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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入口    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时间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 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国家的建立

国家的建立

许多变化与促成第一千年上半叶罗马帝国边缘更大政治结构形成 的变化相似。从长远来看，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对北欧和东欧国 家的形成起到了结构性的关键作用。这在斯拉夫世界中最明显，但很 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直到第一千年中叶，斯拉夫社会或斯拉夫人统治的社会中都没有 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不管其具体起源于何处，讲斯拉夫语者在6世 纪突然出现在地中海边缘时，显然来自东欧不发达的森林茂密的地 区。那里的定居点很小，只能称得上是小村庄，铁器时代的农民只是 勉强维生，几乎没有能代表不同社会地位的物质标记。这种状况在6世 纪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直接原因是，一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迁徙过程 中与较发达的地中海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空前数量的财富（来自袭 击、军事服务和外交补贴）流入斯拉夫世界，很快产生了不平等现象 和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结构。575年左右，新的社会结构成形，出现了 军事领袖这个新阶级，控制着相当大的区域和几千人的群体——尽管 也有理由认为，以科尔恰克遗址为代表的其他斯拉夫社会保留了更平 等的社会形式，甚至为此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方式，向远离东罗马边境 的方向迁移。[30] 9—10世纪新的斯拉夫国家建立时，不平等现象已大大加剧，最明 显的体现是军事随从：他们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工具，在日耳曼世界 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世纪兴起的斯拉夫领袖应该也有自己的追 随者，但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提到可以视为军事和社会力量的大规 模永久随从队伍。9—10世纪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阿拉伯地理学家写 道，波兰的梅什科维持了一支有3 000名战士的私人部队，而且这只是 众多部队中的一支，可见当时随从有多重要。在波希米亚，14位大公 在845年接受洗礼时“与他们的人”一起，而与瓦茨拉夫有关的早期波 希米亚文本既提到了他的随从，又提到了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一世的 随从。法兰克的文本也提到摩拉维亚人莫伊米尔和他的侄子斯瓦托普 鲁克都有自己的“手下人”。在罗斯，随从同样重要。阿拉伯地理学 家提到900年前后统治北方的罗斯大公有400名随从。根据《往年纪 事》的叙述，对于几位早期国王来说，随从似乎也是重要的政治压力 集团。例如，伊戈尔要求德列夫利安人多纳贡，正是因为他需要满足 他“手下人”的要求。他可能后悔了，因为这导致他死于心怀不满的 纳贡者之手。正如我们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中所看到的那样， 永久性的军事随从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力量，有助于他们统一敌对的 家族，对广大民众施加一系列义务（如军事义务和劳役）。军事随从 创造了能自上而下施行统治的强大王朝（和在日耳曼人中一样），从 而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6世纪末的斯拉夫人中 间，也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世袭权力，哪怕的确有人可以建立强大的 权力基础。[31]但9—10世纪的时候，王朝就主导了政治，权力世袭 成了通行的做法。 随从只是广泛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了解全局的障碍之一在于无 法确定变革是从何时开始的。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中间，都流 传着公元500年前后斯拉夫社会高度平等的说法。人们因此认为斯拉夫 化是“快乐嬉皮士”的扩张，这种想法尤其得到了一些东罗马史料的 支持，据记载，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没有结构化的社会差异，还很不寻 常地乐意接纳战俘作为其社会自由平等的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谨慎 对待这种认为斯拉夫社会平等的想象。