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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的根源 |
| 正如本书探讨的许多主题领域一样，在这方面，摒弃民族主义史
观可以产生深远的解放效应。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 克逊人之所以一直敌对，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 人。事实上，公元600年后的史料显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 兰，不同王国之间的斗争并不比它们和罗马不列颠人的斗争少，有时 盎格鲁-撒克逊人甚至会与后者结盟来对抗自己的同胞。在后罗马时代 的不列颠西部和北部，区域间差异很大。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 一是，学者通过周密分析立石铭文使用的语言，揭示出在5—6世纪， 不列颠西部有相当数量幸存下来的罗马精英，他们说的是罗曼语，而 他们北边的不列颠伙伴讲的是凯尔特语。[3] 世界观的改变让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审视现有证据，而知识方面的 新进展也推动了对证据的重新解释。过去50年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 我们对罗马不列颠的具体发展程度掌握得更好了。通过研究地表收集 的陶器碎片并有策略地选择挖掘地点，人们发现罗马不列颠晚期的人 口数量实际上非常大。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数字（最近的估计在300万 到700万之间，误差幅度很大），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4世纪对英格 兰乡村的开发程度比那之后到14世纪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深。维多利 亚时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罗马不列颠是一潭死水，但并非如此，它是 罗马帝国中繁荣发展的区域。因此，虽然当年洛因（H. R. Loyn）写 道，“深入了解就会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过程更像是人类对 抗森林的传奇，而不是撒克逊人对抗凯尔特人的故事”，但现在，入 侵者能将几乎所有罗马不列颠人都驱赶向西的看法已经很难站住脚 了。[4] 现代英格兰的地名绝大多数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该事实也得到 了重新诠释。人们发现，其中大部分地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该地 几百年后形成的，当时农村定居点的结构才最终固定下来。关键的情 况是地产（庄园）和村庄相继出现，而这一发展在公元800以后才起 步，一直进行到11世纪。那时，盎格鲁-撒克逊语成为有地阶级中的主 流语言已有很长时间，新的地产得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名称也就不足 为奇了。而由于这个命名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定居下来后的两 三百年才发生，地名就很难证明原来住在那里的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曾 被大批日耳曼定居者全部驱赶出去了。从定居到命名，中间隔了超过 两个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让日耳曼语通过文化同化过程在 原住人口中传播了。[5] 对当时情况的上述三种新见解，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盎格鲁-撒 克逊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也足够明确。不列颠低地（基本上就是现在 的英格兰）在约350年时是罗马世界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但是在 600年时由讲日耳曼语的精英统治，这些精英认为自己的祖先在350— 6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从欧洲大陆而来。然而，移民在所有这些事上发 挥了什么作用，当地原住人口是如何离开的，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 问题。 分歧这么大，可见现有证据严重不足。第一个关键问题是，400年 前后，罗马不列颠的状态究竟如何？很少有人怀疑它在50年前就已经 蓬勃发展了。诚然，那里的城镇居民并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热衷 于对公共纪念建筑进行私人投资，但这是帝国晚期罗马世界的普遍现 象，应该从当地精英生活模式转变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应该像从前不 少学者那样认为这仅仅是经济现象。 有必要停一下谈一谈这个论点。4世纪时，罗马地主精英的生活模 式从以家乡为中心明确转变成为帝国服务。他们之前自己出钱在城镇 建造公共纪念建筑，完全是为了在当地赢得权力。但到了4世纪，这种 做法就失去了吸引力。为了解决一系列被统称为“3世纪危机”的问题 （其中最棘手的是波斯崛起为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没收了所有当地 的资金，而从前正是因为有这些资金，当地罗马精英才会把在家乡赢 得权力当作值得追求的目标。到了4世纪，在家乡行使权力要担负很大 的责任，可支配的钱却少了很多。现在只有在帝国而不是在家乡服务 的人才能体验到花纳税人钱的乐趣。不出意料，帝国各地的罗马精英 都合理地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优先级。