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梓彬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一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杨梓彬，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多髭zī的大方脸，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口无遮拦，常语出惊人，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听说他上第一堂课，不是先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先问什么是哲学。说毛泽东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概括是错误的，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是知识体系，哲学是价值体系。东西方哲学的不同，除了方法论，主要是价值观。东方重集体，西方重个体。许多差异，包括文化的差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差异，都由此而来。在当时，这种话，还没人敢说。但学生爱听，他的课场场爆满，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
我去旁听过几次，发现他偏爱儒家。在他那里，儒家学说几乎成了传统文化和中哲史的同义词。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成就一种理论道德和一种内省的人格：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他说现在的中国，这种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只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传统文化的重建。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同考古学家原子物理学家那样，专业以外无知，只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士如此，天下焉能不治。
那天，在一位同事家中，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儒家是治水社会的产物，与极权制度共生，免不了泛政治化。像崇拜宝座，重农轻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问题。这是泛政治化带来的问题，因此也是器用层面上的问题，变异无常。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你只有认识到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才有可能认识到，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是难以服人的。况且孔子孟子荀子，观点各不相同。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儒生亦佛亦道的也很多，何来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说我们扭在一起，已经几千年了，又能怎样呢？他说我们不是扭在一起，是斗成一团。你这个样子，还要再斗下去。冤冤相报，没玩没了。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幼家道艰难。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得到马寅初先生的赏识。选学中国哲学史，又为冯友兰先生所器重。后来一头扎进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写信给老父亲，要求把家里仅有的几根金条，上交给党和政府。动员无效，就揭发，以致那点儿家底被没收，自己也断了接济。
一九五六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我们教条得够了。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率先贴出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掩盖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结果是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一九六二年，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逼急了，也大怒，把他迁送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忧国忧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以百姓疾苦为重，吸取五八年的教训，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县委秘书在电话里把农场场长训了一顿：你们那里阶级敌人气焰嚣张，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翻天了吗？！场长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他都只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从前的老师、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主席或总理。没桌没椅，冰天雪地地呵着冻手，十几万字连抄三份，这个工程，我听了发怵。这份耐心，我更不敢想象。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就是反扑，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结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县上迅速追查，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受到哲学所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和竭诚帮助。特别是逻辑研究室几个朋友，为他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他在哲学所住下来，写了个材料，分送院、所党委和中组部，要求解决当年的问题，并赔偿他二十年来物质上、精神上、学问事业上所受的损失。
几位师、友、同事看了他材料的底稿，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告到中央也不行，还是算了吧。他默然。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马寅初先生把他的十万言上书还给了他，说写得非常好，看了很感动，但是没有用，还是算了吧。他默然。
在乱哄哄的北京城里没个去处，他整天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不见人面。几个月后，写了《关于国家学说的反思》、《从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说起》、《宪法?国家?政党》三篇文章，以现实为参照系，重新评估了自己往日的信念，说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想拿去发表，被朋友们拦住。
在那波诡云谲，连投机专家们都把不定方向的年头，没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倒也没事。后来敦煌县委接获哲学所领导的通知，派人到北京，把他带回敦煌，又送进了那个他待了十二年的农场。不过在新形势下，没人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反正“大锅饭”养着，听其自便。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陋室独处，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我想，大概，仗不会打得太凶。马家和儒家，都以整体为本位，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无须调整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就可转换。难只难在要有点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三
他自称漂泊者。我说他不是。当然他也漂泊，从东北到西北。但随时随地，都准备扎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繁华落尽，只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仍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四十八岁才当上个教授，才第一次结婚，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照顾无微不至。他的夫人王慕东，有时还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王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直到老人满意。从此我明白了，什么叫“贤淑”。
一年后，得了个儿子，叫杨阳，壮实聪明。三年后老父去世，他又把癌症的岳父和岳母一起，接到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很高兴，搓着手说，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不穷不达如我，能够教书育人，又照顾好亲人，也算不枉此生了。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一天，他气虎虎地跑来，说北大那摊子，真是不像话！原来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了队，现在被众人围攻，备受屈辱，他感同身受。说，当年江青代表毛泽东，到防震棚看冯老，北大的人争先恐后夹道欢迎，摇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这些人，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杨梓彬就变了。一百八十度。我发现自己错了，很痛心，很惭愧，就变了。这些人不是变了，而是没变。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记忆没有忏悔？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反对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这么发泄了一通之后，他匆匆去了北京。去向那位无助的老人拜谒请安，呈上深深的感激与尊敬。