我们之前讨论日耳曼人的时候 讲过，社会地位高完全可以在非物质层面上展现，比如不用工作得太 辛苦，能得到更多食物，解决群体内部争端时说的话更算数。[32] 但即使考虑到500年左右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平等（哪怕 之前有平等，此时也在移民和发展的双重作用下迅速瓦解了），10世 纪时情况比起那时来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政治领导层有了世袭权力， 影响力因永久性的军事随从而扩大，此外，斯拉夫社会中出现了分化 明显（可能是世袭）、等级有高下的社会类别。 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口群体在第一千年末期这些斯 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8世纪开始，奴隶贸易 就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现象。而随着新的国家结构的发展，无自由者 组成的“服务村”成了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稍后详细讨论）。 根据现有资料，尚不完全清楚这些村庄中居民的地位是否比常被贩卖 的奴隶高，他们的地位也许类似于日耳曼世界中的永久“被释奴” （更确切地说是“半自由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10世纪时，斯 拉夫人口中的一大部分显然已经落入了一种世世代代低人一等的地位 （或者说两种地位，如果要区别对待奴隶和服务村的居民的话）。不 管你如何构想公元500年前后的斯拉夫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都是惊人 的。 社会顶层的人地位同样永久不变，我们的资料中常常称他们为 “权贵”（optimates）。据记载，一批这样的人在982年参加了在波 希米亚的集会，批准任命斯拉夫尼克家族的阿达尔贝特成为布拉格的 主教；在留里克统治下的罗斯，也是这样的人统治着各自的定居点 （其中一些人的独立程度相当高，在贸易条约谈判期间向君士坦丁堡 派遣了自己的使节）。某些具有同样高地位的人也出现在11世纪初波 兰国王的队伍中。他们应该是波兰国王和其他国王巡游路上会宴请的 那种大人物。经考古发现，米库尔奇采外围100公顷的区域中有5个所 谓的大公领地，这可能说明10世纪时摩拉维亚就有了这样的权贵，不 过他们也可能是统治王朝中的年轻成员。有证据表明，这个阶层由三 种人组成。第一种是新王朝家族内部的支持者。第二种是原本独立的 单元（包括俄罗斯的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团体，波希米亚、摩拉 维亚和波兰的“部落”单元）中接受新王朝统治的精英。第三种是统 治家族中的年轻成员。在他们接受基督教之前甚至之后，一夫多妻制 都很普遍，因此，年轻的王室成员人数众多——我们看到，弗拉基米 尔的嫔妃就数以百计。渐渐地，这三种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他们 成了最终成形的王国中的贵族。 和早期的日耳曼世界一样，在贵族和非自由民之间还有一个人数 众多的自由民阶级。几乎所有主要王国的书面法律资料都提到了他 们，摩拉维亚除外——摩拉维亚的存续时间不够长，没法形成自由 民。如果这些王国的情况和第一千年末期欧洲其他地区相似的话，自 由民可能在王国可部署的军事力量中占了一大部分，是统治者自己的 职业军事随从之外的一股力量。在其他地方，通常是非自由民群体履 行较低等的职能，例如提供劳力，建造应该是由这些王国立起的那些 壮观的纪念碑。相比之下，提供军事服务尽管显然更危险，但地位更 高。[33] 即使我们不相信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完全平等，斯拉夫社会也在 500年到1000年之间经历了全面重组。6世纪，斯拉夫世界的首领一生 浮浮沉沉，并没有明确的世袭权力，也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世袭贵族或 永久性的非自由民群体。在7世纪，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仍然如此。像 法兰克商人萨莫这样完全的局外人，在当时仍可能被选为地位高于许 多斯拉夫大公的领袖，可见那些人应该并不在等级分明或世袭的社会 金字塔的顶端。但到了10世纪，一切都变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 有这些过渡性转变，后来的新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世袭的王朝权力， 随从和贵族的社会和军事影响力，社会分化，能够（自愿或非自愿） 实现提供食物、劳力、军事服务等社会功能的人口群体：所有这些都 是新国家的关键结构要素，而它们在6世纪都不存在。 重组所需的不同要素是什么时候具备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最 有可能成立的答案往往有很多面。总体来说，某些变化似乎有着悠久 的历史。8世纪90年代，查理曼的战役之后，中欧的斯拉夫社会脱离了 阿瓦尔人的控制，当时就出现了一批强势的诸侯。短短几十年内，就 有一组领袖被记录在编年史中，比如伏伊诺米尔、马诺米尔和柳代维 特，他们能动员大量军事力量用于各种目的。这种控制程度不太可能 在一夜之间出现，而更可能是在阿瓦尔时期形成的。早在9世纪中叶的 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就有了在自己领地内握有世袭权力的领袖 （duces）。