精英们不再用投资来争取在家乡 的权力，而是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自己的孩子，帮助他们适应帝国的官 僚机构并在其中进一步攀升。城镇的形象因此受到影响，但这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危机迹象。[6] 罗马不列颠乡村的证据符合这一整体模式。4世纪，不列颠的别墅 发展空前，处处展现出资财丰厚。别墅经过翻修，尤其突出的是带图 案的彩色马赛克取代了黑白几何图形的马赛克，此外还出现了私人的 基督教礼拜堂。在过去，这可以用彩色电视机的出现来类比，但离彩 电问世已经过去了很久，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电视曾经只有黑白 两色。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乡村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持续 到了公元400年。例如，发掘出来135个内有罗马钱币的不列颠别墅， 其中65个里边只有约公元360年以前的钱币。这是意味着不列颠的别墅 经济——在衡量罗马行省的总体状况方面，这个指标比城镇更可靠 ——在那时开始衰落，还是说，只不过是钱币流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钱币从来都不是罗马经济交换的核心特征）？ 一些人主张，当时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近来的一个史学趋势就是 强调“系统崩溃”（考古学行话）。这种观点认为，到400年时，罗马 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系统在不列颠都失效了，因此罗马不列颠的消 亡是出于内部原因，随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只是来到了一个多少可 称为权力真空的地方。罗马正规军看起来在4世纪90年代撤出了哈德良 长城一线，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论点。堡垒仍有人驻守，但与罗马正规 军有关的那几类金属制品从那以后仅见于不列颠低地，有人因此认 为，是一些独立的当地首领接管了这些边境堡垒。然而，源自堡垒的 证据含糊不清，而罗马不列颠在400年前后的总体状况确实取决于别墅 经济崩溃何时开始。无法确定准确的年代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别墅经 济在4世纪后期解体，那么所谓罗马不列颠的终结就与盎格鲁-撒克逊 人的入侵毫无关系。但如果别墅经济解体于410年之后，盎格鲁-撒克 逊人就更有可能要为此负责。[7]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这个有争议的开端之后，事情具体如何发展， 就会发现相关证据的质量更加糟糕。历史资料特别匮乏。由多少算是 同时代的不列颠当地人写成的书只有一本——修士基尔达斯写的《不 列颠的毁灭》。他写作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在5世纪晚期到 6世纪中叶之间。然而，这本书的一大问题是，基尔达斯想写的不是历 史，而是要献给自己时代的不列颠国王的道德手册，他不时利用过去 的事件来说明他对当下的看法。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理出关于盎格鲁-撒 克逊人征服的叙事大纲，但往好里说，相关信息也只是零星、不完整 的——实际上，对于应该如何理解那本书，已经有人提出了非常不同 的建议。[8]欧洲大陆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些差不多同时期发生在不列 颠的事情，可以作为对基尔达斯作品的补充，另有一些年代很晚、非 常零散的资料汇编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述可能反映了实际事件。书 中大部分条目与国王和他们的征服有关，其中一些可能是根据大致准 确的回忆写下的。所记录的一些事件从地形上看也非常合理，特别是 577年的德哈姆（Deorham）战役。据说这场战役使得格洛斯特 （Gloucester）、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巴思（Bath）落入盎 格鲁-撒克逊人之手。去现场（就是巴思郊外德哈姆公园的那片土地） 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地势极高，俯瞰周围的土地。但总的 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录既有限又有问题。它实际上只 谈及韦塞克斯（Wessex）、肯特（Kent）和苏塞克斯（Sussex）三个 王国，这些王国后来被纳入9世纪时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 the Great）的疆域，而在其庇护下，该文本才能以其现存的形式流传 下来。从埃塞克斯（Essex）到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后来构 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的大片地区，要么在编年史中只有很少 的记载［麦西亚（Mercia）和诺森布里亚］，要么根本没有记载（埃 塞克斯），而且这部编年史竟然几乎没有细节。很多地方只有年份没 有事件，在写到事件的地方，也只有寥寥几笔。我教课的时候，把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5—6世纪的所有记录翻译成现代英语 后打印出来，用一张A4纸的正反面就够了，而且字也不需要挤在一 起。这本书列出了一系列相互间没什么关联的事件，连一段完整的叙 事都没有。此外，文本的形式和年代问题都表明，有时，那些历史 （很可能是口头历史）上伟大英雄的事迹发生在何时只能靠猜测。