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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代的和平？ |
| 基于这些现象，所谓西罗马由一个统一帝国向多个继承国的转变
基本上是和平过程的观点，首先与证据不符。该观点最初的前提—— 最终建立继承国的外来群体一开始是受邀入境的——建立在很不可靠 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官员邀请了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 莱茵河入侵者（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勃艮第人或匈人。 换句话说，约405—408年的危机牵涉到的每群入侵者都是不请自来 的，都遭遇了全力抵抗。约375—380年的早期边境危机涉及的其他规 模较小的群体也是如此，比如泰法尔人、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率 领的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在377秋天与反叛的哥特人结盟的匈 人和阿兰人。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 尼人，这是376年夏末或秋初渡过多瑙河的两个主要哥特群体之一。这 群人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们利用罗马帝国和哥特特温吉人之间紧张 局势带来的机会，渡过了多瑙河。 唯一真正获得允许后才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是哥特特温吉人，但当 时的皇帝瓦伦斯可能也别无选择。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并要 求庇护时，皇帝正全力投入与波斯的战争。在一处边境作战的时候， 只有笨蛋才会放任另一处重要边境起火。据一份史料记载，一番激烈 辩论之后，帝国才做出了接纳特温吉人的决定，而且这在当时更像是 控制损失的手段。皇帝兵力不足，无法同时对付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 人，他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接纳一群人，排除另一群人。可以 为证的是，皇帝实施了种种应急计划来消除特温吉人可能造成的军事 威胁，特别是对粮食供应采取战略控制，在出现问题时下令攻击特温 吉人的领袖。在4世纪（以及之前），皇帝的确会不时从哥特人和其他 附属国里招募分遣队为自己作战，甚至包括打内战的时候，但罗马人 并不会因此允许大批武装人员永久进入罗马境内——这可比从边境之 外招募武装部队，战争结束后再送他们回家危险多了。[4] 考虑到4世纪后期和5世纪越境进入帝国的蛮族群体显然不是罗马 邀请的，有人针对405—408年的危机提出了复杂一些的观点。该观点 认为帝国放松对相关边境的控制，从而发出了邀请的暗示。这有点像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 的论点：英国出于经济考虑拆解一度巡航于南大西洋的“奋进号”扫 雷舰，阿根廷的加尔铁里（Galtieri）军政府将其解读为英国不会阴 止阿根廷接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迹象。将这种类比应用于405—408年 的危机会形成一个更可能成立也更有趣的论点，但论点并不是很有说 服力。据说，触发蛮族入侵的因素是罗马军队从高卢北部边境地区撤 出，罗马终止或大幅减少了给边境附属国的补贴。但问题在于，405— 408年的入侵者大部分并不像补贴的主要受益者那样生活在紧邻帝国的 边境地区，而是来自边境地区以外，有的甚至住得很远，比如阿兰 人。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并不少，凭借这些军队，篡位者君 士坦丁三世在409—410年秋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罗马。而且不管怎么 说，第一次攻击（由拉达盖苏斯发起）的目标并不是据说已半撤军的 区域。简言之，没有理由认为空前的蛮族入侵潮与罗马明言或暗示的 邀请有关。外来者使用暴力，自作主张地进入了罗马境内。[5] 最初的入侵后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同。从376年哥特人来到多 瑙河到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废， 这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动，没有哪次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 国。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涉及入侵者和罗马帝国间往往规模不小的定期 暴力对抗。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100年间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 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抗罗马当局，以免其在接触伊始就破坏群体的 独立性。这是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376年到382年之间所做的。对 那些在406年渡过莱茵河的群体而言，要在与罗马（及西哥特人）部署 在西班牙的部队的最初冲突中活下来，军事力量和远遁北非的能力至 关重要。勃艮第人在5世纪30年代似乎是得到同意后迁入了罗马领土， 但这发生在他们被匈人击溃之后，而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似乎支持了这 些袭击。 上述群体在第一次遭遇罗马力量后幸存了下来，而其他许多群体 则没能如此。一些哥特子群体在376年到382年间被各个击破；拉达盖 苏斯的部队在405年整个解体，许多成员被卖为奴隶，一些幸存者后来 重新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莱茵河入侵者同样在 416—418年间遭受了重大伤亡，以至于三个先前独立的群体——阿斯 丁格汪达尔人、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合并成了一个。无论你 怎么看，在与罗马帝国的初次相遇中幸存下来都并非易事。根据我的 统计，从376年到最终在高卢定居的418年，联合起来形成西哥特的哥 特人经历了11次大型战役和众多小型战役。[6] 总体的暴力程度对第一阶段人口迁移的两个具体特征至关重要。 首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移民群体往往多次迁移。持续迁移是一种 生存策略，这些群体要么以此促使罗马帝国妥协（阿拉里克率领的哥 特人从巴尔干经意大利到高卢的行动就是如此），要么移居到更安 全、更繁荣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对抗帝国（汪达尔联盟移居北非）。 其次，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暴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持续大规 模冲突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移民群体会结成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联 盟共同行动。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东哥特人等在罗马土 地上形成的新政治单元，都是更有能力对抗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更大 单元，其成员既能生存下来，也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7] 更多的暴力对移民政治活动的第二阶段至关重要：一旦最初的生 存有了保障，就要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两个阶段往往互相渗透， 因为即使是376年的第一批哥特移民，他们进入帝国也不是只为了生 存，而是还有别的野心；但移民的第二阶段还是很有特点，值得单独 列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罗马与蛮族外交关系框架的出现，有了这样 的框架，就不会出现毁灭特定移民群体的事了。