虽说如此，还是要把另一个事实考虑在内才比较平衡，即 直到9世纪，斯拉夫世界中的大部分山堡似乎都还是社区自建的避难 所。发掘时，并没有在这些山堡发现有精英居住的迹象（通常连永久 性住宅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有某个大人物在推动这些 工程。[34]800年前后可能就有了世袭领袖，但我们不应高估他们的 社会力量。 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的建立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变革。最明显的 是，财富增加后，某个王朝就能拥有规模和力量更大的随从队伍。同 时，新国家中新兴的贵族大多是王朝崛起的副产品，有时是王朝的拥 护者和年轻亲属地位提升后成了贵族，有时是原本独立的地区首领地 位下降，被贬为贵族。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在建造城堡时，还 推倒了原来社区自建用于避难的山堡，用新的王朝城堡取而代之。奴 隶贸易肯定开始于8世纪，但急速增长是在9—10世纪。最后两个方面 的发展可能在增加人口中非自由民的数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即便没 有增加，至少也在一开始带来了非自由民）。因此，我自己的最佳猜 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800年左右产生了一批世袭领袖，阿瓦尔 帝国崩溃后国家形成的过程又进一步改变了局势。 这个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丹麦则是另一个问 题。丹麦的国家形成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因为在丹麦发生的是国家 重建。8世纪以来，日德兰半岛南部和附近岛屿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 于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结构，但它被维京时期流入斯 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新财富摧毁了。这表明（史料也证实），800—1000 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斯拉夫世界要根深蒂固 得多。维京时期的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国王、伯爵、自由民和非 自由民（奴隶）。这很说得通，不仅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类似国家的 结构，还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至少丹麦）曾是日耳曼世界的一 部分（只不过可能算是远边缘区而非近边缘区），与罗马帝国在第一 千年上半叶就有互动，还参与了早期的社会政治转型过程（如流入的 罗马商品和沉没在沼泽中的武器所示）。9世纪晚期和10世纪的丹麦国 家的形成，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既有权力集团及其领导王朝的起落，而 不像附近的斯拉夫人那样经历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35] 因此在当时，至少就斯拉夫世界而言，社会革命既是国家形成的 原因，也是其结果。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实现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当时中欧和东欧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这一 点。与社会变革一样，一些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出现在国家形成之 前，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前提。国家出现后，又推动了进一步的变 革。 最难精确记录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粮食生产的情况。当 然，讲斯拉夫语者统治着的广阔领土上环境多种多样，因此各地农业 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相同。但证据充分表明（尽管证据可能还比较笼 统）农业产量急剧增加。不同地方的速度不同，但都发生了一场革 命，使更多的土地成为耕地，更有效率的耕作方式（包括耕种技术和 土壤肥力管理）也投入了使用。最明显的是，第一千年下半叶，中欧 和东欧砍伐了大量的森林。在波兰那些适合采取花粉岩芯的湖泊地 区，草木与谷物花粉的比例在这300年内从3比1急剧下降到差不多1比 1，这表明耕地数量翻了一番。这个结果不能简单套到整个斯拉夫欧 洲。我认为北边和东边的变化程度会比较小。尽管如此，即使在俄罗 斯地区，斯拉夫文化向北和向东的传播也与全面农业活动在树木繁茂 的草原和东欧平原上气候比较温和的森林地带中的传播密切相关。因 此，即使无法确定农业扩张在某个地区的具体影响和发生年代，农业 普遍扩张的现象也已经足够明确了。[36] 更高效的耕作技术传播的情况也很容易勾勒。讲斯拉夫语者与地 中海世界的最初接触让一些斯拉夫人用上了更有效的耕犁，这种犁能 将土壤翻过来，使腐烂杂草和作物残茬的养分释放到土壤中。