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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与手段 |
| 上述人口迁移活动中,有一些采取了迥异于现代世界移民的形
式,其原因和第一千年背景下出现此类人口迁移现象的原因相似,无 须再做详尽讨论。举例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先是在473年进入 东罗马的巴尔干,然后又在488—489年进入意大利,两次迁移都有充 分的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他们第一次迁移是为了挤掉色雷斯哥特 人,自己成为君士坦丁堡青睐的盟友,以占有色雷斯哥特人一度享有 的利益。别的好处不说,光是色雷斯哥特人每年获得的补贴就有数千 千克黄金,而远在潘诺尼亚的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拿到的补贴只 有几百千克。同样,狄奥多里克率领队伍移居意大利,是为了以奥多 亚塞以及仍在运作的罗马财政结构为代价,来让自己和追随者富起 来。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建造的不少建筑和许多其他纪念碑现在还能 看到,充分说明了6世纪初意大利的统治者能够获得多少可支配收入。 他还将一些税收收入重新利用起来,为他重要的哥特追随者们创造了 有薪水的职位——肯定是为了确保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然而,这两 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策略要想奏效,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改变 现有的政治局面——首先要说服皇帝利奥选择新的哥特盟友,然后是 击败奥多亚塞的军队。当然,对付奥多亚塞还涉及一个额外的政治维 度,因为狄奥多里克和皇帝芝诺(Zeno)的关系已陷入僵局。两人谁 都不信任对方,而一系列的对抗表明,两人都不能轻易地除掉对方。 [72]这样的人口迁徙,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是很难分开的,而要想有 机会成功,狄奥多里克必须有一支大军。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那个时 代非罗马欧洲的经济所能支持的职业战士,其数量不足以进行大规模 军事行动;因此,自由民及其家属对行动而言不可或缺。 伦巴第人扩张背后的动机很相似。据我们所知,他们进入多瑙河 中游地区不是因为受到了威胁,而是被该地区的财富所吸引。长期以 来,多瑙河中游都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财富和发展水平在1—4 世纪中稳步增长,远超过易北河河口的任何地区。全盛时期的阿提拉 帝国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匈人时期多瑙河中游墓葬中的黄金数 量,在日耳曼世界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墓葬中的黄金肯定只是总量的 一小部分,大部分黄金都藏在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国王的国库中。哪怕 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也能想到伦巴第移民会想从这些战利品中分一 杯羹,更何况阿提拉死后,君士坦丁堡仍在支付外交补贴,只是金额 较小。但要想分得财富,自然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去改变现有的政治结 构——换句话说,去打败赫鲁利人。虽然伦巴第人向南的渗透在一开 始可能只以战队形式进行,但最迟到他们离开鲁吉人王国的时候,伦 巴第人和其他加入迁徙的移民就得将自己改造为更有凝聚力的团体, 只有这样才有办法摧毁赫鲁利人的王国。[73]这样的迁移尽管很大程 度上出于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但总是具有政治考量。移民们是否 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在即将开展的行动获得成功?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移民活动几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斯基里 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匈人都有过受极为消极的政治因素刺激而不 得不离开现有领土的时候:斯基里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分别被阿马 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奥多亚塞和伦巴第人击败,匈人则是原有的优 势地位不断受到侵蚀,直到难以为继。在每一例中,军事上的失利都 摧毁了该群体维持独立的能力,不过这些战争失利者以不同的方式应 对灾难。鲁吉人和赫鲁利人整体(或其中大部分人)迁移到了不同的 地区,而斯基里人似乎分解成了多个小群体,各自为自己的未来谈 判。《圣塞韦里努斯生平》(The Life of St Severinus)中提到有 一小群斯基里人(不是主要力量)前往意大利。人们注意到这个群 体,只是因为奥多亚塞是其中一员。[74]后阿提拉时代匈人的迁移可 能结合了政治和经济动机。如我们所见,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中比 较小的群体和阿提拉幸存儿子率领的两个较大的群体向东罗马寻求庇 护。经济因素有助于他们选定迁移的方向,但不是他们一开始决定迁 移的原因。 罗马士兵仍然可以获得的报酬和其他奖励可能是众多斯基里人和 其他人最终迁往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主要原因。大群的鲁吉人、赫鲁利 人以及匈人(有时不止一个群体)也在失败后要么被迫离开多瑙河中 游地区,要么与其他国家建立从属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史料中并未 明确提及,但影响了他们对移民方向的选择。赫鲁利人受不了格皮德 人的统治,于是投靠拜占庭,直到因继承权爆发的内战将他们进一步 分裂,一些赫鲁利人重投格皮德人。显然,接受这些难民的主人(无 论是东罗马人还是格皮德人)期望他们为自己作战,难民们似乎也很 乐意这么做,可见作战并非赫鲁利人不满格皮德人统治的根本原因。 