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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的局限

有必要先明确问题在哪里。根据经典的精英转移/文化模仿模型， 来到不列颠的日耳曼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部分或全部取 代了罗马不列颠当地的地主精英。当地仍有大量罗马不列颠人，其数 量远远超过移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吸收了移民的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直到移民和本地人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所描绘的基本情 况是，绝大多数罗马不列颠人自愿改变群体身份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 人。该模型意在指出，只要有少量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跨过北海，就可 以合理地解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大规模日耳曼转向。人们往往借助 该模型提出一种观点，即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其实并不算是重大变革的 主要推动者。根据此类论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罗马不列颠发 生的事（例如罗马结构的崩溃），以及当地人对他们到来的反应（当 地人自愿决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至少与移民潮本身一样重要。 可见，该模型及其变体都是针对以往对侵略假说的滥用而提出的。 [39] 该论点的另一方面就比较难定义了，因为现在没有人相信来到不 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或驱逐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移也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它现在实际上被 定义为精英转移模型的对立面。基本的意思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数 量太多，不能再被归类为贵族精英，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他 们，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择，带来了不列颠低地的文化变迁和其 他变革。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关系的 整体性质，是论点的核心。罗马不列颠人可以自主选择对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到来做出何种回应吗？还是说，移民们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而 且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其中数量似乎更成问题，因为恰恰是在这个 问题上，我们的资料里没有明确的信息。对于400年时罗马不列颠本土 人口的数量，现有资料中只有很粗略的估计，而关于后来盎格鲁-撒克 逊人移民潮规模的数据则几乎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精确的数 字，就能找到更有成效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5—6世纪的乡村结构革命着手。晚期的罗马不列颠被 分为许多大中型庄园，其中不少围绕着别墅——乡村大宅兼地产中心 ——运作。与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的土地分配不均，大 量土地掌握在数量较少的地主手中。到了600年前后，这种地产分配方 式已被另一种基础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取代。不光是所有的别墅都不 再使用，而且庄园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只有一两个案例能说明从前罗 马庄园的边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仍然有效，但相关证据并不可靠。 实际上，农村的经济地图已经重新绘制过了。600年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为征税而划定了较大的区域，但大部分农业活动是围绕 比从前的罗马别墅小得多的单元组织起来的；直到9世纪，有中心化组 织的大型庄园才重新出现在英格兰乡村。这些属于第一批采邑，采邑 在《土地调查清册》的时代成了乡村的主要特征。[40] 显而易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接管并不是简单的精英转移，不能 参照500年后诺曼人征服的经典模式。黑斯廷斯之役后20年，也就是 《土地调查清册》中记录的信息得到收集之时，本地的盎格鲁-撒克逊 贵族已经失去了地位，其土地被转移到征服者威廉的主要追随者，也 就是所谓的直属封臣（tenants-in-chief）手中。这个过程向下延伸 到地方精英（士绅）一级，因为直属封臣接着将自己得到的大量土地 上的经济权利转授给自己的追随者，让他们获得财富。这个衍生的过 程与征服者威廉一开始对其直属封臣的馈赠一样具有政治必要性，因 为多亏了这些人的忠诚服务，征服才得以成功，而他们自然会期望分 享联合军事行动带来的财富。结果，盎格鲁-撒克逊士绅和贵族失去了 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成了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土地上的租户。 但该过程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财产转移并没有扰乱现有的地产界 限，也没有改变庄园经济的运营模式。