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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新世界 |
| 所有这些移民在他们创建的新王国的人口中都占少数。在那些长
途迁移后形成的王国中，移民的人数很少。东哥特人大约有数万，但 再怎么多也不会超过10万——当然如果奴隶人数比较多，这个估计可 能偏低。[20]通常认为晚期罗马意大利的人口为几百万。出于讨论的 目的，我们暂且将其估计为500万，那样的话东哥特移民将不超过总人 口的2%。不管你怎么摆弄这些数字，基本比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东 哥特移民只给后罗马时期意大利的总人口带来了很少的增长。汪达尔阿兰联盟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与东哥特王国比起来，这两股 势力建立的似乎只能算二流国家（勃艮第人的国家肯定是二流的）。 从意大利人、北非人和高卢人的角度看，这些移民潮带来的并不是真 正的精英替代，充其量只是部分精英替代。在新移民创建的王国中， 许多具有罗马血统的本地地主保留了原有的地位，罗马文化，以及甚 至一些政府机构都得以保留。高卢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尽管起源不 同，但也属于这一类。哥特人最初于418年定居在加龙河河谷之时，对 当地人口增加的贡献肯定更大，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少数。尤里克 创建的王国更大，范围从卢瓦尔河到直布罗陀，哥特移民在其中占的 比例很可能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意大利所占的比例还要小。 高卢北部，特别是东北部的法兰克人，以及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地 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虽是少数，但流入后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要 大一些。但即使这样，他们在所在地区人口中占的比例恐怕也不会超 过10%太多，而且这种比例在某些地方可能要低得多。在高卢和不列 颠，特别是在高卢，6世纪下半叶的新地主精英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前高 卢罗马人和罗马不列颠人的后代。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到，高卢东 北部和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截然不同于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其 他地区的情形。在罗马的西北部故地，精英阶层及其文化规范在400— 600年之间被完全重塑，而从前的别墅地产被分割成不同大小的地块 后，作为精英身份基础的土地资产得到了彻底的重新分配。哥特人、 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也许只是相对无关痛痒 的部分精英替代，而法兰克移民之于高卢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移民 之于不列颠低地，则是引发深刻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大规模迁 徙。将上述不同类型的案例与以诺曼征服为代表的完全精英替代放在 一起，就能看出有三类情况：部分精英替代、不影响主要社会经济结 构的精英替代，以及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徙。 但即使只讨论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也还是要考虑4世纪末到6世 纪初的人口迁移（既有个体迁移，也有集体的大规模迁移）处在何种 水平这个问题。首先，这段时期内的移民摧毁了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 大厦，至少摧毁了西罗马的那一部分。帝国始终受到其经济、政治和 行政限制的束缚，但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大批武装移民进入 帝国而产生新的离心力，帝国会在5世纪灭亡。移民作为整体肯定“做 出了贡献”（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妥当），给罗马世界或至少其核心 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尽管帝国崩塌后，有一些罗马地主未受 影响，某些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罗马机构也保留了下来。罗马帝国是一 个强大的有机体，在500年的时间里塑造着四境之内的文化、宗教、法 律、土地所有权等方方面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个庞大的 帝国摇摇欲坠，通信和官僚技术实在有限，无法对各地实施有效的日 常控制。然而，帝国的结构长期以来为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 演变设定了宏观条件。要完整列举的话，需要另写一本书，但帝国的 影响包括：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和由国家构建的运输系统 决定了经济互动的模式，其法律结构定义了财产所有权，也就定义了 社会地位，其职业架构（要求精英具备成熟的读写能力）支撑起整个 教育系统，等等。甚至宗教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随着基 督教在4世纪和5世纪发展为大众宗教，教会的权力结构与帝国结构紧 密地交织在一起。考虑到所有这些，帝国灭亡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 从此西欧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将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在本章的 后半部分简要做些探讨。