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小凯　　杨晖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杨晖
　　（杨小凯妹妹）
　　告别你恍若在昨天。
　　我在7月5日中午接到小娟的电话，说小凯不行了，我马上订了7月6日晚飞澳洲的机票。飞机在7月7日墨尔本时间6点55分着陆，行李等了很长时间，大概20分钟吧，更不幸的是，我被抽查了，出大厅时已是7点36分。在我们驶完了近50分钟的车程，于8点26分走进家门时，小凯已耗尽最后一点气息，离我们而去，那是在澳洲时间7月7日7点49分，北京时间还只是5点49分。
　　抚着小凯不闭的眼睛，握着小凯仍然温热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百感交集的我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含混不清地重复：小凯！小凯！小凯……
　　墨尔本冬日的阳光撒满整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悲伤的我和安静的小凯。我就那么坐在床前，坐在那张今年春节我来澳洲陪伴小凯，坐着给他朗读《圣经》篇章，好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的椅子上。看着如今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和迅速苍老的小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坚强、从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小凯怎么就没抵挡住癌细胞的攻击而盍然离去！要知道，你曾是老父最后的希望，母亲心中的痛惜，兄妹眼中的骄傲，你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更是你所开创事业的舵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你付出得最多，却没等到收获！你的壮志未酬，你的妻儿还那么弱小，你实在走得太早!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为准备对小凯的悼念活动，我与唐人电视的蒋勤女士一道匆忙编辑了一组小凯的生平照片。看着影像中幼稚的小凯、成长的小凯、瘦削而沉思的小凯、壮实而颇有学者风范的小凯，我的思绪才开始忘掉这两年见得太多的病痛中的小凯，而回到与小凯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童年和敢想、敢说、敢干的充满理想的青少年时期。
　　跟随你走过和煦的春天
　　在兄妹中，由于我与小凯的年龄最相近，我小他两岁，读书时他只比我高一届，所以我与他跟得最“紧”。小凯从小就是机关大院里家长们口中的孩子们的榜样，是学校及机关少年之家孩子群中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小凯的优异成绩和当学生干部并不是我羡慕的，我佩服的是他总能干出些别人想不到、干不出的事情来，就我这个“跟屁虫”来说，这是最大的骄傲、信赖与依靠。
　　记得我们同在省委机关新湘幼儿园时，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小孩子肯定是喜欢回家的，有一次，不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居然带着我从幼儿园翻窗 “逃”回家。我们，当然主要是小凯的行动让父母大吃一惊，在幼儿园也是件大事。小凯总是想做就做，而不像我羞羞涩涩从不敢随思而行。1958年我们住在省政协时，正是“大跃进”时代，小凯居然能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试着自炼废铁。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伙食，家里喂养了一些鸡鸭家禽，小凯是最积极的饲养员，我们都笑称他为“鸭司令”。一次，阁楼上的兔子死了，他居然能像课堂上老师说的那样把它来个全身解剖，看得我又惊又喜。1962年，我小学五年级、他小学六年级时，父亲作出一个决定，让小凯带着我到北京亲戚家过寒假。父母给我们俩买了个软卧，我们两个没有大人带领的半大孩子很快就成为乘客们注目的对象。小凯沉着、镇定、睿智的态度得到大人们的一致赞扬。同车厢的是一群回北京的海军，一路上照顾我们俩竟成了他们的义务，在他们的讲述和介绍下，我们甚至吵着下车后一定先跟他们去看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成长中的小凯在我们同龄人的眼中是能干大事的人，起码也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他勤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写日记，他多次向我及他的同龄伙伴们介绍写日记的好处，既练习写作，又记下所思所想，回过头来翻看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回味与享受。可惜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小凯从小学到初中的日记就记了一大摞。“文革”抄家时我曾想方设法将小凯的一摞用活页本记下的日记辗转保存，只可惜在我回城后在父亲家多次的动迁中散失了。身处长沙，毛泽东的母校长沙第一师范旧址是肯定要去的。印象中，小凯对毛泽东青少年时的雄才大志很是敬仰，特别对于那句毛泽东也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于心。寒冬季节，他在家中和在学校都多次像毛泽东那样洗冷水浴，中学时每天上学都坚持跑步。我那时上学与他同路，他经常从那个湖南省委后门通向一中的长坡开始，绕着之字形向上跑，一直跑到学校。他告诉我，中学运动会上他参加的是5 000米长跑，我说，那太难跑了，他说，那最能锻炼耐力。而鼓动几个同学到橘子洲头去畅泳和横渡湘江，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很早就开始了。这与我们家的经历有关。父亲1959年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右倾分子余孽和1962年的甄别平反给小凯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曾多次和我谈起1962年他随平反回城的父亲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时的人和事。那一年，他在复旧风很浓的气氛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长沙市一中，父亲很为他高兴，他也是省委干部子弟中少数几个凭成绩考上的人之一。逐渐长大的小凯很愿意接触社会，1964年，他曾随在省总工会工作的母亲到湘潭锰矿参加社教，体验那种与工人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时中国的形势已很左，我们都受到很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5年小凯初中毕业时，曾闹着要到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又提出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师范学校，把父母急得要命，使劲做他的工作，他才又考了一中高中。进入高中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记得小凯对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很感兴趣，认认真真地抄录下来，还让我帮着抄录，对其中那些批判5分制以及中国高干与高干子女的特权等说法很有同感。我一直觉得，小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思想都源于他的经历和教育，他是个很能独立思考的人，并且勇于实践与表达，并不像后来很多人说的，是因为父母亲被批斗而参加造反派。可惜，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和小凯来说只是一段永久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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