庄园仍作为农业单元继续运 作，但细节上有了一些变化，有理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农民的地位 大大降低了。然而从根本上说，庄园的地产边界和农村经济的一般运 作并没有受到诺曼人大胜后财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干扰。这是诺曼征服 者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结果。庄园的主要活动是集中劳动力耕作，也 就是种植粮食，但它仍然需要牧场和林地来供养地产运作所需的牲畜 和人口。对这些安排的任何干扰都会降低农业产量，减少新业主的收 入。[41] 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5—6世纪的接管并未带来如此明显 的财产转移。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精英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有的别 墅地产，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最好的选择。与11世纪的庄园一 样，罗马世界中的别墅地产是综合农业单元，其产出为非常富有的农 村地主阶级提供了财富。改变别墅边界扰乱了农村经济的实际运作， 也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过程导致农村产出大幅下降。虽然即使放弃 了一些边缘地区，整体的种植面积也没有明显变化（通过花粉分析证 明），但更复杂的地产结构无法再起作用。例如，在泰晤士河多切斯 特一带，一些罗马时代的排水系统到了撒克逊时期就不再有人维护， 较为简陋的“浅耕犁”则基本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罗马式重型犁。重型 犁是昂贵的资本设备，因为犁地需要挽畜，而挽畜过冬需要足够的备 用饲料，生产这些饲料是有成本的。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较小 农业单元即使想，恐怕也负担不起重型犁。[42]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罗马不列颠的旧城镇连一点残存的城市特征都没法保留。不管怎么 说，它们并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而是“农业城镇”，其存在是为了 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中实现某些功能，而作为回报，农村的一些粮 食富余流入城镇并养活了城镇人口。如果你扰乱了农村经济的组织， 特别是简化了其功能，减少了总产出，你就破坏了城市的根基，因此 这样的城镇在后罗马时代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一些城镇保留 了行政作用，因为那里建起了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宫。[43]这就带 来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时要打破现有的罗马地 产结构，即便这么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 有人试图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的不列颠内部发展中找到这 个难题的答案。有些人认为，索西穆斯笔下的409年不列颠叛乱属于农 民起义，它不仅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而且推翻了别墅地主阶级的 社会统治。当然，别墅肯定会是这类起义的牺牲品。最近，盖伊·哈 尔索尔主张，不列颠低地别墅庄园结构的崩溃是它与帝国系统分离的 直接后果——当初这种结构是在帝国系统的庇护下出现的；但他提出 的事件发展顺序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别墅所有者之所以社会地位很 高，是因为他们与帝国建立了关系，而这些联系在410年之后被切断 后，他们要维持精英地位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从前，他们用自己 庄园中产生的利润来建造和装修精致的别墅，用其他方式来显示阔 气，交换罗马制造的贵重物品（地中海食品、精美陶器等等）；而现 在，他们必须在本地分配财富，通过馈赠来建立支持者网络。这些网 络在结构上取代了帝国，允许地主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地位，但相对昂 贵，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盈余来像从前那样摆阔。结果，别墅和原有 交易模式很快就消失了，而不列颠低地的地主开始在葬仪（“有随葬 品的土葬”）上攀比，他们举行豪华的葬礼，用很多华丽的服饰随 葬，为的是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44] 而农民起义的论点就不那么可信了。虽然很混乱，但当时的西罗 马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迹象。不过，在中央帝国权力机构无法响应当 地需求的地方，许多地方精英把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中。409年左右， 君士坦丁三世早已放弃了他的不列颠基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和 西班牙。在这两地，他试图一边取代霍诺留皇帝，一边对付现在已经 定居在比利牛斯山脉南部的莱茵河入侵者。我在这方面完全赞同哈尔 索尔的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叛乱更有可能是那种常见的叛乱，因君士 坦丁三世的疏忽而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反罗马的社会革命。