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那个年代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凯参与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反工作组行动，就完全是出于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长沙中学生最早的造反行动，我的父母当时还没有遭到批判，虽然后来工作组的人把父亲的历史问题拿出来压制了他。随着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何等的高兴。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省委院子里拦住一中工作组干部的自行车，那种执拗地要干部向他说清问题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这时的我一如既往地是小凯的追随者，哥哥的反工作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也成为班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鼓动同学们自由出去串联的学生。第一次串联我们就是三姊妹一起走的，我们从长沙经武汉到北京，一起参加了1966年11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之后小凯就忙于到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而我则随表姐去了大庆油田。从北方回来后，我知道小凯正组织同学步行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股劲头很有点像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1967 年上半年。小凯1967年2月的第一次被捕，我的触动并不大，因为那时被抓的造反派太多了。妈妈却吓坏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小凯被关押的湖南绸厂，可是看守拒绝我们看望小凯。往回走时夜黑风寒，妈妈坐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看着妈妈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这才感到事情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天真。
　　1967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比较混乱，武斗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这时虽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但态度比较消沉，一般就跟同学们出去看一看，没有什么行动。记得196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妈妈找到我们学校寝室，把正在睡午觉的我叫起。那时我和哥哥都住校，很少回家，父亲被隔离在单位，妈妈虽不被允许回家但在单位还比较自由，我的学校离妈妈的单位很近，妈妈是听到外面武斗的消息寻来的，为我特别是哥哥的处境而担忧。她一再叮嘱我，叫我一定劝劝哥哥，不要那么“冲”，说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事情的轻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可母亲那种对于孩子们的担忧和痛惜令我年轻的心第一次颤动。我知道，那时哥哥基本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我不断听到他的言论和文章的消息，对他是又敬佩又担忧。敬佩他敢思敢想敢说，担忧他那些激进想法总是那么鹤立鸡群、不合时宜。19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专门跑到一中找到哥哥，和他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是雄辩家，他批评我散布灰色论调。
　　1967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红中会是省无联的学生组织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舆论压力，到哥哥的《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抛出来时，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1968年1月23日早晨听到母亲自杀的消息。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23日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 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叹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突然激愤起来，争辩道：哥哥不是反革命，妈妈也不是黑手，你们都是乱说！之后我边哭边历数当时的大字报及报纸上对于哥哥和我们家的编造和诬陷，直至声嘶力竭。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就着月光和眼泪写日记，可惜后来那几页日记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哪，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有很大关系。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的儿子可能是黑暗的前途感到绝望的心情，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一个笔记本，那应该是在1967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有几句交代外，对我们三个小的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的这段遗言我传递给了哥哥，在哥哥逃离长沙前他曾给我带过一个字条，写到了妈妈，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仍然坚信他的观点与理论。
　　1月24日晚，那个著名的“批示”就在长沙大街小巷广为广播。大约是批示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走得很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同时，请我找一张妈妈的照片带给他。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18元的生活费，我手上并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的书柜内找到了父母遗留在书籍里的几百元钱。我给红中会的同学带去了200 元，还带去了妈妈的照片和我的同学陈玲琅以及从武汉来找曦光未果而留在我这的哥哥一中初中同学曹某①的地址。我的意思是哥哥如果没地方去可去找他们，一个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曹某，他也曾对我这么许诺。没想到哥哥后来真到了陈玲琅家，一直住到离开长沙，并托陈给我带来了那个字条。离开长沙后他也直接去了武汉，却被曹出卖在长江大桥上。曹曾在哥哥的同学们中备受指责，我也很懊恼怎么给了哥哥这么个地址。今年春节，我在澳陪伴小凯时他说到了曹，他告诉我 2003年他回长沙时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在大家都指责曹时，他却表示了对曹的理解，认为自己曾是中学政治老师的“爪牙”，批判过曹的日记，也使曹受到伤害。
　　哥哥被抓回长沙的第一次批斗会在长沙一中，我去参加了，虽然在会场的角落，但对哥哥的无穷批判和凌辱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校园内游斗时，哥哥鞋也掉了，衣衫凌乱地被人呼喝推搡，使我再也看不下去而悄然离去。以后他的批斗会我再也没去过，只是开始奔波于河西父亲的“学习班”和关押哥哥的城南左家塘看守所给他们递送东西。这时的我再没有“文革”初期的激情与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观点的是非争辩，我想起的是母亲的嘱托和母亲走后我应承担起的对亲人的担忧和关爱。给左家塘送东西被审查得很严，一些书籍哪怕是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和马列单行本也不让送，所以每次只是送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品。很多年后，当我看到哥哥的那本《牛鬼蛇神录》时，我曾深深地自责，当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哥哥曾经那么饥饿，我却没想到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想办法给他悄悄地送进去一点营养品。1968年12月我下乡后，送东西的任务留给了妹妹小成，但小成在1969年也离开长沙去了山西。1969年哥哥被正式判决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
　　1970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家人的信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深记读那封信时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学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立即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沙，并去农场看望哥哥。自从1968年12月到达农村后，我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埋头只干农活的状态中。那年春节我回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的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没左家塘管理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直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到就寝时间催促哥哥回去。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们大队部晒谷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硬，我和着衣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炮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象哥哥他们在那里面的生活，以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他们应该更加糟糕，所以，那一夜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与难受。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之后每年我都在春节回长沙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弟—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告知需要些什么东西，要的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来《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1974年父亲回长沙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父亲的关心与爱护。记得有一年我离开三大队准备搭车回岳阳时，田间小径上跑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卢国安，一个并不认识，他们交回我给哥哥带东西的旅行包，并示意里面有东西，看着他们神色慌慌地躲避着干部和武警，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拎着包赶紧向汽车站跑去。回来后一清点，是一大沓哥哥写的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 1972年邓小平初次复出后出现的很重的复旧风潮的评论。我心中嘀咕，哥哥怎么本性不改，仍在这大放厥词。我不知将这些东西收藏在哪好，记得是放在床板底下，很遗憾，后来这些东西就没了踪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走向结束，建新之旅越来越轻松。这主要是在心情上，哪怕我曾因为没赶上回岳阳的班车而徒步70华里走到洞庭湖边。我再也没住过茅草房，最好时住的是场部干部招待所。特别是哥哥到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后，行动便自由多了，我曾看过哥哥在学校上课，还结识了与哥哥处得很好的农场干部子弟出身的李老师，1989年我再回建新为哥哥英文版《牛鬼蛇神录》拍照时就和她同眠同聊于她在子弟学校的宿舍。1977年哥哥刑期将满在出监队时，为争取能按时释放，我也在思绪不安的哥哥的示意下，积极地对出监队长周某行贿，那是我第一次给这样的干部送礼。后来周某执法犯法出了事，省公安厅曾找我去询问，把我也紧张了一把。其实，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的《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哥哥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都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像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 的人，在与他的相见和给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起过对我的感激，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经历与情谊，就连临终时的小凯也还记着我，在他的“最后的愿望”中留下了对我的关爱，接到小娟给我寄过来的文书，我真是热泪涕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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