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天苍地茫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天空地白
一九六四年，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梳着个马尾巴髻，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爱跑爱跳。暑假里，跟着她的父亲，著名医生、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到莫高窟来玩。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她从没来过。父亲工作时，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钻来钻去。
我在洞中临摹古画，日日面壁，不见人影，都快变成达摩了。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不由得眼睛一亮。她天真无邪，毫不认生。又好奇，问长问短。我给她一一讲解壁画的内容，又带她看了几个别的洞子。她从小受党的教育，鹿王本生，五百强盗成佛，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所有这些故事，都从没听过。来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很爱听，但又困惑，问，是真的吗？
我教她不要太认真。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她很感兴趣，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话题一展开，就讲不完。已而悬岩的阴影，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她跟着我下山，要我讲给她听。一直跟到我屋里。说，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十几年学都白上了。我说也不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
她环顾四周，有些惊讶的样子。说这个太破了，干嘛不买个新的？那个用不得了，干嘛不买个新的？我说没钱。没钱是怎么回事，她好像不大明白。问她到过农村没，她说曾集体支农，到郊区摘棉花，没进过村。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就会明白许多。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世事洞明皆学问”么。她没读过《红楼梦》，把这两句抄了去，说是很有启发。说这次遇见我，对她帮助太大了，真是幸运。
从她真纯的目光，我读到一种崇拜，很高兴。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也有一种幸运之感。但她走后，再没来过。有时进城听报告，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她在校不但成绩优异，是校篮球队代表，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我真难以想象，她那个学生会主席，是怎么当的。
第二年，敦煌搞四清运动，查出她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军医官，信基督教，给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天天在家没事，苦得不行。
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好像没事。我托熟人带信，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和第一次见面不同，她似乎长高了些，瘦了，沉静了，清纯的气质里，多了一份深沉。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她说她爸有了事，就像全家都有了事，亲戚朋友断了往来，连同学们路上见了，都不招呼。她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和他们的家里人的遭遇。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我说这种事太多了。你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出了事很孤立，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哪怕都种地，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但是不准许，只好算了。
我说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还是不去为好。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住脚，不要被困难打倒。只要你站住了，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就等于把外在的苦难，转化成了内在的精神财富，坏事变成好事。
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唱高调。但是她很爱听，显然受到鼓舞，脸色渐渐开朗，终于有了笑容。说，上次回去后，一直想给你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一直没写。我说我也是。从此她常常来玩，我带她看洞子，爬山，找化石，采红叶，听她说说各种事情。学校里的，家里的，社会上的，心里面的。她那时二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很小的事情，说着就哭起来，一忽儿说到高兴的事，眼泪没干，又笑了。
我们决定结婚时，文革已经临近。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反革命的女儿，很引起注意。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他的夫人、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
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五彩缤纷，倒也喜气洋洋。上车时，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我问这是干嘛，她说你们拿去，用得着的。我说你们呢，她说家里有。那天晚上，闹洞房，乌烟瘴气。美术组搞雕塑的孙纪元，一直坐在床上，不声不响。人散后才发现，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扑不掉也拣不尽。我相信，这不是民俗，而是人心。
文革将临，空气里硝烟弥漫。人心诡谲，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一个个伸长脖子，在窥测和等待。“家”成了唯一的避难所，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有着纯净的空气。可以卸下沉重的铠甲和假面，做一阵子真实的自我。
每月领了工资，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剩下的，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她闻讯后，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每个星期，我们要进城一趟，去看望她的母亲。荒凉沙洲，道路艰难，小站候车人寂寂，大漠走马月茫茫。斯情斯景，已不可再复，当时只道是寻常。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房间和心，同时显得空落，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桌上的一枚发卡啦，挂着的一条头巾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和忧伤。
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揪斗，抄家，昏天黑地。几个月没联系，她突然来到。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还有人问，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散会回去看到她，很意外。她说她害怕得很，要来看看。她已怀孕，脸色憔悴。包裹里有一些食物，一些各地红卫兵自办的“小报”，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
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恩害怕，趁她不在，把她带去的我的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讲了个“破瓮不顾”的故事给她听。她如释重负，又笑了。
“家”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甚至半夜三更踢门，叫我起来卸车。她怀着孩子，经不起这般吓，只有劝她回去。她在走以前，瞅着没人，给常、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药物和“小报”。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高林，取父姓与母名，兼取来人诗意，以求吉祥。
这年十月，上面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没开除，算是大好消息。为尽快告知她，我连夜赶进城去。在戈壁滩上抄近路，又迷失方向，走了一通夜。虽然疲累，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也觉值得。她母亲曾经听说，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大家都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