同样重 要的是，《欧塞尔的圣日耳曼努斯生平》（Life of St Germanus of Auxerre）描写了一个明显是罗马人长相的不列颠低地精英如何向仍在 罗马治下的欧洲大陆求助，以对抗5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入侵者和异端。 直到5世纪，罗曼语（简化了的拉丁语）仍然是不列颠低地政治生活的 口头语言。我也倾向于认为，基尔达斯关于不列颠向罗马统治者埃提 乌斯（“三任执政官”）寻求帮助的著名记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 一切都说明，当时不列颠仍有一个心向罗马的罗马化地主阶级，而且 那里直到5世纪40年代还保留着一些罗马式的结构。因此，阶级冲突的 观点没有什么吸引力。[45] 哈尔索尔的内部系统崩溃论更能解释5世纪不列颠低地转型过程中 的两个重要现象，即别墅消失，带有随葬品的土葬开始流行。而我们 在评估该论点时，有必要先谈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 哈尔索尔，他认为在解释考古变化时回避移民“只不过是抛弃了一个 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 代替”。他对不列颠低地发展的解释完全符合这种世界观，因为他认 为这些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别墅消失是因为不列颠低地社会内部的 危机，该危机也带来了相互攀比的昂贵丧葬活动，而盎格鲁-撒克逊移 民在其中没有起太多作用。但是，尽管侵略假说在过去肯定是被滥用 了，但先入为主地否认移民的作用也有问题。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只 要能使历史的聚光灯远离移民，任何观点，无论其学术水平和其他水 平如何，都会得到信徒的同意。[46]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怕被当作头 脑简单的迁徙论者，那么对别墅的消失其实有一种更直观的解释，而 我们不应忘却简明以及奥卡姆剃刀的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替代 解释也更好地考虑到了所有可用的资料。 首先，在5世纪的情况下，哈尔索尔描绘的图景——别墅因完全内 在于不列颠的政治进程而逐渐消亡——未必适用于409年之后的几十 年。根据452年的《高卢编年史》，撒克逊人的进攻在410年左右就已 开始，而别墅——富人们孤立的乡间大宅——不但很容易受到攻击， 而且非常显眼。第二章描述过阿勒曼尼袭击者从其中一幢别墅中劫掠 的战利品；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袭击者没能将战利品带过莱茵 河。更一般地说，罗马边境上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那里 的别墅都是最先遭受损失的。[47]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外部攻击 的任何升级都会马上影响别墅网络。在我看来，409年之后，不太可能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不受外部攻击影响的内部侵蚀过程缓慢展开。 同样重要的是，除了别墅网络的崩溃和有随葬品的土葬的兴起， 还有别的现象需要解释。哈尔索尔的论点（或任何版本的内部系统崩 溃论）很难解释随5—6世纪社会经济革命而来的文化变革的程度。不 光是不列颠低地的别墅庄园消失了，而且到了600年，该地区讲拉丁语 的基督教精英已经被讲日耳曼语的非基督徒取代。哈尔索尔当然认识 到了这一点，也承认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才能解释这 些转变，尽管他没有提出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机制，而且总体上试图 将移民与他认为更根本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脱钩。然而，我们需要充 分考虑文化变革的深刻程度。 坟墓中的随葬品大多数是日耳曼式样的，但这只是日耳曼化的一 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书面语言保留在公元600年之后到诺曼征服 期间的一系列文本中，惊人之处在于它基本没有受到当地不列颠凯尔 特语的影响。外来词很少而且相隔时间很远，凯尔特语对其语法结构 几乎没有影响。这揭示了重要的事：到600年时，不列颠低地新兴地主 精英所说的各种方言（该语言现有的书面形式以此为基础）不仅完全 是日耳曼语，而且与不列颠本土的凯尔特语毫无接触。那个时代，语 言在家庭中传承，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母亲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已 经看到，这就是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中必然包括大量妇女的原因 之一。顺便提一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晚期，移民带来大规 模语言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参与迁徙的是农民群体（即便是一小群拥有 土地的自由农民）时才会出现，而从来没有在类似诺曼征服的那种小 规模贵族精英转移时发生。[48] 同样激烈的文化转型也表现在其他领域。罗马社会首先分为自由 民和奴隶阶级，自由民又分为honestiores（上层）和humiliores（下 层）。上层自由民基本相当于有地阶级。根据我们的资料，在约公元 600年之后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罗马系统一样有自由民和奴隶 的分类，但还有第三类人：半自由或“被释奴”的阶级，这群人不是 奴隶，但世世代代依附于自由民阶级成员。自由民阶级被细分为 wergilds（偿命金）不同的等级（“偿命金”代表这个人的社会价 值，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地主，或者至少是土 地保有者。后罗马时期欧洲大陆上所有日耳曼群体中都发现了这样的 三重社会分类，而永久被释奴的概念对罗马社会来说非常陌生，因为 在罗马，被释奴的后代将成为完全的自由民。因此，前面那种划分社 会阶级的方法很可能起源于日耳曼移民。