世事如棋，不到三四年，局势又变了。我被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又是“四项基本原则”，又是“清除精神污染”，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火药味儿。新上台的系主任刘文英向上级打报告，指控我犯了宣传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罪行，要求在处理以前，先责令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以免毒素扩散。上级批准后，他开会宣布，叫大家谈认识。没人发言。我发现坐在前排的杨梓彬，公牛脖子越来越红越来越粗。突然站起来说，刘文英，你把人格丢完了，换来个系主任当当，值当的么？坐下后，又说，要当就好好当，别武大郎开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在棋局变得很快，“清污”又不了了之，老杨没事。我拒绝复课，离开兰州，先去四川，后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出狱后，逃亡前，住在成都东郊。他趁到德阳参加国际儒学会的机会，来家聚会了几天。计算日子，分别已经八年。八年来我的头发白了许多，他头发更白了许多。见面之初，互惊老丑。
正是逃亡的前几天，香港支联会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到了。带不走孩子。老杨提出，在我走后帮照顾我的女儿高林。他家里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问高林去了住哪里？他说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间里隔出一个小间，就像杨阳在他们房间里那样。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代理父亲，绝对不会失职。我告诉他我妹妹一家都住在成都，高林住她家，请我姐姐来照顾，这样比较好。他去我妹妹家看了情况，我走后又在成都等了几天，等我姐姐从江苏赶来，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回兰州去。
路上，我带着他八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观》、《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财富观》、《孔于是人类思想家》等，洋洋百万言，看了好几天。发现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为己之学”的内省精神和理想人格设计，而着重于一种理论架构对于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起何种作用。他预言这种冲突比亨廷顿早了十年。他缺乏亨氏的国际视野，但有一种衰败国势下的民族主义激情——恐惧。这恐惧把他的理论，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学潮中，他给学生们散发的一封长信。表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们把眼光放远，以健康、安全和前途为重，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掷，更不要绝食，留下迴旋的余地。情词恳切，声泪俱下，焦急如焚之状，跃然纸上。想当年他逼老父捐出金条，给毛、周力陈时弊，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想，他一丁点儿都没改变。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心。零度也罢，“一百八十度”也罢，他都是那个真诚的他。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
别来远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听说，他当上了西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做到了“修身、齐家”，还剩下一个“治国、平天下”了。不知道这中间路上的深井高垒龙门阵，他几时能过得去？我只有给予最好的祝福。
谁令骑马客京华
一
一九七八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
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与李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开头是“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命运只比我略好。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后来的变化（所谓“告别革命”）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弯曲的、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依我看，胜似乃师（启功）。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只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像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神堂”。他说参拜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己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积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金石般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地打，锣儿当当地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像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写出来才发现，要把手稿变成铅字，很难。那时可以随便说话，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言路虽有所放宽，还是有个底线，很硬：不能议论领导权的合法性。
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思想开放、正直勇敢着称。编辑谢韬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曾因胡风案坐过十几年牢，对于独裁暴政，怀着刻骨仇恨。他们很喜欢《异化现象近观》，下决心打个擦边球。观察形势数月，终于在七九年秋天，给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基本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用此文不久，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
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
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像《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八〇年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为期一年。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坡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时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金吾仑先生是自然科学家，有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么？！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都不来上班，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挂念，都不写信。十分抱歉，无法解释，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么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日复一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嘛那么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锋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帖大字报的地方。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年后，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
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着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像已经结束，又好像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像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像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像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前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三篇文章，先发表的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刊于八一年《哲学研究》月刊第四期，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季刊第四期上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么？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文革小组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封为黑帮祖师，到追问“为什么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泽厚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淡漠了。
一九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让小雨交给他。小雨拒绝，说她没看见过。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