5— 6世纪欧洲大陆一些同样参考了口述传统的资料中也有此类猜测，而且 猜测并非全无道理。例如，可以通过王室都有的家谱和国王名单推断 出大致的年表，再根据这个年表来为保存下来的记忆中与某个人有关 的事件排序（比如国王赢得的战争）。[9]然而，这些只是猜测，不 是确定的知识，而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信息实在匮乏，因此 它用处有限。[10]公元600年前后，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了不列颠，对 于在那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我们知道得要多一些。比德 （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详细的 历史记载实际上是从约公元600年开始的，关于那之后发生的事，比德 保留了大量的独立信息；而对于那之前的事，他还是基本依赖基尔达 斯的叙述，我们今天依然只能如此。 考古材料似乎更有分量。大量关于罗马不列颠的信息得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大约3万个墓葬。不过，这些墓地里葬着5世纪中叶 到7世纪后期的10到15代人，而对于这段时期里不列颠低地的人口，保 守的估计也从没低于过100万。因此，即使是这么多的墓葬，也只是原 始人口的一小部分样本。还有两个问题增加了解释的难度。首先，定 年根本说不上精确。约公元400年之后，不再有罗马钱币进口到不列 颠。能用到科学定年（碳14或年轮学）的情况很少，因为很多墓葬发 掘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方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年代需要 根据随葬品的风格样式来确定。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所看到的，这 样的方法可以将墓葬年代确定到一个25年左右的范围内，这总比没法 定年好得多。但如果想将一系列考古资料与已知的历史记载联系起 来，那么25年的范围可能就不够精确，无法确定某一批墓葬是出现在 某组事件之前还是之后。[11] 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这些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墓葬有两种基本 形式。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土葬墓，其 中一些有丰富的随葬品。再往东，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部 分地区和东北沿海地区，发掘出了数量相对少的大型火葬墓（地图 11）。火葬墓的归因没有什么疑问。火葬习惯对于晚期罗马不列颠来 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而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在火化后保留下来的可识 别物体，在4世纪和5世纪初的日德兰半岛东南部都有明确的先例。因 此，来自日德兰地区的讲日耳曼语的移民形成了英格兰东部的火葬墓 地，对此没有什么疑问。[12] 土葬墓的问题则比较多。首先，这类墓葬中有许多是没有随葬品 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比较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留下来的罗马 不列颠人（他们的标准葬仪确实是没有随葬品的土葬），还是说，只 不过是一些不想用随葬品的人？同样，虽然在有随葬品的坟墓中发现 的许多物品（扣针、袖扣、武器等）无疑是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人 口最先制造和使用的，但并非所有物品都是如此。而总体上说，这些 物品在英格兰的出现和传播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迁移的有效指 标。与英格兰东部的火葬仪式不同，在土葬墓中发现的服饰并不是从 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的某处一下子传过来的。某几类物品的组合最 终局限于英格兰的特定区域，但其中许多物品起源于日耳曼尼亚的不 同地区。例如，袖扣成为早期生活在沃什（Wash）内陆的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独特服饰元素，而尽管他们穿的衣服基本源自不同的地区，袖 扣此前只见于挪威西部的部分地区。[13]换句话说，在不列颠低地发 生的事，和产生了所谓阿提拉帝国的多瑙河风格的发展过程有点像 （第五章）。在5世纪的不列颠低地，盎格鲁-撒克逊特有的新服饰组 合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来源。 如果服饰和习惯可以在不同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之间传播，那么它 们也有可能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群体传播到罗马不列颠本地人群中。 人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接受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观点我们现在都能接 受。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旧的身份认同松动的时候，5—6世纪的盎格 鲁-撒克逊移民和罗马不列颠当地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新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分界与不列颠既有的政治结构不同，也没有理由认为 这样的分界是从欧洲大陆迁移过来的。