不是完全不能想象后罗马时 代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各自发展出了三类人的划分，但这种可能 性不大。[49] 将这些文化转变充分考虑在内，我们就能重新定义问题了。显 然，我们需要解释5—6世纪时为什么别墅庄园网络会崩溃，内有日耳 曼服饰和武器的墓葬会出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600 年前后的新精英讲的是未受凯尔特语影响的日耳曼语，为什么社会按 照日耳曼的方式重新组织。对于上述现象，有一个对别墅经济结构崩 溃的更为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会带来年代问题，而且能解释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我们可以先仔细考察精英转移的经典案例，即诺曼人对英格兰的 征服。如《土地调查清册》展现的那样，11世纪，各个庄园易手，但 既有的庄园网络没有受到干扰——对整体经济和各庄园的所有者来 说，这是最佳结果。但诺曼人的征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只是因为到 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正好，他们能占有现有的庄园网络，而不必再分 割庄园。《土地调查清册》提供了一些细节。截至1066年，英格兰乡 村约有9 500个庄园，诺曼人定居下来后，将其所有权重新分配了给大 约5 000个新到来的精英家庭。1086年的时候，国王、国王的直属封臣 和各种教会机构各自拥有许多庄园，但剩下的庄园的数量还是足以让 新精英中的每个成员都获得自己的资产。但是，如果征服者威廉的亲 信支持者太多，没法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庄园，会怎么样？如果征 服者威廉身后有1.5万名，或者哪怕只有1万名足够重要的支持者，每 人都要求获得新征服王国中的财产权益作为奖赏，会怎么样？那样的 话，奖励那些让威廉取得英格兰农业资产控制权的支持者，这方面的 政治需要就会压倒经济考虑，保持高生产力的庄园网络不受影响也就 不再重要了。不能满足最重要支持者期望的国王和领主通常不会长久 在位。（在黄金和土地两方面馈赠上的）慷慨大方被视为中世纪早期 领主的主要美德，不是没有原因的。[50]如果到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 多到已有的庄园结构无法容纳，那么出于政治原因，即便以牺牲经济 为代价，也得进一步分割庄园。诺曼征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到 来的精英和可用的农业生产单元在规模上大致匹配。 相比之下，同样复杂和富有生产力的罗马别墅网络没能免受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干扰，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其实对新移民来说，保持 现有农业生产单元不变更简单，在经济上也更有好处。不列颠低地新 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税收来源将是更有生产力的农村经济，新的精 英各自获得的土地资产也会更有价值。但比起这两个方面，奖励忠诚 的支持者更为重要。在征服之后的那些年里，奖励忠心服务者的需要 必然驱动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吞并土地。事实上，国王寻找可用作 奖赏的土地的能力，始终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长期发展的关键动力。 7世纪，最终成为前维京时代的大国的，是3个有办法扩张到开放边 界，也因而有土地来吸引更多战士的王国（韦塞克斯、麦西亚和诺森 布里亚）。[51]尽管经济成本很高，但5世纪的农村还是得到了彻底 重组，可见这片土地上要容纳的盎格鲁-撒克逊追随者的数量太大，无 法一对一地取代原先的罗马地主。 对低地不列颠别墅地产解体的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我们掌握的4世 纪末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普遍发展模式。虽然罗马和日耳曼世界都是 农业经济，但二者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罗马世界（包括其不列颠行 省）的精英阶层人数较少，相对富裕，而日耳曼经济所能支撑的则是 不那么富裕，但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精英阶层。盎格鲁-撒克逊人 的移民潮将前述第二类精英带入了第一类精英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新的精英不得不有所妥协。盎格鲁-撒克逊领袖出于政治原因必须 奖励忠诚提供军事服务的追随者，因此旧的社会经济秩序最终是需要 重组的。何时以及如何重组的细节尚不清楚。可以想见，一些罗马人 的庄园在撒克逊时期之初仍在运作。一开始，移民可能还愿意靠分配 现有庄园的出产来生活。但一旦移民人数增加，有了永久控制土地的 意识，他们就会要求在资本来源中分得一份，于是，现有的地产边界 需要重绘，总体产出也就持续下降。[52]近年来津巴布韦对“白人” 农场进行了划分，已经证明分片后各部分的总产出不如分片前的整体 产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类比。 很难说这批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究竟比原先的罗马精英多出多 少。在罗马时代和庄园化的中世纪，地主和无地农民的比例估计最多 为1比10，而且实际比例可能低得多。现在很少有人会赞同弗兰克·斯 滕顿（Frank Stenton）爵士的看法，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几乎 完全由自由的农民战士组成，但如我们所见，罗马时代晚期，社会和 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中。庄园化和人数较少的社 会精英阶层的产生（相当于重建了使规模更小的罗马上层阶级得以存 续的那种社会经济结构）要到8世纪才开始。