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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慢与偏见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代学者又一次让我们受益,他们在东欧国
家对考古研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第一次去波兰时,仅华沙的考古 研究所就有大约2 000名本科生,每个人都必须参与3次发掘才能拿到 学位。除此以外,该国还有几家考古机构,原属苏联阵营的各国情况 也类似。因此,我们有大量遗存可用于史前欧洲的研究,尤其是对研 究斯拉夫人崛起至关重要的6—8世纪的遗存。值得一提的是,中欧和 东欧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物质文化组合,这种组合在大致正确的时 间和地点经常可以看到,足以让我们认为,它与这个关键时期的至少 某些斯拉夫群体之间有合理的关联。这些“科尔恰克”(Korchak)类 型的遗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彭考夫卡”(Penkovka)遗存 ——包括几种简单的陶器,其中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的炊具,它们与由 小屋组成的定居点关联在一起,聚在一处的小屋通常不超过10个。小 屋有部分沉入地下,屋子角落处有一个通常用石头搭出的烤炉。有 时,定居点附近能发现小型的火葬墓地,骨灰安放在简单的手工骨灰 瓮中。以上种种反映了小规模农业社群的生活方式,人们使用一些铁 制工具实践总体而言自给自足的混合农业制度。可以想见,这些定居 点通常建立在附近有肥沃土地的地区,位于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的上 方阶地。还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恰克遗存中几乎没有从其他地方进口 的物品,也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不管是本地产的还是进口的。[1] 将科尔恰克遗存与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大致关联起来问题不 大,但这些物质遗存还是存在严重问题。年代是一大问题。科尔恰克 遗存里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和比较精致的陶器,也就无法通过制品的 风格变化来大致推算出年代。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日耳曼遗存,其年代 通常可以确定在25年的区间内,而仅凭科尔恰克物质遗存本身,年代 范围只能划定在200年的区间,大致从公元500年到700年。遗存中如果 有木材或含有碳,还可以使用碳14或年轮学等定年技术来更精确地确 定年代,但这些技术用起来比较费钱,而且到目前为止仅适用于相对 较少的遗址。 更重要的问题是,科尔恰克遗存与早期斯拉夫人究竟是什么关 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多密切、多排他?公元500年前后的讲斯拉夫语 的社群,是不是都过着那种能形成科尔恰克遗存的生活?是不是只有 讲斯拉夫语的人才能产生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有些斯拉夫人肯定过 着科尔恰克式的生活,但未必所有斯拉夫人都是如此。反过来说,至 于产生科尔恰克遗存的那些简单农耕社区,没有任何理由断定人们不 会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2] 此外,就早期斯拉夫历史而言,还有其他让事情更复杂的固有问 题。这些问题可以用一幅地图来体现(地图17),地图上标出了过去 一个世纪中人们认为是斯拉夫人故乡的地方。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 道,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个版本说斯拉夫人的家园向西延伸到 波希米亚,另一个版本则说是向东延伸至顿河。而这些不同的观点背 后有更深层次的模式。首先,学者们明显倾向于将斯拉夫人的故乡确 定为自己国家的所在地。如地图17所示,博尔科夫斯基(Borkorsky) 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是波希米亚,而他是捷克人;科斯切夫斯基 (Kostrzewski)认为是波兰,而他是波兰人;科罗舍茨(Korosec) 认为是潘诺尼亚,而他是南斯拉夫人(前南斯拉夫北部包括了原罗马 潘诺尼亚行省的一部分);苏联学者特列季亚科夫(Tretiakov)和雷 巴科夫(Rybakov)则选择了更往东的地区。当然也有例外。卡齐米日 ·戈德洛夫斯基是波兰人,他全面而冷静地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出土的所有证据后,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外缘。 弗洛林·库尔塔(Florin Curta)最近提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 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区域,而我不认为他的罗马尼亚血统与此有 关。 但总体说来,民族主义竞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时代间 的竞争)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了。可以想见,斯拉夫国家内部的竞争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斯拉夫知识分子试图 将最早的斯拉夫人与自己的祖国联系起来,在自己的国家中争取地位 和恩宠。这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波兰还从属于俄罗斯帝国。也许更令人惊讶的 是,这些古老的争斗一直持续到苏联时代。