[21]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概念，总的来 说，匈人时代的人口迁移在各方面都称得上大规模迁徙。 根据同样的定性定义，从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不列颠低地的影响上看，他们的迁移也算得上大规模迁徙，只是影 响范围较为局限。从零开始在入侵的精英中重新分配这些地区的土地 资源，带来了许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大规模”的标签因而也 适用。在其他只发生了部分精英替代的继承国中，本地人遭受的冲击 要小得多，但仍有一些经济资产被转移了。前几代的学者几乎一致认 为，土地资产从以前的罗马所有者手里转移到了至少一些移民的手中 （就好像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情况）。研究蛮族问题的上一代学者在 这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正，这也呼应了当时弱化西罗马陨落重要性的普 遍趋势。修正论者认为，至少在一开始，外来的蛮族获得的回报并不 是从罗马人手中夺来的土地，而是这些土地产生的一部分税收，而这 种交换不至于像夺取土地那样引起那么多摩擦。[22]本书篇幅有限， 无法详细讨论与该问题有关的技术证据，但我认为修正论的观点仍未 得到充分证明。各地存在重大差异，有的地方可能采用了调整税制的 措施。尽管如此，我很肯定，在所有主要的继承国中，土地资产转移 都是新近占据统治地位的移民获利的核心手段——最近对修正论观点 的调整也多少承认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每个移民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同样多的报酬，有 些成员甚至什么报酬也没有。诺曼征服的相关记载比较详细，可以作 为类比。《土地调查清册》表明，威廉那些比较重要的支持者得到的 报酬比地位较低的同伴要高得多，而许多普通的诺曼士兵根本没有得 到土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移民得到的回报与他们原 本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对应的。但是，即使一开始只有地位最高的人能 获得丰厚的赏赐，他们接下来也需要去回报自己的主要支持者（就像 1066年后直属封臣所做的那样）。在4世纪末到5世纪的移民群体中， 国王直接赐予的土地奖赏也许只能达到高级别战士阶层（自由民？） 的领袖这一级，尽管按照诺曼征服的模式，地位略低一些的成员，以 及部分甚至全部低级别战士都可能从自己追随的高级别战士那里得到 一些东西。[23]详细证据还表明，在部分精英转移形成的王国内，土 地转移仅限于特定地区。 尽管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了罗马北非最富有的省份（普罗康苏拉 里斯、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给整个地区的政治制度带来了巨大冲 击，但只有部分地区经历了较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冲击。征服此地之 后，盖萨里克驱逐了一些较大的罗马地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奖 励他的重要追随者。但是，这种地方层面的破坏只发生在普罗康苏拉 里斯。在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本地地主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他们所 受的冲击也仅仅是新王国的中央政治体系开始了运作。普罗康苏拉里 斯的大部分土地归不在当地的意大利罗马元老院家族所有，因此在这 里夺取土地不会引起太大的政治敌意，付出的代价估计是最小的。从 战略上讲，普罗康苏拉里斯也面向着西西里和意大利——罗马可能发 起重大反攻的地方。[24]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北 非一样，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但所造成的社会震动也许没那 么大，因为总体而言，狄奥多里克在新王国里采取了安抚原先的罗马 地主的政策，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征服的时候，他一 度以剥夺土地来威胁不支持自己的罗马人。但征服之后，他在统治的 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他们交好，许多人在他治下保留了自己的精英地 位。狄奥多里克似乎和盖萨里克一样，把丰厚的土地资产和分享年度 贡物的权利赐给了重要的追随者，但并没有采取在普罗康苏拉里斯的 那种强征手段。 哥特人的定居点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三个区域［亚得里亚海沿 岸 、 拉 韦 纳 和 罗 马 之 间 的 皮 切 努 姆 （ Picenum ） 和 萨 谟 奈 （Samnium），意大利北部平原西北面的利古里亚（Liguria），以及 东部的威尼托（Veneto）］。这些区域中发生转移的应该主要是土地 所有权，可能公共和私有的土地都包括在内。以往从事农作的佃农们 很可能没受什么影响。据我们所知，这些转移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社 会经济混乱。事实上，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王国面积够大，要找到所 需的地产也许比在小王国里容易一些。不管怎么说，迁徙而来的哥特 军事精英确实形成了新的政治主导力量。一些罗马精英参与了宫廷政 治，但从现有的叙事资料判断，哥特移民在王位继承、开战等关键政 治领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似乎只对社会经济产 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其政治影响要大得多。