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新框架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却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却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的是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角点解（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型。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效应（由于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的机会成本、其他固定成本以及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经济效应与降低交易成本之间作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为刘孟奇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型）。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效应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种类数，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产品。当交易成本继续降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种类数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增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商业周期、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者—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使效用最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所以也要求在长期均衡下，人人获得相同的效用水平。这个假定看起来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地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交易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外生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有待商榷。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迪亚曼特拉斯（D. Diamantaras）与吉勒斯（R. P. Gilles）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 Ng）、杨德新、张定胜、杰弗瑞·萨克斯与克里斯·图姆巴索（Christis Tombazos）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博兰（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将新框架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杜巨澜、廖柏伟、刘孟俊、曲祉宁、王建国、张华嘉、张永生、赵益民、史蒂夫·米勒（Steph Miller）、乔治·里弗斯（George Rivers）、罗伯特·赖斯（Robert Rice）、伊恩·威利斯（Ian Wills）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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