末大臣端方也在研究这些甲骨，他收购的市价是二两五钱银子一块骨头——这一块骨头够一般老百姓过个小半年了，五千多片得一万多白银，但连端方之势大也收不得多少片，可见刘鹗收集之艰难。
但是虽然当时京津不少人都对这种甲骨感兴趣，但是无人能够识别它的内容。刘鹗《铁云藏龟》的五千多拓片，为甲骨文的研读作出重大贡献。在《铁云藏龟》付印后的第二年，吾邑先贤孙诒让破译了这甲骨天书，写成了甲骨文翻译的第一部字典《契文举例》。当然这里面因为已经译出了文字的解读，所以还有他解读出来的包插对商代的占卜、祭祀、官制、方面等方面的考证，于是商王朝的历史华丽丽地重现了……解读甲骨文有多神奇，如果我们知道许多的历史都留文字记载，但是我们仍然如瞎子摸象，就是因为这些文字都成了“死文字”，无人能读。玛雅文字上千年都被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文字，西夏的文字在明代还使用，到清代就无人解读了，是考古找到一块汉字和西夏文的双语对照碑才解读出来，元朝的八思巴字曾经是东西方通用文，但现在也成了死文字，为了研读这些死文字，无数学者穷经皓首几百年，也只译得数十字。
而孙诒让从《铁云藏龟》到手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把它给破译出来了。
天才很多都是很神奇的跨界全才，就象刘鹗就是老残一样，孙诒让之所以能够破译这甲骨文，也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也是高级人才，他花了二十七年研究周礼，写成《周礼正义》，周礼的思想在被儒家学徒涂抹了几千年以后，终于还原到今天让我们可以客观解读，他写了《墨子间诂》等书，今天我们讲周礼，讲墨子，都是从他的书里来得到解读。他既古老又时髦，既解读五千头的骨头也脑子活络，活学活用周礼和墨家的实践精神，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在当时建铁路、开矿业、办船务公司都是走在时代前列，最终他把所有挣来的钱用来兴办西学、女学、幼学等三百家学堂，传播传统文化和先进科技的对接。
33、甲骨文
自从甲骨文被解读之后，安阳的小屯村就成了考古学们的疯狂挖掘目标。经过诸多考古学家们的多次验证以后，就确认这个地方，就是商王盘庚迁都后的所在地——殷墟。
那么，为什么从甲骨文就可以看出历史来呢？这就要从甲骨是什么东西说起——在商代，祭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谓国之大事，唯战与祠，也就是打战和祭祠。尤其是打战之前，都要祭祠一下的，并且卜卦问问吉凶。也就是所谓的龟甲占卜，事先用一块洗干净的乌龟背甲或者大块牛骨头之类的，总之面积要够大，然后在上面刻上你目前要干的事儿，问一问老天爷，这事儿能成吗？刻完以后钻个孔然后拿到火上烤，烤到毕毕剥剥有裂开的声音以后，看一看裂纹。然后再把那玩意儿反过来，把同一件事儿再刻上，但问的是这事儿不能成吗？然后再烤一次，看看裂纹。两边的裂纹一对比，那边裂得符合以前那些测得成功的纹路一些，就决定这事儿能不能干。如果这事儿重要，就反复多烧几次，多次采样而取得更精确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占卜打仗、种地、天气、疾并作梦这些事儿，这些事儿有了结果以后，也会记在原来占卜的甲骨上，然后把这些甲骨小心地收藏起来。
你看，咱们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这样完整的从“工作预案”、到“多次采样”到“工作总结”到“档案管理”一整套的现代管理方式了，千万不要看低古人的智慧哦！
我们现在挖出来的甲骨文，其实就是那个年代跟神沟通的“历史档案”，商周时期相当重视档案保管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从这些甲骨中，了解到三千多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八卦卦象，那些长长短短的杠儿，其实就是拿最早期的裂纹当模版，后来呢与时俱进，甲骨没这么多了，于是用长长短短的干蓍草棍儿来代替。当然据说从此以后神灵认为人类太糊弄他们，于是占卜出来的卦象灵验度大减。