但是很快地，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所里的革命群众，分为敌对两派，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工作组早已撤走，无法揪回。被“保护”的一小撮，被打得更凶（说是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叫永世不得翻身”）。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每次斗争会下来，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一九六七年元月，女儿高林出生，我都没在她们身边。
翌年夏天，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到莫高窟看我。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住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浴室面积六平方公尺，墙壁斑驳剥落。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一块隔板。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不过位置偏僻，门窗外风景极好，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也难得。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也很方便。
更难得的是安静，没人再来打扰。所里斗争剧烈，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加上我们，已超过人数的一半。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作为“死老虎”被撇在一边，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别的不管。那时我每天扫洞子，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和晚上的“学毛选”以外，没事就抱着孩子，和她在树林里走走。孩子还不大会说话，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反应很快，表情十分丰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我去劳动时，她一面带孩子，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她仍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
看来形势不坏，我很乐观。不知怎么的，气氛又变了，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九月下旬的一天，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女的搬到老库房。要请完罪立即就搬，不得拖延。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不得不走。几个月后，城里搞下放，她们祖孙五口，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她和高林两个，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插队落户。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才知道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算是第二次解放了，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叫我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出发，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我坚持要求，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只给了两天假。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孙纪元等人，我得和他们一路。
搭了一小时便车，下来走了十几里地，遇见一个牧羊人。向他问路，不知东方红，也不知向阳。说这里叫红柳墩，过去是枣庄，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到公社一问，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驻马店再往北，就是沙漠了。沙漠边缘有十几户人家，一年前叫黄羊沟，现在叫向阳四队。
北国春迟，望中没有绿色。耙过的地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愈走愈荒凉，到那里已经傍晚。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杂沓掀起团团黄埃。干畜粪煨炕的气味，辛、苦、重浊，一股子乡土的亲切。一个老婆婆，在井边汲水，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屋里烟气弥漫，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让上炕坐下，问长问短。
说起来才知道，这地方用水靠井。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公社。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寄出去的信，他们也给捎。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小伤小病，可以找队长的丫头，她是赤脚医生，箱子里有点儿药，有时候也管用。要不，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
说着茨林进来了。高林走在前面，包着头巾，穿着大棉衣，两袖过膝，像只企鹅。只露出一张小脸，仰着看我。我说，认得我么？她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细小，羞怯而犹豫。我抱起她，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茨林也包着头巾，满身土，已经像个农妇。笑容灿烂，看来身体挺好，放下心来。
回家路上，问她爸妈在哪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隔约三十来里，她妈还来看过她。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这次来不及了，下次吧。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说我明天就得走，去了再想办法，把你们办出去。
高林要我一直抱着，进了门还不肯下地。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走了一天路，你不叫他息息吗？孩子立即两腿一蹬，说要下去！我说这么听话呀？她说，哪里，你等着看就是了。屋里一股子烟熏味，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点上灯，她就去煨炕。炕很大，占半个房间，但只有两个人睡觉，四分之三空在那里，裸露着土炕面，很难看。另半间屋有个旧锅台，两个人用太大，旁边又盘了个小锅台。大锅台没锅，张着黑嘴，更难看。我想把它打掉，她说别，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放在上面，正合适。
第二天，她抱着高林，送我到大路边。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她们还在那里挥手。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次，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我利用工作之便，广为结交，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准备来了就不回去了，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干校在郊区，和农科所相邻，农科所的朋友说，他们也要人。为求稳当，计划分两步走，下一步再看着办。
第二年春节前，请了两星期假，准备回去过了年，就接她们来。收到一份电报，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姐病危速归”。连夜赶到酒泉城，搭汽车到安西，再在安西转车，到敦煌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
高林被茨恩带走，在那边由茨恩照顾。母亲守着茨林，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很普通的病。一开头照样出工，耽误了。一直在等我回来，才停止心跳不久。
村上的妇女们，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队里派了十几个人，帮助抬棺、送殡、挖坑。事毕排成一列，念起语录来：“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整理坟墓，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愤怒。
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很久。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
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辛安亭先生