有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 观点：5—7世纪墓葬中的武器，实际上可能是宣告自由民身份的手 段，因为武器随葬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战士身份。如果是这样的 话，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自由民可能占男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因为差 不多一半的男性墓主有某种类型的武器随葬。然而，来自6世纪欧洲大 陆的证据表明，那里的自由阶级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1/5到1/3，相比 之下，自由民占人口一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要么也许是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社会结构更平等，要么可能是居于中间的半自由阶级也承担一 些军事义务，也用武器随葬。[53]无论是什么原因，罗马精英和日耳 曼精英在规模上的差距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不列颠低地的过程是一种精英转 移。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即使在罗马不列颠的人口结构崩溃 后，移民与原有居民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1比4，不可能出现维多利 亚时代的人所说的那类种族清洗。[54]以数量而言，移民比当地人少 得多，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全面的基 因混合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与诺曼征服的比较很有启发意义。不 同于诺曼征服者，5—6世纪的新日耳曼精英人数太多，无法被纳入现 有的社会经济框架，因此必须彻底重组基本的生产方式。虽然移民都 占少数，但我们必须仔细区分这种两种产生了截然不同结果的情况。 把二者都归为“精英转移”会造成分析上的混乱，让人忽视一些关键 的特性和差异。 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关 系？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掌控乡村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人在选择命 运方面有多大的自由呢？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仅仅因为他们种族不 同，本地罗马不列颠人和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就必然存在敌 意。本地人口自愿改换身份认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更具体地说，正 如我们所见，7世纪的《伊尼法典》表明，直到7世纪90年代，韦塞克 斯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地主精英中还有罗马不列颠人。也有充分的 理由认为，至少一些罗马不列颠地主成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重 要随员。但是，在考虑这种情况有多普遍时，有必要牢记盎格鲁-撒克 逊人迁移的基本目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活动从一开始的袭击和提 供雇佣兵服务，发展到对地产的完全吞并，这实际上相当于与后罗马 不列颠幸存的地主精英直接争夺对财富生产手段的控制权。我们不一 定非要假设所有罗马不列颠地主都没有挺过一开始的大灾难，但基尔 达斯描绘的暴力和恐怖景象也不纯粹是想象。土地掠夺可不是什么愉 快的过程，即使是诺曼人相对平和的掠夺，在某些地方也是非常野蛮 的，尤其是在1069—1070冬季臭名昭著的北方行动（Harrying of the North）中，粮仓被有意销毁，造成数万人死亡。[55] 也有必要想想本土的地主精英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在7世纪的韦塞 克斯保住地位。这些非撒克逊人的地主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本身就值 得关注。7世纪，韦塞克斯向西扩张，进入不列颠西部。这些不列颠地 主究竟是最近加入王国的人，还是来自汉普郡或威尔特郡的早已精通 生存之道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就算这些人 的土地没有马上被夺走，根据《伊尼法典》，他们的社会价值（以偿 命金来衡量）也只有财富水平相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半。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限制。偿命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解决争端 时计算各种补偿的基础。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财富相当的移民和本 土地主在偿命金上的差异，可能造成了在最初的暴力冲击后幸存的非 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的最终消亡。在偿命金不同的情况下，当移民和本 土地主陷入纷争时，就算法庭的判决公平（移民和本土地主胜诉的案 例数量相等），财富也会渐渐从本地人转移到移民手中。移民的偿命 金更高，同样的罪行，移民作为受害者时收到的赔偿金比作为加害者 时付出的赔偿金要多一倍。[56] 这个证据更为具体，但也只是证实了我们能从政治背景中做出的 推断。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不列颠低地的不同地区建立主导地位后， 本地地主有充分的理由去跨越政治与种族的鸿沟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 人。