所以其实一块甲骨文中包含的文字并不多，所以之前一般人拿到几片甲骨，根本看不出这是啥来，刘鹗收集了五千片甲骨，又遇上孙诒让这种天才，所以才有了解读甲骨的条件来。
所以我们现在解读商代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除了以孔子到司马迁体系的历史记载以外，还有就是靠从甲骨文的解读了。
一般来说，甲骨出现的频率多，我们对这个人知道的就多，甲骨出现的频率少，我们对这个人知道得就少。
这虽然有些不客观合理，但就甲骨出现的频率来说，一般活得长而且活动事件的人，他的名字出现在甲骨上的频率也就高，一个人功劳大能力强，子孙们对他就崇拜度高，在后世祭祀他——也就是有难事找祖宗，当然也就找实力强的祖宗去了。
由于我们挖到甲骨的地方是殷墟，东汉的张衡，也就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位，在他的《西京赋》里说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说商代在成汤建国之前，有八次迁居，在建国之后，又有五次迁都。
而商王朝最后一次迁都，则是在商王盘庚时代。自从盘庚迁都以后，商王朝再不迁都。所以商王朝保存最完好的资料，就是在盘庚定都的地方，也就是殷这个地方，即现在的殷墟，所以商王朝在后世又称为殷王朝。
有固定的地方，资料就容易保存，而之前搬家太多次以后，盘庚之前的君王资料就流失得很厉害。
同时因为从沃丁到盘庚，也可以说是商王朝王位传续上非常混乱的时代。由于商王朝不但存在着父传子的习惯，还有兄终弟及的习惯。于是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里，王位传续极其混乱。从沃丁到盘康，在血缘上来说，只有六代，可中间却经历了十四位君王。此间数次迁都，除去商王朝是一个马背上的王朝，习惯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性生活方式，还因为王位上的你争我夺，所以导致新任君王为了避开竞争者们势力范围，于是把王朝搬来搬去。
所以，这些王们就成了历史舞台的走马灯式龙套人物，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他们找点东西来说道说道都不容易。
所以太甲沃丁们，好歹还算是离开国较远，又跟伊尹这个有故事的人沾点边，也产生一些故事。
沃丁死了以后，他的弟弟太庚继位为王，甲骨文中又将他记为大庚，从甲骨文记录来看，祭祀太庚的祭典是很隆重的，因为后面的君王们都是太庚的直系后代居多。
太庚据说在位共有五年，太庚死后，王位由他的儿子小甲继承。
小甲大约在位有十七年，小甲死后，王位由他的弟弟雍己继位。
如果说商王朝的传继象一棵树，那么就侧重父子相传这个部份，而兄弟相传就变成了分支叉丫，后世子孙在祭祀的时候就显得马马虎虎，所以小甲的纪录不多，但是在雍已时代出现一些纪录——雍已同学别高兴得太早，那不是好纪录，拿他当反面典型呢！据说雍已在位，治国不力，于是被人看不起，一部份诸侯和方国停止了向中央的进贡和朝贺。
但是怎么说呢，就象演艺圈的艺人对于新闻的态度是不管是好新闻还是坏新闻，总好过没新闻。对于雍已同学来说也是这样吧，如果不是他做事不行，那他搞不好连什么纪录也没留下来呢。
雍已在位十二年，他死后由他和小甲的弟弟太戊继承。
太戊是直系先王，也就是说后世的王是从他这一系发展下去的，所以太戊的纪录比较多，跟雍已同学不同的是，太戊同学的纪录很正面。
据说在太戊做商王的第七年，王宫的院子里有一棵桑树下面又生了一棵谷树，变成一棵共生树。这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桑谷共生”。当然这谷树并不是稻谷的那个谷，那个谷子想共生也生不了，古人记载的“谷树”，其实就是椿树。
其实这很正常，鸟带着树种子乱撒，偶而生到一块儿去了的也有，只是不太常见，所以古人容易给这个造故事。吾邑就有一棵樟榕共生树，乡人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樟抱榕”，并繁衍出一段类似于梁祝的爱情故事来，即樟为男，榕为女，本是一对情侣，因为种种外界阻挠演变成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大悲剧，于是死后化为树，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之类的民间传说。
