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学本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一
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千干净净，文质彬彬。
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系主任，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地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革命。那时革命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不是好欺的。
这么玩儿了一阵之后，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像人家幽了一默。
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地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校园里学术空气稀薄，特别是文革后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户。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雕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于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
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后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迴避吗？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么费耶阿本德，什么波普尔，什么“证伪”，什么“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资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pián手胝zh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二
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只我一个，还有杨梓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后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后，什么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么都缺。后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只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乘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来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么，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
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才是异化。他说，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那么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
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么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只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时，没别的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后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柜，找出来请他给看看。
几天后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我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我唯唯。记住了吗？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么，怎么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么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
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于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于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于，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后，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只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幅之用”，你要填空，等于拆幅，那怎么能行？
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于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么，善和恶有区别么，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么，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么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着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
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么多年，该去闯一闯了。临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么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么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
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后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后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
他收到后，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是当期的头一篇。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于“正统”等于“左”的公式，不以为然。
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是新时期了，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么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
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苍白清癯的脸更加苍白清癯，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
我说，这么伤脑筋的书，能看么？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于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想写一本关于《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不让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
几个月后，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无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
他们没道歉，我也没复课，离开兰大，到了成都。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连中午饭都难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写信去劝阻，都没回信。两年后，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书稿：《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要我给写个序言。那时还没复印机，都是他亲自手抄，四十万字一笔不苟。附信中说，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评反驳都可以，这也有利于推进研究，不要客气。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著，出版后回响热烈。它从纷繁的资料中理出了一个异化概念发展的脉络，比较了这个概念的几种现代形态。在厘清了——例如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论，东欧人文学派的客观关系论……等等异化观的异同，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以后，再返回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马氏后期著作中的几种用法。不但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了马克思。
在序言中，我说，一般人出书，都要请名人作序，抬高身价，拓展销路。像作者这样，找个小人物，还教指出错误，我没见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风格，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诚，以及这本书的货真价实。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只说了一半。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丝遗憾——他终于没能找到，那开启意义之门的钥匙。仍然没能填补，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
这也难怪。说到底，迄今为止，除了宗教家，有谁敢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出狱后住在成都，他寄来一笔钱，说是几个朋友凑的。我没那么困难，他们也不容易，惶恐之至，连忙如数奉还。逃亡前夕，他来看过我一次。身体单薄，不堪长途旅行，几乎又一次病倒。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闭门读书，为现象学的流动无形感慨，为工具理性和本质主义的语义混淆犯愁。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败，社会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校园和科研机关里的勾心斗角，连同西方国家的技术异化和工业东亚的社会异化，一股脑儿都说成是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是人类为实现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身统一所作的反面准备。他说，“我就是不相信，世纪末的时尚一一后学解构潮流发给虚无主义的通行证，能够永远有效”。
大哉斯言！
他是不是中国大路上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我不知道。
编案：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韩学本先生因脑溢血过世，享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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