先生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贫寒的农家。自幼瘦小嬴弱，无力务农，到邻村读完初小，家里再无力供给，只好自学。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各地开办了七所贫民高小，学杂费用由政府供给。还自兼太原市晋山中学校长，拨款聘请名师，资助优秀学生。辛安亭读完贫民高小，负笈步行四天，到太原报考晋山。考生千人，发榜五次，最后录取了三十三名，他是第二名。老师邓初民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的书介绍给他。另一位老师马干符教他读古文，从先秦诸子教到晚清学术。毕业那年，他是全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个。读的是历史系，想的是办教育。童年时代荒寒山村里自学的经历，刻骨铭心。他立志要把自己学到的一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贫家的孩子。
沉默寡言，谦和木讷。不抽烟，不喝酒，不娱乐，不体育。一本接一本读书。读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喜欢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和梭罗的《爱弥儿》。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教书，想从事启蒙教育。阎锡山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抓进监狱，逼上梁山。出狱后突破封锁，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厅长周扬）撰写和领导撰写中小学课本和通俗读物。正在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很欣赏他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围攻边区，他随军撤离途中，发现许多偏僻农村的儿童，读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经》。内容虽陈旧落后，但形式易被接受。于是边走边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经》。厚积薄发，凝练准确，更受群众欢迎专家称赞。解放后，书稿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教育家吴伯萧看到，写信给他致敬。
心想着孩子，下笔自然不俗，这是辛安亭的一个优势，来自天性，别人学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兰州，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等全省高校，官衔显赫，他没兴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两年后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农民本色，谦和木讷。读书写作不辍。该社编辑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也许是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张说辛安亭的另一个特点，是心口如一，学不会说假话。（《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吴小如先生读到张著，说，“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八/二/十四）当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
学不会说假话，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时，他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反右时，他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白纸黑字：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终于被调离北京。一回到兰州，他就着手创办教育学说。三年间从既无校舍又无师资，办到初具规模，文革就来了。一生没有整过人，但是人们整他，可是毫不手软。说过的话，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许多的脚。年轻时都干不了的重活，这时不得不干。熬过来，真不容易。
文革后降级使用，到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他到那里，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兰大的另一位副校长，后来做了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谈到辛安亭时，说：“他跟我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崔乃夫访谈录》，原载《钟情启蒙执着开拓》兰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州。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已年逾古稀。极瘦小，极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浑浊，像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还有就是他那双鞋子。那种圆口的黑布鞋，是我父亲常穿的，见之特别亲切。很多年了，市场上早已绝迹。我猜，是他的家里人自己做的吧？
他早已与世无争，日日闭门读书。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象，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象，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唯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嘛，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不是上进的愿望，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不爱听。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
他要是世故，我就进不了兰大。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因为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象。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觉得功夫下得不够。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隐逸之风，论点不够，显得武断。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说对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青松当尘尾，纵横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暖昧、不确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我说当时译经，好像很认真。他说再认真也精确不到哪里去。鸠摩罗什兼通汉戎，但梵语音译，阐释纷繁，都能动多译，更难把握。依我看，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我唯唯，他又说，明清之际不求形似的美学，可以追溯到魏晋的言意有无之辨。但是这中间，横着许多不同的阶段，最近的是宋明理学。你得先理出个头绪来，才说得清楚，这是一。二是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尚奇，尚拙，风气之变，也其来有自。还有个地缘问题，不能不管。无所谓南顿北渐，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就说不清楚。
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他说还没说完呢。从此我常去他家，有时谈到吃饭时间，偶尔也跟着吃一顿。饭桌上几乎没有荤腥，稀饭小菜馒头而已。不是要节约，而是晋西北吕梁山区古老的习惯。他最爱吃的，老家里的传统食物，“黄儿”“合子饭”“钱钱饭”，已经没人会做了。馋起来，他就跑到在山西住过多年的历史系老教授赵丽生先生家中，谈谈它们，过把干瘾。
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女儿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他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但是想不出话来说。想了一阵，就问张毕来，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有的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有的说我丢了辛老的脸，让辛老下不了台。有的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打发了你……有的告诉我，辛老最看不得粗野，你这是出自己的丑……。但是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八三年“清污”期间，有人向他报告，说我指着新系主任的鼻子，骂人家卑鄙无耻。他问我有无此事，我说有。他一句话都没说，相对无言很久，才说了一句：某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
他每天读书写作，都有定时。早上打一阵太极拳，傍晚散一阵子步，从不间断。散步时，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从不久留。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四年以后，八八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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