但是太戊那会儿，桑谷共生并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他的臣子们由于对雍已以前的糟糕纪录没信心，怕太戊有样学样，于是就吓唬他说，桑谷共生是妖孽之事，肯定是国君有啥事干不好了，所以妖孽就出来了。所以太戊必须好好学习勤劳苦干天天向上，这样狼外婆才不会抓你去当点心吃。
结果，不知道是太戊同学本人争气，还是真的被吓到了才努力的，总之在太戊统治的时期，“殷道复兴，诸侯归之”（《史记殷本纪》）。
看到这会儿我忽然明白过来了，为什么雍已时代要特地说一句“诸侯不朝”，原来是为着让太戊时代可以说一声“诸侯归之”啊，要不然，何以赞扬下面这些商王的直系祖宗太戊很有才呢，当然得使劲儿地把太戊的哥哥踩几下，才能够突出太戊的高度啊！
只是这高度不管是从把雍已踩低了衬托的，还是用“桑谷共生”这种吓唬小孩子的话吓乖了，就这两方面来衬的话，太戊同学的形象也未必见得高大了。
35、九世之乱（上）
太戊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仲丁继承王位。从仲丁开始，就是商朝中期著名的九世之乱。
为什么说是九世之乱呢，就是从仲丁开始数，数到盘庚迁殷，中间乱七八糟统统算上，一共是九个君王。
仲丁在位的时候，迁了一次都城。
为什么要迁都呢，迁都是商王朝的传统。简单地说，商王朝是游牧起家，迁移是一种本性。复杂地说，游牧为什么要迁移，因为草跟粮食不同，牧草吃完了需要时间长出来，而这个长出来的等候时间里，牛马羊照样是要吃的。牛马羊吃草消耗大，储存难。所以放牧不需要成本，但是呆在一个地方把牧草储存起来再喂给牛马羊吃的话，成本大得不得了。所以游牧为主的商王朝，留驻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不会太注意长期维护观念，因为潜意识里总觉得迟早是要走人的。
这时候商王朝的都城在郑毫，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这地方，这个城市住着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只消耗，不保养，只排放，不环保，于是时间长了就垃圾满地，下水道堵塞。一遇到暴雨黄河发大水，很快城市就隔三岔五地出险情，车子泡在水里，人走在河里等情况也经常发生，政府首脑要召集大家开会，结果会议室里一个人也没来，一问，统统在水里跋涉着呢。
这情况，几千年前是这样，几千年后科技发达的广州等啥地方，也是这样。
虽然政府也拨款治理城市建设，但是因为政出多门、号令不畅、资金流失等种种原因（我是指商王朝），结果治理多次，差不多等于白扔。
更重要的是，水一淹，粮食没收成了，那时候又没集装箱，也没现在这运输条件，一场大水灾，基本上接下来就是水后的瘟疫，人不是死于瘟疫就是死于断粮。
最后这个城市就没法住人了，于是仲丁就带人迁都，从郑毫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迁到现在的山东一带，这个地方，《竹书纪年》里叫“嚣”，《史记》里记作“傲”，在古书上，那里是鲁地的敖山附近。
仲丁一迁过去，结果就有麻烦上门了。
盖因当时虽然说是商王朝，但是大家都是松散的联合制，你在河南一带欺负你家附近的小弟是可以的，但是你搬到山东去，那里是别人家的地盘。虽然平时也尊你为老大，但你携家带口几万人跑到这里来，吃的喝的，可都是人家原来的份额。
于是仲丁就跟当时的夷族，那时候叫蓝夷的打了一架，商王朝略占上风，于是住了下来。
但是自仲丁死后，情况又不一样了。
仲丁死后，他的弟弟外壬抢先宣布自己继位为新商王。仲丁有许多弟弟，人人都想当商王，外壬登位，其实大家都不太服气。
但是他们也不好明着打内战，于是就指使手底下的小弟们捣乱。
照理说新任老大上位，小弟们都要来朝见上贡，但是这时候就有两个诸侯，不肯来朝见新商王外壬了。
是哪两个国家呢，这两个国家一个叫姺（音险），一个叫邳(音痞)。“姺”是有莘氏的后代，商汤曾娶了有莘氏之女为妃，就是那个大名丰鼎鼎的伊尹，原来就是有莘氏的嫁妆。而“邳”是仲虺的后代，也就是当时跟伊尹为商汤时代左右二相的那一位。