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这个方法，他们才有希望保持那种在罗马 时代赋予他们权势的不平等资产分配。然而，他们想这么做，不代表 就能这么做。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领袖（在所能控制的范围 内）[57]完全有理由禁止本地人如此改换身份，至少不能让大批的本 地人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奖励自己的军事追随者。比起罗马不列颠 的地主，这些追随者对新国王的政治重要性要高得多，因为国王掌权 靠的是他们。不幸的是，众多例子表明，智人真的很喜欢掠夺，为了 攫取他人的财富，他们不惜组织并实施暴力。即使本地地主设法暂时 保住了自己的地产，但正如《伊尼法典》所示，未来会怎样是无法保 证的。 相比之下，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罗马不列颠社会中的无地成 员之间就没有那种程度的竞争，因为后者并不拥有移民想要夺取的资 产。尽管我不相信当时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无地阶级与别墅拥有者的 确不会有太多共同利益，因为后者是依靠前者的劳动果实生活的特权 精英。因此，本地的无地者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被接纳为新的盎格鲁-撒 克逊人。然而，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如愿。正如前文中那位匈人帝国中 罗马商人的经历所示，允许原本属于从属群体的人进入统治阶层，必 然意味着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显然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想跨越阶级界 限。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旦从属群体成员的地位提升，统治阶级就 无法像以前一样剥削他们，因此，对地位提升总有种种限制。就我们 讨论的问题而言，刚取得不列颠低地肥沃可耕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 需要从地位低的群体中调集大量人手，来承担耕作农业中繁重的体力 劳动，毕竟当时还没有发明拖拉机。因此，虽然和拥有土地的同胞相 比，罗马不列颠的无地人员与移民没有那么激烈的利益冲突，但移民 还是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大批加入不列颠低地的新精英阶层。事实 上，法律和特许状表明，在新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大量的奴 隶和半自由民对社会结构至关重要。我认为，不列颠低地大部分无地 的本地人都被绑在了从属地位上，尽管偶尔会有人像那位变成了匈人 战士的罗马商人一样成功晋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盎格鲁-撒克逊语未受本地人影响一事就有了更 大的意义。由于语言是在家庭内部而不是通过正规教育传授的，因此 从公元600年开始，不列颠语对新统治精英使用的日耳曼语基本没有影 响，这很说明问题。如果这群精英中有大量变成撒克逊人的不列颠 人，那么撒克逊人的通用语言肯定会受本地语言的影响。而影响如此 之小，就表明新的精英阶层主要由移民组成。[58] 除非你打定主意要证明移民从来都不是重大改变的推动者，否则 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总体结论：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改变 不列颠低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400 年，罗马帝国体系还塑造着这片土地的形态，而将其与帝国体系脱 钩，必然会改变它的历史轨迹。人数较少、相对富裕的别墅主曾受惠 于帝国体系，而一旦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这些人就会变得非常脆 弱。在我看来，与罗马世界其他地方的庄园主一样，如果要对付的只 是不列颠各行省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那么他们是有足够的社会权力 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问题。不列颠的邻居们深 知不列颠是多么富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袭击不列颠。一旦罗马中 央的保护被撤回，别墅主在面对皮克特人、斯科特人或者盎格鲁-撒克 逊人时就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维护自己那非常不平等的资产份 额。 另外，即使有更好的关于别墅社会解体的年代证据，可以说明罗 马社会在撒克逊人大举攻击之前就已崩溃，也只会部分改变上述图 景。首先（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罗马不列颠的地主阶级之所以 被其罗马母船抛弃，是因为其他移民在405年之后侵入西罗马的大陆领 土，破坏了帝国的中央结构。而且更具体地说，不列颠后来发生的事 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决定的：人数较少的本地精英群体被人数 较多的外来精英群体取代，不列颠低地在语言等方面发生重大文化变 革，进入了日耳曼化的轨道。可见，本地人口在这几个世纪中决定自 己命运的能力实在有限。 因此，从根本上说，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的模式，并不能很好地 解释我们所见低地不列颠在400—600年间的转变。但盎格鲁-撒克逊人 接管该地时，也没有大规模取代原本的居民。在决定如何将其重新归 类时，探讨在高卢北部同时展开的类似变化会有帮助。与高卢北部相 关的考古证据基本比较新，更清楚地展现了本地社会在像罗马不列颠 人那样面临外来的土地掠夺者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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