如前文所述,根据经典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意识之外的任何意识都是“虚假意识”,也就 是由精英制造出来,用于控制群众的意识形态。苏联学术界恐怕不会 为“虚假”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最早出现在何处而烦恼,但苏联时期将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无缝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 一个似乎很明显的事实是,命运选择了斯拉夫人作为第一个将马克思 主义新世界秩序付诸实践的民族,而这只会给旧的民族对抗火上浇 油,后果可能是残酷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讲斯拉夫语的人 是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地区(1945年后波兰的领土)的原住居民这 种看法,有些波兰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随后就因自己的观点而受到 了惩处。[3] 有时,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不同观点被用来抵制外来者。我们在第 一章中看到,古斯塔夫·科辛纳准备通过宣扬所谓的日耳曼人历史来 为现代德国的领土主张辩护。而学习了科辛纳方法的科斯切夫斯基可 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科斯切夫斯基的论点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重建的新波兰的核心地带一直被讲斯拉夫语的人占据,这不 仅是在对抗俄罗斯人的主张,也是对科辛纳观点的反抗。但要让这个 论点站住脚,还需要解决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塔西佗的《日耳曼尼 亚志》中记载,1世纪时,讲日耳曼语的群体(特别是在历史上很突出 的哥特人)占据了东至维斯瓦河的领土。乍一看,这很难与该地区自 古以来就由斯拉夫人占据的理论调和。然而,科斯切夫斯基提出,哥 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的群体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在他们之下“隐 藏”着讲斯拉夫语的占多数的群体。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科斯切夫 斯基将这个占多数的群体的历史从中世纪早期向前推到了罗马时代早 期(通过普热沃斯克文化),甚至推到了约公元前1000年[通过所谓 的波美拉尼亚文化和卢日茨(Lusatian)文化]。[4] 斯拉夫知识分子自然希望尽可能将早期斯拉夫人与“最好的” (换句话说,技术上最先进的)古代遗存联系起来,而这给争论带来 了一丝学术阴谋的味道。希特勒看到一些据说出自波罗的海青铜时代 的早期日耳曼人的用具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因为同时代的埃及人已 经在建造金字塔了,相比之下,他看到的那些简单手工陶器真是不怎 么样。同样的反应也扭曲了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争论,许多研究人员希 望将他们假想中的先民与比易碎的手工陶器更像样的东西联系起来。 例如,雷巴科夫将斯拉夫人最初的家园定在乌克兰,为的是将斯拉夫 人与铁器时代东欧最丰富的遗存之一——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关联 起来。我们看到,切尔尼亚霍夫文化有规模不小的定居点、铁制武器 和工具、形式多样的轮制陶器,以及令人感兴趣的珠宝——这样的斯 拉夫先民显然更好,毕竟当时其他的东欧人生活在下沉式小屋中,只 有手工制作且样式平庸的陶器。科斯切夫斯基也有类似的目的:从技 术角度看,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是铁器时代中欧“最好”的系统之 一。 纳粹时代之后,我们自然会更认同科斯切夫斯基的反驳,而不是 科辛纳最初提出的论点,但两种观点同样扎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需 要。和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关于斯拉夫历史的替代叙述一样,构建 出最好的中欧和东欧史前史叙述,这样的尝试是服务于政治议程的。 但是在上一代学者那里,尤其是柏林墙倒塌以来(而当时苏联阵营中 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10年或更长时间的知识革命),这些古老的政 治使命基本失去了力量。20世纪70年代,马克·休金证明,在时间 上,黑海以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体系的兴衰与该地区哥特势力的起落 之间有很多重合,因此,当时主导那里的只可能是哥特人。讲斯拉夫 语的人也可能生活在这个地区,但使其成形的是哥特人的军事力量。 在波兰,科斯切夫斯基对斯拉夫连续性的看法也受到了挑战,学者们 发现,公元前1000年的史前卢日茨文化和波美拉尼亚文化,与罗马时 期同一片土地上的维尔巴克文化和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之间,有深刻 的断裂。[5]人们不在相信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有一个历史可以 连续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的斯拉夫群体,针对斯拉夫早期历史的 研究,也不再执着于排斥其他的斯拉夫群体、尽可能贬低日耳曼人的 作用、将“最好的”的遗存都划给斯拉夫人。这并不是说关于中欧和 东欧的历史已不再有争论,但当前的争论要温和很多,而且更多是为 了理解历史本身。 去掉这么多让人分心的上层建筑之后,我们现在对欧洲斯拉夫化 的了解有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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