照说他们跟商王朝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为什么要跟老大过不去呢，自己拆自己人的台呢。我们来看看，“姺”的地盘，就是在今天山东的荷泽一带，“邳”的地盘呢，则是在今天山东济宁一带。
明白了吧，你占了人家的地盘，人家当然不高兴了。
我的地盘，现在听谁的？
就算是再亲密，亲兄弟还吃两个锅里的饭呢，你到人家锅里捞饭吃，就算是老大也不应该啊。原来呢仲丁刚搬过来，毕竟人家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姺国和邳国不好意思自己直接出头，就煽忽野人蓝夷来出头赶人，蓝夷被仲丁扁了一顿，姺和邳也就不敢出头了。
等仲丁一死，外壬继位，连他们自己内部都搞不定，于是现在轮到外壬的弟弟们煽忽姺和邳出头，来给外壬扯后腿。
说白了，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所谓的外忧，其实都是自己家的内患给煽忽起来的。
外壬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宣布姺和邳叛乱，要讨伐他们，可是叫不动人。当初他为了上位，免得兄弟们闹意见，把商王的一部份权力分给了弟兄们，现在大家各拥势力跟他捣蛋。
随着姺和邳的叛乱以后，其他诸侯看着他们闹腾也没事，于是各自也闹腾起来了，纷纷停止了上贡。牛人诸侯说，我有钱，但是我就是不甩你。不够牛人的诸侯则说，老大啊我不牛，但我没钱，你能杀了我吗，杀了我也没钱。
于是外壬左右为难，疲于奔命，撑了十几年也跟着哥哥仲丁去了。
36、九世之乱（中）
外壬一死，他的弟弟河亶甲抢到了王位。河亶甲一直瞅着商王的位置，他比外壬有心计也有手段，也许是跟姺和邳有协议，也许是看着山东这地方的人太彪悍，于是他想想还是老家安稳，干脆还是往老家搬吧。
河亶甲收拾收拾东西，把商王都又搬回了离原来的王朝郑毫不远的相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的安阳附近。这里又离老地盘近，周围的小弟们都听招呼，又没有原来王都的垃圾遍地，还离黄河有一段距离，不怕被水淹，好地方啊！
如果说仲丁迁都山东是因为避天灾，但是河亶甲迁回河东就纯粹是避人祸了。所以河亶甲觉得很丢脸，等到他回到老家喘定了气，把周围的小弟们训练训练，觉得可以找回场子了，于是就联合了另外一个关系良好的部族，叫彭国，一起来对付蓝夷、姺国和邳国这三个混蛋。
彭国的首领叫彭祖，对，就是那个传说中活了八百年的彭祖——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彭国文化水平偏低，所以他们的首领不管换多少人都叫一个称呼，就是“彭祖”。以前记史料的人不动脑子，一看帝尧时代这个彭祖给尧烧过野鸡汤，夏朝这个地方的首领还叫彭祖，商朝武丁还叫彭祖，于是把这时间一加——哦耶，这个彭祖活了八百年。
彭祖的兵马和商王朝的军队联兵，先是收拾了姺国和邳国，然后又把蓝夷和班方给收拾了，后者因为收容了逃亡的姺国首脑而被联军捎带上了。
当然彭祖也不白干，抢来的财产和奴隶，河亶甲跟他按比例分成，于是彭祖的势力又膨胀了。
这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当然这瓢起的时候有一个延后性，现在还轮不到河亶甲操心。但是总算这个时期算是稍安定了一些，于是河亶甲放心地上天去跟两个哥哥喝茶去了。
河亶甲一死，王位就由仲丁的儿子祖乙抢到手了。
其实祖乙一直认为，这个王位迟到了二十多年，问题是二十多年前他爹死的时候他还小还弱，所以叔叔们一屁股挤开他说，这是大人们玩的东西，我们不带你玩。
于是祖乙只好等啊等，等到叔叔们统统上天了，祖乙憋足了气，现在终于我的地盘我作主了。
好，你们不带我玩，我也不跟你们玩。
相邑是河亶甲造的地盘，城里头都是河亶甲功绩，我不爱呆着，我要改地方住。
于是祖乙又迁都，这次迁到了一个新都城，这个地方《竹书纪年》里叫“庇”，《史记》里叫“邢”，也有记作“耿”的，据各方面考古及古书考证，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附近的地方。
祖乙在后世记载中的名声不错，当然除去他自己努力争气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商王朝的直系先王，也就是说后世的商王都是他的直系血统，像他的叔叔外壬和河亶甲就比较杯具，做事再努力功劳再大，都有可能被祖乙的后世子孙们划来算成自己祖宗的成绩。