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 特人而言，第二阶段开始于395年到418年间的某个时候，也明显体现 在该群体之后与罗马帝国的外交接触中。从418年开始，外交的重点是 西哥特人将以什么条件占据多大的领土，而不再是他们的存在是否应 该得到容忍。即便如此，第二阶段仍是军事冲突不断：首先是在高卢 南部，5世纪20—30年代，阿尔勒这个地区首府成了哥特人的目标；然 后，5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卢瓦尔河和直布罗陀之间出现了更多 的冲突，当时尤里克（Euric，467—484年在位）领导的哥特人建立了 一个大型的独立王国。相比之下，汪达尔-阿兰联盟在5世纪40年代中 期才进入第二阶段，当时，西罗马被迫承认联盟对北非的征服，而事 实上该联盟的第二阶段并不像西哥特人的相应阶段那样稳定。西罗马 在垂死挣扎之际，还在461年和468年两次试图夺回汪达尔王国。至于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并无必要正面对抗罗马帝国，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暴力的推 动下，用征服和征用来追求他们的野心。[8] 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罗马帝国的视角。移民暴力与西罗马崩溃之间 的联系再直接不过。简单来说，罗马对一个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征 税，以维持其军队和其他机构。经济还有其他部门，但农业占帝国生 产总值的比例不会低于80%，许多学者认为比例还要高。在这种情况 下，移民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帝国税收，继而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生存能 力。每当一片领土落入移民群体之手（例如西班牙各行省在5世纪第二 个10年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能为国库做出贡献的土地就少了一 块。此外，行省若是陷入冲突，哪怕没有被彻底征服，也将无力支付 税款。罗马城周围的行省只被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占领了两年，而 那之后的近十年里，这些行省缴的税都只有正常税率的七分之一。两 个北非省份也获得了类似的减免，这两个省不属于5世纪40年代的汪达 尔-阿兰王国，但在40年代中期被汪达尔人-阿兰人占领了3年。因此， 也许可以大致认为，那些经历重大战争的行省的税款减少了七分之 六。[9] 算一算有多少失去和受损的省份——它们可是西罗马的土地税 基，你就会知道移民带来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早在420年，不列颠就完 全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授予西哥特人的加龙河河谷也是如此。此 外，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或争夺，意大利中部和 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西哥特人408—410年间的停留而遭受破坏。所有 这些损失导致的税收减少完美体现于罗马晚期的军官与文官名册《百 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名册列出了5世纪20年代初的西罗马 军队。建立于395年的野战军团中，大约有一半在这二十几年间被摧毁 了。而此时加入军团的替代部队中有一半以上（97支队伍中的62支） 只不过是在名义上升级为野战军的卫戍部队。不仅野战军受损后没有 得到高质量部队的补充，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其他部队代替升 了级的卫戍部队履行职责。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急剧下降，这是帝国 税基受到侵蚀带来的直接影响。[10] 更糟的还在后头。到了445年，西罗马最富裕的行省——北非的努 米底亚、拜萨西恩和普罗康苏拉里斯——已经臣服于汪达尔人，潘诺 尼亚（如今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归了匈人，勃艮第人和其他一些阿兰 人则在5世纪30年代中期得到了高卢的小片地区。到了这个地步，西罗 马近50%的税基已被侵蚀，资金即将耗尽。可想而知，当时的西罗马立 法者会抱怨地主不愿缴纳税款，也会试图收回既有税收优惠。地主不 愿缴税显然是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此时不得 不提高税率。此外，西罗马也在发明新的税种。但是，如果因此就说 富人不愿纳税是西罗马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这么认为），那就 是本末倒置了。在帝国政治中，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始终享有税收特 权：你的朋友支持你赢得权力，原因之一是你能让他们富起来。这种 现象之所以在5世纪40年代异常突出，是因为许多行省已落入移民之手 或者因战争而遭受损失，西罗马的收入减少到了危险的低水平。[11] 罗马帝国遭受军事损失，政治能力也下降了，新的战略形势由此 产生，移民得以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并从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 扩张。这个时候，西罗马军队由于税收下降而陷入贫困，境况大不如 前，面对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特别是刚开始或快完成在西 罗马故地上建立权力基础的工作的法兰克人），西罗马没有丝毫胜 算。从对税收乃至帝国军事机构的影响来看，武装外来移民和西罗马 崩溃的直接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5世纪后，本地的罗马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跟 不同的移民达成交易，而这一趋势和贵族不愿缴纳高额税款一样，只 是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现象。同样，我们应该把这些 交易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参与其中的本地贵族基本上是地主，他们 的地产（财富的基本来源）大部分位于同一个地方，这些有形资产无 法迁移。因此，如果地产所在的地方被划入了某个移民群体不断扩大 的势力范围，地主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他们要么与移民领袖达成和解 （如果可能的话），要么就有可能失去作为他们所有财富和地位来源 的土地。这样的和解不会自动发生。我们看到，在不列颠低地，原先 的罗马地主阶级完全无法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后幸存下来。[12] 认为西罗马的终结是个基本和平的过程，本地精英不再继续参与 国家核心结构的决定推动，这种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恰恰相反，5世纪 的种种政治进程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这些精英被夹在中间，别无选 择，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只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与来到他们土地 上的新势力达成和解。在这里，我们有时会忽视罗马中央政府和本地 罗马地主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只看后者的话，是可以记录下许多和 解的事件的。然而，之所以会有这些事件，是因为移民群体先凭武力 越过了边境，西罗马就此失去了税基，不再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像样 的军队，各行省的地主因此被彻底地暴露在蛮族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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