这既能 增加预期的产量，又能延长耕地使用的时间。9—10世纪的国家形成的 时候，进一步的发展还未出现。例如，中世纪最成熟复杂的农耕方式 是庄园。庄园的优势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综合性生产单元，有大量劳 动力，可以集中制定农耕策略，特别是用轮作维持土壤肥力，使效率 最大化，而成本（特别是耕犁设备）则可以通过共享而达到最低。庄 园也是进行残酷社会控制的工具，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就我们现在 研究的问题而言，关键是中欧和东欧的耕种生产直到新国家形成后的 11世纪才完全庄园化。这一发现给固守教条的人带来了挑战，因为这 些国家原本被认为是农业庄园化后才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国家，但 庄园和这些国家孰先孰后已经有了定论。然而，即使庄园化在9—10世 纪只有萌芽，也有证据表明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特别是在 第一千年下半叶的花粉岩芯中发现了黑麦数量的稳定增长。在秋季而 非春季播种的黑麦与从二圃制向三圃制的发展有关。三圃制既可以增 加一个时间段内的可用耕地面积（2/3的耕地可用，而不是原来的 1/2），又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这一发展也许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 见到的现象奠定了基础：斯拉夫人每年收获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37]之后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发展，不过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 东欧的粮食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500年前的产量。 这对国家形成至关重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除非粮食有大量盈 余，否则这些地方的领袖就会像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世界的领袖一 样，无法供养大批专业军事人员和其他不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工作人 员。同样，如果没有经济盈余，社会分化就不可能根深蒂固。更多的 食物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38]如果人口没有增加，国家可能永远无 法形成。新增的人口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提供了所需的额外人力。 更重要但更难具体衡量的是，中欧和东欧的人口密度增加后，资源竞 争也大大加剧。为了过得好而归属于一个群体，这样的需要一直是人 们愿意为加入某一群体付出代价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农民（或其中 一些农民）愿意上交一部分粮食并为崛起的王朝提供劳务，原因之一 在于王朝能用力量足够大的军事组织来保证农民安全保有土地。[39] 但是，除了有更多人生产更多食物，蛮族欧洲在500—1000年间还 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与之不 相上下。例如，军事随从需要武器和铠甲，而且我们知道，10世纪的 新统治者控制着大量的贵金属储备（看看勇敢者博莱斯瓦夫在阿达尔 贝特墓上立起的金十字架就知道了），手握劳动力和大量资源，可以 实施那个时期常见的宏伟工程，比如建造、装饰、修缮教堂和宫殿 等。统治者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一方面原因在于当时影响整个中 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些进程并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另一 方面原因则在于这些王朝本身采取的政策。 这些年中，最重要的非农业经济现象是皮草和奴隶国际贸易网的 兴起。西部的一些线路7世纪就投入了使用，但贸易网到8世纪才延伸 到波罗的海，9世纪才遍布整个东欧。前文谈过擅长水上运输的斯堪的 纳维亚人如何使贸易网在长距离内运作，这对整个维京时期都很重 要。其结果是，这个时期，欧洲北部和东部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主 要是人口和毛皮），获得了大笔金钱的回报。应该也有大量的拜占庭 丝绸在这个网络中交易，但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对此记录寥寥，也没有 什么考古证据。拜占庭主要靠输出精美的丝绸来进口其他产品。但考 古发现的是大量的银币，大部分来自伊斯兰世界，但也有来自西欧 的。这些银币的留存量非常惊人：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根据最近的 估计，超过22万枚阿拉伯钱币被收藏在有5枚或5枚以上钱币的窖藏 中。白银从来都是有价值的，因此这样的发现很值得注意。银币的数 量很多，不少后来又经过了多次重铸，留存下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么大规模的财富流动，国王们自然非常感兴趣。