37、九世之乱（下）
祖乙死后由他的儿子祖辛继位，甲骨文上又记作“旦辛”。祖辛也是直系先王，后世祭祀他的青铜器也不少。
祖辛大约在位十六年左右，死了，王位传给他的弟弟沃甲。沃甲因为不是直系王，所以他在位的时间也搞不清楚，有的说是五年，有的说是五个五年也就是二十五年。因为他留下的记录太少，所以我觉得，他在位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沃甲死后，由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这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其实经过很血腥，因为沃甲也有儿子，但最后被祖丁抢过来了，沃甲的儿子当然不服气。
于是祖丁在位九年就死了，据说死得有点不清不楚。祖丁死后，沃甲的儿子南庚在一片血海中夺得了王位。
这一次的内斗和杀戳过大了，所以南庚手上兄弟叔伯们的血不少，就觉得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不稳。而且因为现在的都城邢邑是由祖辛父子长期经营过的，所以南庚坐在这里，就觉得四面冷嗖嗖的象是随时哪里要射出飞箭来，所以南庚就想换个地方住。
换哪里呢，他看来看去，河南那地面容易被水淹，河北这地方是祖辛父子的地盘，所以他又往山东迁去了。
南庚迁都于奄，也就是现在山东的曲阜一带。
如果说一个人不小心踩雷了，这叫倒霉。
如果一个人在前一次踩雷的地方再踩雷了，那叫什么？那叫缺心眼。
南庚但凡有点记性，就得记得当初他太爷爷仲丁那会儿迁到山东，结果换了三个王都安不住，给姺国和邳国还有蓝夷赶出山东的事儿来。
结果他再往那雷区去踩，当然不得好。他本指望迁都可以削弱祖辛一支的势力，可这地界邪性，它有自己的主人，所以通常不旺商王，人家嫌你来抢地盘，所以更愿意跟反对他的人好。
结果南庚迁都，更加陷入困境。
史书上说，在南庚时期，王朝更加衰落了。
在内忧外患中，南庚死了，由祖辛的孙子、祖丁的儿子阳甲继位。阳甲在位时，王族内部矛盾更加失控，大家每天只干一件事，就是我杀了你，再你杀了我。阳甲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只能只之任之，混吃等死。
阳甲死后，由弟弟盘庚继位。
《史记》上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从仲丁开始，到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为止，一共九王，也就是商王朝最混乱的九世之乱。
38、当信用破产时
盘庚继位以后，其实王朝的情况已经很糟糕。
后来的一个哲人老子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治理一个国家，就象煎小鱼一样，不能老是翻来翻去，因为煎小鱼翻来翻去，鱼肉就碎了。而一个国家也一样，不能老是折腾过来折腾过去，折腾多了，国家也会碎掉。
而在盘庚之前的九世之乱，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折腾太多了。一个王上台一个主意，好好的国都，就这么一百多年时间五易国都，从河南的郑毫迁到山东的嚣邑，再从山东的嚣邑迁到河南的相邑，又从河南的相邑迁到河北的邢邑，再从河北的邢邑又迁回山东的奄邑，这真不是普通的折腾。
老百姓刚安下家，又被赶出搬家；老百姓春天辛苦种下粮食，等收获的时候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古人搬家又不象现在，坐个车叫个搬家公司就行。
现代人无法体验到那个年代搬迁的艰难，那时候交通基本靠走——只有贵族才有马车，路上没有餐馆提供伙食，只有老虎狮子等准备把你当伙食的猛兽，没有消毒过的水，吃了拉肚子没人管，日晒雨淋那是绝对没有地方遮避的……
他们跋涉于高山峻岭、荒漠激流中，饥饿、劳累、疾病、风雨、猛兽时时侵扰着他们，每一次的迁移都伴随着大量的死亡，国力越来越衰弱，以致于人民对迁都充满了恐惧和怨恨。