万万想不到，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好，只是被赶出北京。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谁也无法可想。档案被退回兰大，我只有回去。回去后给包遵信画了一幅敦煌壁画，感谢他的大力奔走。题句云：“画壁曾思秉烛游”。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么，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告别兰州
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中央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对象包括刑事犯罪封建迷信黄色录像带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从把这些风马牛搅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战术，我知道争辩已毫无意义。
不管有无意义，我是摊上了。几年来发表过一些谈异化与人的文章，成了整肃的重点。被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勒令检查。已出的一本《论美》，禁售之后，还被毁版。
但是运动没搞完，忽又收场。听说是党内斗争出现新形势，详情不得而知。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
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
那天到图书馆地下室，去看画家卢象柏画画。正画着，哲学系总支书记、有名的老好人蔡寅突然冲进来，说你怎么没去呀？！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吓一跳，问哪里去。他说宁卧庄呀！首长在那里等着，校党委在到处找你，你怎么躲在这里？！我说我没说要去，干嘛等我？他嘴一张，却没说话。我又说，习惯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他脚一顿，掉头走了。
在场的人，都说我不该话那些话，不该不到宁卧莊去……众口一词，我也觉得不安。出去找到老蔡。我说老蔡，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别给他们说了，你就说我忘了。他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了没有，他说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他说那里那么多人，我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是把我坑了吗？也有理。
十几天后，他老兄拿来个文件。是刘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处提到这事，说，高尔泰同志，我等了他半天，他没来。那就再等一等，我们要善于等待。看到这几句，我知道没事了。但是没事了，不等于同志了。兰大党委和他们新任命的哲学系主任刘文英，先后从北大和人大请来几个声名狼藉的清污人物，黄楠森、陈志尚之流，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批判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叫做消毒。黄楠森
消毒同时，要我复课。我要求他们先为听课道歉。他们不肯。说当时是当时的形势，停课是对的。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复课也是对的。我拒绝复课，要求调离。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
我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但我还是想走。兰州工业污染严重，烟尘一怅望，素衣化为缁，是一个美学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产的城市。白天看不到蔚蓝的天，晚上看不到清亮的星，窗外是高楼，没有地平线，没有一株雨打风吹可以听着入睡的树。我早已堵得慌，但是走不掉。虽然“新时期”宽松多了，要走也得有个理由。个人的理由不是理由。现在非个人的理由来了，就紧紧抓住不放。
我强调我开的是美学课，带的也是美学研究生，无关政治，无关形势，停课无理，必须道歉。否则，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说停就停，那还怎么工作？他们不道歉，我不复课，就在家里呆着。但有学生成群结队来访，问这问那，比上课还忙。
大家都说消毒报告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异化是个什么东西。要我给做一次讲演，谈谈这个问题。我答应了。哲学系劝阻，校党委禁止，学生们坚持。学生们贴出海报，校党委派人撕毁。撕了贴，贴了又撕，再贴再撕，形成较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消息传得很快，似乎满城风雨。后来还发生了因刘宾雁在《文汇月刊》上批评兰大党委撕海报，引起后者抗议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海报的事，引来更多听众。除了本校的，还有其他院校的。有的是从离城数十里的西北师大搭几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的，时间是晚上，怎么回去是个问题。更意外的是，有些人来自文联、报社、科学院、医学院甚至一些行政机关。临时换了三次地方，还是挤不下，过道里和窗台上都塞满了人。迟来的聚集在室外，沸沸扬扬。几个学生帮开路，好不容易才挤上讲台。心里掠过一丝，对自己角色的困惑。（怎么会这样？这是干嘛呀？）
我先界定概念，我说异化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知道什么是异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由于努力的途径不同，异化又可以分类为，例如技术异化、语言异化、社会异化……等等。工农业污染、核扩散等等是技术异化。明代的李贽所说的“言假言文假文满座皆假”，是语言异化。他后来死在监狱里，假人把真人当疯子关进监狱到死，就是社会异化。
下面有人递条子，要我举个现代的例子。我说把自己不当人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光想着做齿轮，做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没想着做个人，做个自己。比如大家知道的金训华，他因为在激流里抢救一根木头而牺牲，因此被封为英雄。戴着英雄的光环，活得连一根木头都不值，这就把自己变成了物，变成了非人。是木头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木头而存在。同样地，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物的世界愈是增值，人的世界就愈是贬值。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是异化的复归。
我说把人当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人。下面有人递条子，说别人不拿你当人，你自己当，算数么？我说金训华下水的时候，许多人没下，活下来了，算数么？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主动争取，你就是忘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说着我突然发现，我走得太远了。夜越来越深，人却越来越多。提问的条子也越来越多。问题尖锐，无形中已经不是我带动听众，而是听众推着我走。
于是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人问如何评毛，我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判断。有人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我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有人问解放派和凡是派的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一介平民，与官场春秋无涉，不知内幕。我说从来宫廷内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会要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派永远会有，不用担心。说到这里，不禁又漏出一句：但是全国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宫墙后面几个人内部斗争的谁胜谁负来决定，终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有些问题很个人，问我的经历计划治学方法之类。我说没有治学方法，我是一头野生动物，多少年没有书籍没有朋友没有信息，谈不上治学。脑子里有什么，都是从一个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东西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往往车轮子才是它生长的契机。说着我举起一摞还没看的字条，向大家道歉。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回答了。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告个别，我要离开兰州，相信后会有期。掌声中又有人递上条子，让说句临别赠言。我说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
公开告别，是表示走的决心。那时候的中国，和粮食关系挂钩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各路诸侯有派别，已不再铁板一块。我想只要有地方坚决要，即使这边不放，也不是绝对就走不掉。这是新形势，我想试试。正好有几个学校邀我讲学，打算挨个儿走一圈，找个自然环境较好，较可以安心工作的去处。讲演后不久，就上了路，没再回来。从此大西北风沙弥漫的厚土，成了我忆梦中的一朵停云。如此沉重，又如此美丽。
旧相识说起兰州，不约而同地，都把我那次讲演，称之为“告别讲演”。“告别”二字，在我听来，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作过讲演。那以后短短几年，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和人文精神的式微（美学热降温是其最初的表征），全社会的精神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也已经转移。我想我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应该有自知之明，谢绝了所有讲演的邀请。
就像一只孤狼，又回到了它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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