尤其重要的 是，他们能以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为条件向商人收取费用，从中获 利。9世纪初，丹麦王国尚未崩溃的时候，国王戈德弗里德迫使以前在 斯拉夫地区交易中心雷里克经营的商人搬到他在日德兰半岛南部海泽 比新建的交易站。此举被记录在当时的文献中并得到考古证实。对海 泽比出土的早期木材进行年轮定年后发现，海泽比建于约810年（与文 字记载一致），正值戈德弗里德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国王追求的肯 定是经济利益。布拉格的情况也类似，它是波希米亚普舍美斯王朝的 主要中心之一，如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也是奴隶贸易的主要中心。 过路费肯定大大充盈了王朝的金库，贸易非常重要，瓦茨拉夫被杀， 原因之一就是他试图取缔贸易。 10世纪留里克王朝的新家基辅也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拜占庭 和俄罗斯的资料来源都证实，从10世纪初开始每年春天都去君士坦丁 堡的罗斯贸易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到了11世纪初，梅泽堡的蒂 特马尔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有了不少于8个市场。唯独在波兰缺少 有关其参与新的国际贸易网络的明确文字证据，但这应该是因为文字 因意外而没能留存下来。在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发现了大量阿拉伯 银币，其人口无疑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新的贸易网络。[40]也就是说， 我们讨论的这些新王朝都有效地利用了新产生的财富。 王朝也不是只会收钱，它们有时还积极推动重塑网络，以获取更 多利润。留里克王朝是最明显的例子。10世纪，该王朝在911年和944 年两次发起集体军事行动，迫使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当局给罗斯商人 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包括为前来做生意的商人在城中免费提供一个月 的食宿。考虑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俄罗斯的兴趣是怎么来的，这些条 约体现出的情况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留里克王朝的成员（而不仅仅是 其现任领袖）本身就是活跃的商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增加交易 量和市场份额。但这么做的应该并不是只有留里克王朝。拜占庭与罗 斯的贸易联系恰好留下了比较充分的文字记录，而在我看来，尽管没 有留下什么记录，但其他王朝很可能也会用最适合它们的方式积极地 发展国际贸易联系。[41] 即使我们对此的了解并不是太多，也足以认识到至少在自己治下 的核心地带，这些王朝都积极组织经济活动。这也是可以从历史资料 和考古调查中得出的。从考古发现看，10世纪波兰和波希米亚的王朝 心脏地带人口密度相当高。该结论也是基于对陶器年代的详细了解得 出的，而从陶器的分布可以合理推断出定居点的存在。证据表明，这 样的人口密度不是偶然，而是刻意干预的结果。如考古发现所示，普 舍美斯王朝和皮雅斯特王朝在崛起的关键时刻，都摧毁了与旧的社会 政治结构（“部落”）相关的防御中心，并分别在9世纪和10世纪建起 一系列城堡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应该至少有一部分被征服的人口 被有意迁移到王朝的核心地带。其中一些迁移在史料中有记载。例 如，《往年纪事》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与10世纪后期不同群体［斯 拉夫人、克里维奇人、楚得人和维亚蒂奇（Viatichi）人］大规模转 移到杰斯纳河沿岸各地有关。这次转移可能不用靠武力强迫，靠说服 就够了。在其他地方，比如波兰和波希米亚，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迁 移过程在考古上的反映，也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特别密集的聚居 区；不过来自这些王国（实际上还要包括罗斯）的早期文本（都出自 修道院）说明了重新安置人口的目的。这些早期文本中体现的经典经 济形式是前文提到过的“服务村”。没有人身自由的村民除了要提供 粮食，还得为国王承担养蜂养马之类的其他经济功能。这些人不是自 由民，很可能是通过强制性的重新安置来到村子里的。[42] 可见，国王（或者再加上他们的顾问）有充分的经济意识来尽可 能开发利用王朝的核心地带。从利用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所在的世界 中，围绕农产品的市场经济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无法购买到所需的 物品，而必须将专门的任务分配到具体的定居点。这并不奇怪。9世纪 的加洛林王朝也是这样，其治下的某些地区仍有服务村，这既体现于 钱币证据，也体现于农民给国王上缴的是粮食而非现金税款这种情 况。当时欧洲北部和东部的经济中都缺乏小面额钱币。阿拉伯银币是 很充足，但它们的价值太高，无法用于日常购物。一枚银币可以买几 大袋面包，没等吃完就该坏了。