王朝频频迁都，另一个后果就是“诸侯不朝”，以前通讯基本靠吼，就算是原来跟商王朝关系颇好的诸侯，也架不住这商王朝频频搬家，你说我今天有诚意上你家去还拎着礼物呢，结果一上门——搬家了。再赶过去，又搬家了。这关系再好，可一可二不可三，我也懒得再跑了。
更别说原来就有些自己小想法小算盘的诸侯了，干脆不来了，问起来的时候就回答：“我去过了，你搬家了。”多现成的借口啊！
还有一些原住民部族，本来住得好好的，结果忽然间，自己家的房子自己家的地，被宣布成了商王朝的国都，有能耐的直接反抗，没能耐的只好间接反抗了。
而山东这地界，本地部族们更是对跑来抢吃的商王朝充满了排斥。好不容易赶走一次，但却招来强大的报复，好不容易消停了，你们又搬过来了——我打不过你，给你捣捣乱总行了吧。
所以商王朝在奄邑住着总不消停，以前阳甲在时就头痛万分，只是又没有魄力去改变，只能够混到自己上天。
而盘庚作为阳甲的弟弟和继承人，早就看到了这问题，也早就在研究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很明显，继续留在山东，是不智之举，只能是迁都。
迁到哪里好呢，盘庚在吸取了以前九世君王迁都的经过以后，决定迁回原来商王朝的故地“殷”。
于是盘庚在继位以后，就下达了迁都的命令。
但是，很显然，反对的声音很大很大。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钦定历史上说的，所谓旧贵族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反对迁都。事实上在这百多年里，王朝已经迁都五次，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要反对早就反对了，也就不会迁都五次了。
事实上，反对迁都的是整个部族的子民们。
五次迁都，劳民伤财，哪家哪户都可能有死于迁都跋涉中或者因迁都和当地部族发生的战争中。
人们厌倦了一次又一次付出自家的生命财产来为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而为买单，每次迁都，统治者都告诉他们，这是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大家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每次上头都是这么告诉他们，这次会是最后一次的搬迁，下一站会是永久的安定居所。
老百姓是听话的，顺从的，信任政府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听话换来的是践踏，他们的顺从换来的不是安定，如果把他们的信任没完没了地折腾挥霍了。那么，他们将不再信任，不再听从，不再合作，不再牺牲。
人是有底线的，一旦把老百姓的信任度挥霍过了底线之后，结果统治者发现，因为他们自己的言而无信，把原来的一群“顺民”“良民”变成了现在的“刁民”“暴民”。这时候如果你要他们从听你的，将会格外困难
信任是双方面的，承诺也是双方面的，不管位高与位低。
盘庚被他的前任前前任们，提前把老百姓的信任度都折腾完了。等盘庚发布迁都令的时候，信用破产了，没有人理他了。
老百姓不愿意迁都，那是因为他们受够了折腾，而贵族们也不愿意迁都，那是从仲丁开始，迁都就不仅仅是一件民事工程，而是一种权力格局的大整顿。
就象我前面在讲到大禹治水的时候说过的那样，发动一项全国大工程，就可以得到集中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就能够借此排除异已、提拨心腹、收买人心、拉拢势力，最后达到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心里。
所以前几次迁都，很大一部份原因新王上位，为了清除旧势力的行为。而这些旧势力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已经占有的土地、牛羊、奴隶跟着君王迁都，最后都迁完了，土地牛羊奴隶也没了或者被重新分配了。
前人曾把九世之乱和盘庚迁殷作为两个不同的事例，来证明九世之乱有多么错误，和盘庚迁殷有多么正确，但却始终无法说明，为什么会有九世之乱，又为什么会有盘庚之迁就永远稳固下来的事实。
