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舍纪事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一
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勾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有点儿像离乡背井。
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入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成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他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
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人，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
川师中文系主任苏恒先生、校长王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建议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
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个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
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二
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恒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
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苏老师说，可以理解。这就是大一统文化。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
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像个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和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还有出没于有无之间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没有学术成果的评估，也没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统计。国家科委批准，省长在会上宣布，我就成了“国家级专家”。就像五七年分配我扮演坏人，享受坏人的待遇，这次是分配我扮演好人，享受好人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
可惜我没有能力，演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从来不去开会，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三次上机三次被撤下。哈佛邀我讲学，不准出国。南开录取了高林，被教委取消。辽宁出“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其中《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几乎出不来（著者丁枫先生和出版社王大路先生据理力争，后来还是出了）……这一切，包括八九、九〇年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想了想，觉得新中国的三个时间板块，有点儿像三个游戏场。“十七年”玩替天（历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时期玩无法无天，“新时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鬼祟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假酒假药、假衙内假文凭、假权色交易……以及对于这一切的冷漠，已成普遍景观。最是几百人在大街上围观流氓杀人而无一人出来制止的事，报上屡见，令人扼腕。
与之相应，文化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关注游戏场外弱势群体者的辛辣嘲笑：“你算老几？”“天下是你家的吗？”“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什么救世？”……我迟钝，跟不上趟，哪壶不开提哪壶：发表了《看客的文学》、《文学与启蒙》、《文学的当代意义》……等十几篇文章，全撞在冷漠的墙上。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早已经没人在乎。
小屋如孤舟，濛濛水云里。
三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发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运。这是中国人到底还有血性的证明。我很振奋，但还是没有跟上。
川师大虽在郊区，也突然热闹起来。一夜之间，许多精明实际或玩世不恭的青年都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胆小的变得胆大，胆大的成了风云人物。许多平时谨小慎微唯党是从的老教授，也都纷纷签名上书和学生一起进城游行。来势之猛之盛，大有谁不参加谁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势头。正义的巨浪，形成强大压力。
我怕跟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压力愈大，我愈躲。来找的人很多，都说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一贯偏激的我，关键时刻躲在家里？说校园里有大字报要求我“站出来”，该去看看。我没去看。我说，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说几句，现在大家都在说了，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吧。
总是落伍。八七年方励之先生来访，八八年温元凯先生来访，都说我落伍了。老朋友刘宾雁海外来鸿，提到费尔巴哈因久居乡村而落后于时代，也是同一种批评。我理解也认同朋友们的道义责任感，觉得自己也有。但我进不了操作层面，缺乏政治头脑，也比大家悲观，同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擦身而过。与温元凯见面，是记者们的安排。对话录音，公开了意义不同之处。
他主张确立宪法的权威，变人治为法治。我说这是把保护统治者的宪法，和保护被统治者的宪法混为一谈，反而有害。他说修宪得小步走，跑太快会翻车。我说人在车上，你一步都走不动。他说这次七届人大公开报导有反对票，就是前进了一小步。我说这不是进步是退步，就像民主党派是老装饰，反对票是新装饰，它只能赋予非法地给定的“表决”结果，以一种比“一千票对零票”更为合法的外貌。他说起码一千九百万私营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民间社会。我说所谓民间社会须能独立于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只有与体制共生、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和官员的腐败巧取钱财的一群，何来民间社会？……
谁是谁非，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因此，从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上剥离了出来。仅仅由于好朋友萧雪慧个人的情谊，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参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师的会议。在会上，我对大家唯一的劝告，是要吸取缅甸的教训。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带着亚细亚的特点。不久以后的六月四日，它就在天安门广场重演了。当然，更为惨烈。
“六四”的屠杀，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历史舞台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广大的黑暗深处，四十年来无声无息的大小屠杀从未间断。我没有预见能力，但我来自那黑暗深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会被抓进监狱。
四
入狱前，毫无预感。只觉得周围鬼祟的气氛越来越浓。这个，我不在乎，也没法子在乎。但是雨舍周围自然环境的破坏，却使我寝食不安。
随着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从市区穿过田野通到师大的公路，都快变成街道了。校园四周，也冒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地，钉下写着数字的木椿。远处拖拉机和推土机的轰鸣越来越近，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换个地方。
不计较工作的性质，能生活就行。不计较学校的大小，能教书就行。选择的条件只有两个，安全，风景好。这两样，现在一个都没了。
我们想过，待高林上了大学，到某个深山古庙里去当文物保管员。我在敦煌待过，小雨在首都博物馆待过，熟悉那套业务，也喜欢那些东西。我们想过，到某个自然保护区，去当个森林看守人。屋外的大树上，做个小望亭。打听过峨眉山下的乐山师专、洞庭湖边的岳阳师专，和九寨沟里的阿坝师专。很想在那种地方教书，人事必定稀少。不管待遇怎样，风景是最大的财富。
先后跟着两个学生，分别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毁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济尘法师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岭。不过随着人口爆炸，它已被农村包围，山下村落繁密。山门前有一个彭县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处长是复员军人，带着我们看山。浩荡山风里，指给我们看这里那里石头上新刻的字，“通幽”、“旷观”……之类，都有门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说，都是“名人题字”。县上要在这里开发旅游点，正在进行文化建设。回到管理处，拿出特大斗笔，要我也写了两个，说是要刻在某处。