[25] 西哥特和勃艮第王国的情形也类似，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勃 艮第王国颁布的法律规定，受影响的罗马地主必须交出三分之二的地 产，西哥特王国的规定则是三分之一。相关证据同样需要仔细讨论， 本书不做展开，但一个特别相关的因素是，5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 哥特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从卢瓦尔河两岸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 范围。换句话说，它比以罗讷河河谷为中心的勃艮第王国大很多倍。 略加思考就能理解，较小的王国中土地资产有限，需要更多依靠征用 来满足新近到来的外来者。但除了这方面的不同，有证据表明在不列 颠和高卢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情况都大致相似。在所有通过部分精 英替代建立的继承国中，移民都带来了足够瞩目的政治冲击，毕竟领 土易手了，但只有少数地区的本地人口会认为这些移民是“大规模” 的——在这些地区，大量土地移交到移民手中，比如普罗康苏拉里斯 和东哥特王国的三个定居点群。至于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我们 最多只能基于地名和/或考古证据来猜测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是哪 里。[26] 另外，从移民自身的角度看，“精英转移”（不管是不是部分转 移）之类的简明术语远不足以体现他们行动的性质。就算他们最终成 功定居并发展起来，他们之前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留下了创伤。406— 439年，汪达尔-阿兰联盟分两个阶段迁徙，先是从匈牙利大平原迁移 到西班牙南部（2 500千米），然后又向南和向西迁移了1 800千米， 最后才夺取了迦太基——这需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当然在那之前， 联盟中的阿兰人在约370年到40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从顿河以东出 发，向西跋涉2 000千米，才到了匈牙利大平原。如此远距离的迁徙， 对群体中较弱的成员（老弱病残）是极大的折磨，而且迁徙往往采用 大跳跃的形式：从顿河到匈牙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还有（可能磨 难稍小一些的）从西班牙到北非。每次这样痛苦的“跳跃”都会带来 重大损失。总体而言，这样的旅行甚至可能破坏群体的年龄结构，因 为老年人和年幼者的死亡会超出正常比例。被迫长途跋涉的现代政治 移民往往筋疲力尽，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又容易诱发疾病，因此这样的 旅程常常是致命的。1994年来自卢旺达的难民中有近10%——数量达到 惊人的10万人——在逃亡路上死于霍乱和痢疾。公元第一千年的大多 数移民可能计划得更周全，准备得更好，但考虑到现代的情况，我们 恐怕不能低估迁徙本身造成的损失。 与罗马的冲突大大增加了损失。例如，移民最初渡过莱茵河时， 高卢和西班牙本地居民遭受的损失可能比移民遭受的更大。但是，前 面提过，罗马在5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发起反击，摧毁了两个自主汪 达尔群体中的一个（西林格），阿兰人（当时是入侵者中最强大的） 受到重大打击，只能臣服于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从仅有的一点 资料看，汪达尔-阿兰联盟后来征战北非时可能没有遭遇同等规模的损 失，但至少在早期，战斗还是很艰苦的。[27]面对迁徙的漫漫长路、 激烈的军事冲突，移民的身心受尽折磨，就算他们最终能在罗马北非 最富庶的省份中成为新的精英，创伤也难以抹去。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类似。我们特别来看一 下最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一惊人的成就让他们获得了此地 的财富，而他们也乐于享用。初看起来，他们的迁徙似乎没有造成太 大创伤，但在473年到489年之间，他们（至少是最初由阿马立家族领 导的潘诺尼亚群体）向南跋涉了近1 000千米才从匈牙利到达色萨利 （Thessaly）。到了476年，他们向东北前进了500千米，来到多瑙河 岸边。然后在478年和479年，他们又迁移了1 200千米，先向南迁至君 士坦丁堡，然后又向西行进，（经塞萨洛尼基）到达亚得里亚海沿岸 的迪拉基乌姆。与东罗马在482/483年达成协议后，他们似乎被安置在 东北600千米处，再次回到多瑙河岸边。然后在5世纪80年代中期，一 支哥特分遣队为芝诺皇帝效力，攻打小亚细亚的篡位者伊卢斯 （Illus）（往返各1100千米）；接着，整群哥特人先是包围了君士坦 丁堡（距多瑙河400千米），又跋涉1 500千米前往意大利。如果约达 尼斯的记载可信，那么在所有这些迁徙之前，还有一次5世纪50年代中 期的迁移，当时是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麓迁徙到西麓，距离是700千米。 冲突是少不了的。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没有遭受汪达尔-阿 兰联盟在西班牙经历的那种失败，但是他们与东罗马人、色雷斯哥特 人（一开始）、篡位者伊卢斯打了很多场仗——473—474年，476— 478年，478—482年（在479年时失去了整个车队），484年，486—487 年，还有489—491年。总而言之，创伤是很严重的。 西哥特人的迁徙距离与东哥特人（从东喀尔巴阡山脉到高卢西 南）的相似，他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勃艮第人的行动比较保守：从 德意志南部迁往莱茵河，然后向南进入日内瓦湖及更远的地区。但 是，虽然他们没有在长途跋涉上受苦，却遭受了大得多的损失，尤其 是在5世纪30年代被匈人统治期间。所有移民的生活方式都陷入了混 乱，而不管从罗马的角度怎么看，移民们所经历都只能描述为大规模 迁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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