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武断地把前因后果割裂开来，只是片面地去判断对与错。事实上，对于历史，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判断，而是推理。
当推理历史的时候，其实结果并不重要，因为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更重要的是过程，只有重新去经历这些过程，我们才会惊异地发现，有些过程，其实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身边发现。
就象看电影，我们需要的是享受其中两个小时的过程，而不是给你看个开头，看个结尾。
就象我们大部份的历史书一样，为什么让我们觉得索然无味，就是因为他们只给我们看开头和结尾。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重演这些过程，就发现趣味无穷。
如果我们把九世之乱和盘庚迁殷连起来结合前因后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九世之乱之混乱，和盘庚迁殷之大治，其实并不是两个事件，而是一个事件。
商王朝作为以牛马起家的游牧部落，是有着长远的迁徙习惯的。前面就说过，“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他们在建立王朝之前，就有八次迁徙，但是在建立王朝之后，一直到仲丁的时候，就没有再迁徙了。但是从仲丁开始，又在频频迁徙，而到了盘庚时代，大家又不愿意迁徙了。
这是为什么呢，在王朝未建立之前，商只是一个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屡次迁徙并不奇怪。在王朝建立之后，他们就有了庞大的上层建筑，他们要享受高质量和安逸的生活，他们就要兴建城市，兴建宫室，兴建许多建筑物。而他们的部落民们，也因为成了王朝的中心部落而迁入城市，享受高等民族待遇。
说白了，就象一个公司，未上市之前是商部落，上市以后是商王朝，而在公司草创期间的元老员工，也就是商部落的原住民，在商王朝上市后，就成了持有员工股的股东，可以坐享股息，而不用拼命挣工资了。
所以，象那种逐水草而迁徙的日子，从贵族到平民都不愿意干了，他们需要稳定下来，享受成果。
所以在成汤开国之后，在原来的夏都附近，先是建立了西毫，但是建都不久发生了天灾，成汤以为不吉利，然后又在夏都的另一个方向，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城市郑毫。
可以看出，原来建都的时候，选择的地方根据一是在原来夏都的附近，二是根据巫师占卜的方位。
说白了，并没有经过很严格的考证，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也不研究这个。
但是成汤建国时，人不够，经济也不太发达，所以根据成汤时代所建立的城市，在经过了两百多年以后，显得陈旧落伍，不堪负荷。
再加上黄河改道，结果郑毫又处于黄河泛滥的必经之路，这个都城隔三岔五地被水淹没，牛羊走失，粮食白种。
王朝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继续在这个地方呆下去，就是慢性自杀，而搬迁呢，带着一个已经享受了两百多年变得腐败而堕落的民族去寻找新的方向，去脱胎换骨重生，更象是一种开大手术的风险。
这一刀不割不行，可是这一刀割下去，失败死亡的风险更大。
是慢慢等死，还是来个大手术呢？
放在后世，或许需要权衡一下，然而在远古，人们并没有想这么多，他们更从听直觉做事。
于是从仲丁开始，就带着大家找新的地方。因为黄河的泛滥，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放弃河南一带，转而迁移到山东一带去。
但是没想到，山东是块硬骨头，啃不下来，九代商王两进两退五次迁徙，最终不但没办法把它啃下来，反而因为频频迁移，而导致经济倒退，国力衰败，内斗加剧。
九代君王，五次迁徙，最后把整个王国走进了死胡同。
然而整个商王朝这么多人，总有聪明人会去思索这一切，迁徙了上百年的失败，总有人在结总经验和教训。
一切的一切，到了盘庚这个时候，成了一个转折点。
可以说，前面的九世帝王，是在为盘庚的道路踩雷了。