众所周知，具有不列颠名字的 人——塞狄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出现在韦塞克斯 王室中，而7世纪末韦塞克斯王国的《伊尼法典》（Ine’s Law）明确 提到，当时有许多地主祖上是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本地人。可见， 韦塞克斯很可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罗马不列颠人复杂的双重作用 下 形 成 的 ， 而 不 仅 仅 是 日 耳 曼 人 征 服 的 产 物 。 位 于 沃 里 克 郡 （Warwickshire）的沃珀顿（Warperton）墓地是迄今为止独有的例 证，在这片墓地上，可以见到从罗马晚期式到撒克逊式墓葬的发展过 程。这也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文化同化。而且，许多土葬墓地还继续 使用了200年，从5世纪到6世纪和7世纪，而在此期间移民和本地人之 间必然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因此，欧洲大陆式样的服饰恐怕不能很 好地说明穿戴这类服饰的人来自哪里。[14]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范围和性质这一关键问题，现有的考古 学和文献证据都不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 到填补这一空白的新方法和新资料。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 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和同位素分析开辟了新的方向，但两者都无 法轻易解决我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是否可以从5—6世纪 的骨骼（保存于通常潮湿的不列颠环境）中提取古人的DNA。一切都没 有定论，而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探索不那么直接的路线。其中最重要 的是研究现代英格兰男性Y染色体内特定基因组合的分布。这可能非常 有用。Y染色体一代一代由父亲传递给儿子，其中一个基因组合可能可 以关联到第一千年中叶从欧洲北部迁移到不列颠低地的入侵人口群 体。这种基因组合在现代英国人中广泛分布，在75%或更多的样本中都 能找到。 但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令人兴奋的新证据？一开始，研究人员主 张，他们的发现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看法，即在盎格鲁-撒克逊 人入侵期间发生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事情，该基因组合在现代人口中 75%的分布，说明5—6世纪时有75%的本地男性被替代。然而，无论以 什么标准评判，盎格鲁-撒克逊的男性野心家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精 英，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食物，接触女性的机会也更多，因此，他们显 然比本地的罗马不列颠男性更有可能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最近由同 一批研究人员建立的数学模型表明，要产生特定基因组合在现代英格 兰男性人口有75%分布的结果，外来男性群体所需的繁殖优势不用很 大，入侵者群体一开始的人数只需达到5—6世纪本地群体的10%~15%就 可以了。因此，不必多说，现代DNA证据并不能判定当时的情况究竟是 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迁移，还是精英转移加后续效仿。[15] 尽管同位素分析产生了一些吸引人的个别结果，但其作用整体看 来恐怕并不比DNA分析大。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牙齿中所含的矿物 质能标示出这个人的成长地，矿物质通过牙齿主人在童年或少年时期 喝的水沉淀在牙齿中。其中一些化学特征可以判定为属于某些在地质 上独特的区域。因此，你有可能判断一个身着盎格鲁-撒克逊服装下葬 的人是真的来自欧洲大陆，还是只是一个变换了身份的罗马不列颠 人。然而，问题在于该技术仅适用于第一代移民。两个真正的日德兰 半岛人渡过北海后生下的孩子，绝对会长出东盎格利亚人的牙齿。因 此，同位素分析若要得出哪怕笼统的结论，都需要大量昂贵的采样和 大量非常精确的时序判定。而就算是第一代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后代 也会有着不列颠人的牙齿，同位素分析要得出结论恐怕很难。因此目 前来说，对于大规模迁徙和精英转移之间的学术僵局，同位素和DNA分 析都难以提供解决方法，而这个僵局源自史料和考古证据的不足。 [16] 可见，现有的资料带来了一个学术问题，却没有提供明显的解决 方案。史料证据太单薄，没能令人信服地描绘出5—6世纪不列颠低地 的情况，而物质文化的重大转变可以有大规模入侵或大规模文化效仿 两种解释。而对晚期罗马不列颠的新认识表明，该行省人口太多，根 本没有可能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从公元600年后的语言学证据看，当地 人口对（诞生于不列颠古典时代晚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日耳曼 语言的影响非常小。探讨显然陷入了僵局，但如果我们先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本身的证据而不是其对不列颠的影响，再用比较的视野 来重新审视大规模迁徙与精英转移的问题，就有可能打破传统的障 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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