充当“名人”完毕，我要求拜谒济尘法师。他说没问题，说着就派人去叫。我说别别别，人家是长老呢。他说没问题，老头子能跑。我说别别别，我们去就是了。那里是工地。新庙即将落成，钢筋水泥廊柱，不复丛林风貌。长老自工地出，合掌相迎。手上有石灰和泥土，鞋袜和灰色僧服上也有。晒得很黑，貌如老农。但动静有古风，法相庄严。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毕，用草帽扇风。处长说，来，同客人照个相。刚摆好姿势，处长说，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挡住长老，说别别别，就这样，这样很好。长老站定，看了看处长。处长说，去，快去穿呀。长老匆匆而去，处长说，你们看，像个九十多岁的人么？又说，他会气功，可以发气弄弯竹子，等会儿我叫他表演给你们看看。我说别别别，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传汉末张道陵创道教于此。山有道观，幸免劫火。建筑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临奔河，人工自然浑然一体，旋律感很强。主殿堂为木结构，重檐九脊。斗拱钩心，飞檐斗角，雄伟壮观。屋顶有庑殿、卷棚、息山、硬山、悬山、攒尖多种，脊上皆塑有鸱吻、天马、仙鱼、麒麟之类，光怪陆离。我和小雨远望近观，叹为观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游人如织，无复方外清寂。
道长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镇，也九十多岁了。长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对饮，清气袭人。我说庙好。他摇头，说庙是空的。干部们大的大拿，小的小拿，连文革都没弄掉的东西，现在也没了。他说庙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让出家人自己管，东西拿来拿去都在家里，想丢也丢不了。他一再上书，要求政府归还庙产，没人答理。领导上陪外国人来参观，当面对他很恭敬，外国人一走就训他，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殿没扫净，都是丢了党和国家的脸……
说着门帘子一掀，进来个中年男人，风衣披在肩上，如同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握手说欢迎。道长说，这是我们领导。我问领导，是统战部的吗？他说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处处长某某某。见我不解，补充说，统战部宗教处管人，我们管庙——庙是个文物嘛。然后带我们去养颐殿吃饭，席上说，他原先在县剧团演杨子荣，剧团解散后到文物处。顺便收集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请我们到灌县城里他家看看，帮筛拣一下。他说他有个很“前卫”的想法，将来要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
我们虽迟钝，到底还是明白了。真要当上文物保管员，顶头上司就是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护林更有人管。教书也一样，地方越偏僻，学校越闭塞，越是不安全。往那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钻。还不如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的地区，大城市名牌大学，信息流通、众目睽睽、当权者鬼祟起来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学副教授赵宪章来访，说南大中文系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需要一个博士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许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担任，问我可愿意。
南大在市中心，没有自然风景。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还是安全第一。决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请信以后，我向苏恒先生、王钧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请辞。在川师五年，备受保护。当我被非法剥夺了出国讲学的权利时，他们都曾帮我争取。事虽不成，好意铭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们表示理解，还说要是那边也这样，欢迎你再回来。
不久，南大派了赵宪章和校人事处处长樊道恒两个，来帮我们办手续和搬家。我们一家三口，从此告别了雨舍。
五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参观一个制药厂的熊胆工场。
工场在一处悬岩削壁的瀑布对面，林深石黑，水声隆隆，都在高山的阴影中。一道阳光透过瀑布冲出的雾气，映照出一弯彩虹，更使我惊讶莫名。时值严冬，却有繁花几树，如碧桃，映着阳光，特别地新鲜明亮。数声好鸟不知处，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场是一栋苔封藓蚀、爬满青藤的铁皮大屋，里面阴暗潮湿空气腐败。挤着一长排一长排生锈的铁笼，每个笼中躺着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胆汁之用。笼很低小，熊在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转身，只能定向躺着。脏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笼子下面绿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积秽熏人。我们和记者们及有关领导十几个人喧哗着拥进去，熊们都毫无反应。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还是活的。
我无法知道，它们还有没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但是我突然有了。独自溜出大屋，在水边石头上坐了很久，直觉得毛骨悚然。
几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下决心逃离了中国。
在地球的另一边，有时候读到关于亚洲价值、或者稳定优先的种种高谈雄辩，就不免要想到那栋铁皮大屋，那些熊们，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总要想到雨舍，那栋在忧患危殆之中给了我们许多慰藉和喜悦的窳yǔ败老屋。听说它已经被拆掉了，那一带，早已经矗起了繁密的楼群。
苏恒先生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份惊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出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思想过激，他担忧受怕，常劝我注意安全。同时又很体谅，给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我系狱期间，小雨得到他很多帮助。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千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谁会要看？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样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
有很多很多的眼睛
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
不分白天黑夜
形成浑浊的漩涡
我的心被扔进漩涡
瞬息就不见了
假如把它找回来
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间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利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
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著。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意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忧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叠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他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
嘴
声音的枪口
装着各种子弹
我倒下了
血肉化为泥土
白骨还在阵痛
坟前缀满鲜花
是谁送的
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失去了观察者的冷静。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为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意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我仍然相信，诗是青年的艺术。诗人苏恒的年龄，只能从他复归自我的时候算起。理论家的苏恒是失掉了自我的苏恒，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生活在别处，等于没有生活。所以当他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像小孩子的哭叫。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
在听惯了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
我想他们即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刺刀都压不住，还会在乎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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