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件事的成功，往往是在背后曾经有过无数失败的经验而积累。
一个新发明的产生，也许是实验室里无数失败的数据成变的。
甚至于说一句关于傻瓜的笑话：一个人肚子饿了，连吃了九张大饼才饱。如果他说，我前面八张大饼都白吃了，早知道应该直接吃第九个大饼好了，那他就是笑话里的傻子。没有前面八张大饼的垫底，第九张大饼是不可能饱的。
如果说九世五迁，是商王朝吃了八张大饼还没饱的话，那么盘庚干的，也许就是刚好吃到了第九张大饼，饱了。
于是历史的总结者们说，瞧，盘庚真厉害，前面九个王真白痴。
摩西率领族人出埃及时，如果他运气不够好，找不到迦南就死了，而他死后由别人找到了迦南城，或者走不出大沙漠，是不是也会有人骂他白痴呢？
所以，人真的要看运气啊。
所谓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才能够做正确的事。
不成功的故事千种万种，成功的故事只有一种，按比例来算，失败九次得到一次成功，其实不算太低了。
当然，盘庚的确有值得让后世夸耀的资本，并不仅仅只因为他是第九只大饼。
他能够得此荣誉，说明他比前面九个君王更强。
从盘庚迁殷以后帝国就此不再搬迁，这说明他在选址方面、规划方面、营造方面等都有着超乎时代的考虑。
他不会再像以前那些王那样，为搬家而搬家，为消除前人的势力而搬家，随便找个地方搬迁。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事，往往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后，才发现自己做的是垃圾工程。
于是盘庚在和谋士们商议之后，他选择了商部落曾经的旧都“殷”作为新都所在。“殷”地离山东较远，在黄河以北，洹水之滨，“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背山”的既可以避开洪水之淹，又适于控制四方，尤其是防御北方和西北狄戎部族骚扰，可安居乐业，促进农牧业经济发展。
盘庚把他们的族人带回到部族的发源地，商王朝迁都再频繁，但这里还有他们最原始的遗民，在这里，比在山东更能够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在祖先的发源地，人心更容易聚拢，更容易使得商王朝以“先王”和“上天”的名义来进行统治。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了，因为九世之乱屡屡迁徙离乱，所以到盘庚时代，既有前人的宝贵经验可以吸收，但又有前人的错误政策，失信百姓的事要他为此买单。
盘庚的迁都，变成一场格外艰难的历程。他要跟他的部族，跟他的子民沟通，说服，让他们跟着他走。
关于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只能够以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来进行推测猜想。《尚书》中留有《盘庚》三篇文章，所谓的“尚”就是“上”的意思，“尚书”就是从“上古流传的典籍”。这本书相传是由孔子整理成的，里面记载的是上古所留下的历史资料。而《盘庚》三篇据说是有史可查最古老的篇章。
中文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的古人就意识到，人的语言会因为时代而改变，所以把文字与语言进行分离，也就是所谓的白话和文言。在春秋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来，比如楚辞中大量的语气助词、感叹词、形容词，诗经中国风里大量的排比句，这些作为白话记录，和当时官方典籍中精确节约无一字浪费的记录，在当时就已经形成极大的反差。
所以，白话文和文言文之区别，不是在现当代，而是早在远古就已经形成了，所谓近代“全面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进程，孰是孰非，也许在将来都会继续争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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