同样，尽管国王通常更喜欢现金形式 的税款（因为现金灵活得多），但只有在农民有可能将多余产品出售 给商人时，国王才能要求农民用现金缴税。 第一千年晚期的这些国家倾向于以不同方式管理核心和边缘地 区，而上述情况为此增加了一个维度。这不仅是巡游的运输局限性带 来的偶然结果，还反映了国家建设更根本的方面。由于这些最终获胜 了的王朝的政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组织完全不同。 在基辅罗斯，由于其起源特殊，核心区的形成过程有额外的重要意 义。到10世纪中叶时，留里克王朝已展现出转移其运营中心的独特能 力。它先是在北方——似乎是在戈罗季谢（旧诺夫哥罗德）——崭露 头角，然后如我们所见，在9世纪末奥列格率军南下时转移到了第聂伯 河畔的基辅。 这种转移背后的原因令人费解。乍一看，这个举动很奇怪，因为 如前文所述，戈罗季谢的这个位置，更有利于控制沿伏尔加河到伊斯 兰世界的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比沿第聂伯河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更 有利可图。但是，基辅有其他的优势。基辅坐落在树木繁茂的草原 上，从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统治现在的乌克兰周边地区，而此地在7—8 世纪已成为大量斯拉夫农业人口的家园。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到来之 前，这些人口已被组织成单元，有了稳固的政治结构。波利安人 （Polian）统治了基辅的周边地区，其附近的其他群体包括德列夫利 安人、谢韦尔人（Severians）、拉迪米奇人（Radimichi）和德列戈 维奇人（Dregovichi）（地图19）。虽然地理位置对贸易而言不是最 有利，但基辅为斯堪的纳维亚王朝的野心家提供了多得多的人力和经 济资源。《往年纪事》告诉我们，在奥列格时期，大公的军队中不仅 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讲斯拉夫语和芬兰语的人。大公不满足于当 个商业贵族，对他来说，乌克兰能提供的东西比北方要多得多。尽管 如此，留里克王朝还没有做好放弃动荡生活的准备。奥列格的儿子兼 继承人斯维亚托斯拉夫四处征战，范围东至伏尔加河，南至高加索地 区。《往年纪事》称，他去世之前还在考虑第三次迁都，打算将王朝 的首都迁至多瑙河。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最终成了他的 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在沿杰斯纳河的基辅及周边建立了更强大的经济 核心区，使留里克王朝永久扎根在了乌克兰心脏地带。[43] 当然，关于第一千年末期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还有 许多是我们想知道的。铁矿开采和铁加工的详细情况是资料中的一大 空白。新王朝部署的军队需要大量铁制品，至于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 足，相关的信息并不多。不过，大体情况很清楚。国家形成有赖于先 前发生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 后，人口大量增长，动产大量增加，围绕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形成了更 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 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必要背景，而这些王朝自身又促成 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在贸易方面，它们不仅从新的国际贸 易网中榨取过路费，还尽可能扩大贸易网。在国内，王朝也尽可能扩 大核心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些过程在1000年时都还没有完成。从11世 纪开始，以庄园为基础对农业生产进行了重组，王朝建立者的后代也 聘用了招募代理人，向数十万日耳曼农民提出后者无法拒绝的条件让 其东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量。[44]尽管1000年时这些进程尚未完 成，但我们的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一般王朝都有的野心在这个时 期内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结果，因为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已经为王 朝的领袖铺好了路。 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半的答案。王朝的野心刺激了国家的形成，它 既是我们所见政治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 转型则是其必要的背景。但是，让王朝野心家能够自由重塑中东欧版 图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最初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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