难民也可能被期望提供某种经济贡献,但也许不像他们以前向匈人支 付的那么多。或许,鲁吉人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那里得到了更 好的条件。虽然他们在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期间一度转投奥多亚 塞,但很快就回到了狄奥多里克一边,似乎满足于成为东哥特王国的 一部分,直到540年,可见比起赫鲁利人,鲁吉人对现状要满意一 些。[75] 很可惜,我们不知道阿提拉的儿子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想从君士 坦丁堡那里得到怎样的条件。他们前往东罗马领土之前,曾要求皇帝 利奥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市场。匈人政治霸权的衰败应该在5世纪60年代 中期就产生了经济后果,因为不同的臣属群体取得独立后停止了纳 贡,而投靠君士坦丁堡这个选项最终对地位受侵蚀的匈人产生了吸引 力。这一举动给阿提拉的其中一个儿子带来了灾难。我们不清楚为什 么。拜占庭可能认为丹吉兹克的队伍是个威胁,而赫尔纳克的不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赫尔纳克似乎满足于在罗马帝国中获得非常有限 的领土,就在多布罗加(Dobruja)以北的边境,所以也许丹吉兹克要 求的太多了。[76]但是,对所有这些群体来说,失败都造成了重大影 响。这些人成了政治难民,不得不接受地位更高的伙伴提出的恼人条 款。至少,失败剥夺了他们以前作为地方统治力量获得的所有收入, 至少对投靠格皮德人的赫鲁利人而言,他们现在不得向“主人”上交 额外的供奉。此外,他们还得提供军事服务。虽然不可能详细研究他 们的动机,但这些移民的动机中显然交织着经济和政治因素,可想而 知,自愿移民中经济因素占主导,而非自愿移民中政治因素占主导。 但即使是自愿的移民,为了获得他们看中的财富,也必须将政治环境 重塑得有利于自己,因此他们需要以庞大而有凝聚力的群体的形式迁 徙。这些移民群体的规模和性质也许与现代移民不同,但两类移民的 动机同样是复杂的。 匈人时代移民活动的其他方面让我们想起了现代的例子。这一时 期,已有迁移习惯的人口群体非常容易将移民当作一种策略。在最终 迁移到意大利之前不久,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才从喀尔巴阡山脉 的东面移到西面,又向南迁移至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并继续保持高 度的流动性。在那里,这个群体又迁移了超过1 500千米,因为阿马立 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为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罗马帝国的盟友,在政治 和地理上都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路线。虽然我们手上相关的具体信息要 少得多,但最终定居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似乎也是如此。我 们对他们迁徙的具体时间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通过某种方法从 易北河出发最终到达那里,几乎可以肯定中间有几次过渡性迁徙(也 许可以称之为在迁徙过程中的暂停),使他们能以波希米亚为跳板进 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匈人帝国消亡后的主要输家——匈人自己,还有 鲁吉人、斯基里人和赫鲁利人——也是一样。同样,即使不能还原每 个群体迁移的细节,我们也知道这些群体都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某 个时候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然后在两代人,至多三代人(赫鲁利 人的情况)之后离开。将移民当作策略的观念在这些群体中根深蒂 固,是一种存储在集体记忆中的反射,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调用。这 类群体会用迁移来对种种刺激做出回应,而没有迁移传统的群体不大 可能如此。 在决定迁移方向的时候,信息场域显然很重要。在阿马立家族领 导的哥特人的各次迁徙中,信息明显是关键的一环。阿马立家族的狄 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当了10年人质,人质生涯在他18岁时(472年前 后)结束。他回归得正是时候,还带回了两个消息:色雷斯哥特人因 为与朝廷有联系而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们正在造反,因为皇帝利奥暗 杀了他们的庇护者阿斯帕。不到一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就向 南迁移,试图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君士坦丁堡偏爱的哥特盟友,这 绝非巧合。后来,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显然具备了充分的地理和 政治知识,足以想到下一步可以去往意大利,而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也 许无须过多解释。他们在潘诺尼亚的老家就在通往意大利北部的阿尔 卑斯山东部山口附近,而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奥多亚塞是阿马立家族 宿敌的后代。早在479年,在他率领大部队迁移到那里之前10年,狄奥 多里克就向君士坦丁堡的使者阿达曼提乌斯(当时他们在迪拉基乌姆 要塞港外谈判)提出,自己可以带领一些部队去意大利参加联合远 征,推翻奥多亚塞。[77] 其他受匈人力量崩溃刺激而产生的人口迁移,也大多有明显活跃 的信息场域在起作用。例如,在邻近的波希米亚定居的伦巴第群体想 必看到了奥多亚塞破坏鲁吉王国后造成的权力真空,意识到自己可以 乘虚而入。同样,451年袭击意大利的阿提拉军队中有斯基里人,他们 像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一样定居在进军路线附近。当然,先接受 格皮德人统治,又接受拜占庭统治的赫鲁利人留在了这个他们已定居 至少50年的地区,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也了解自己决定采取的 行动意味着什么。还有两个更有意思的案例:鲁吉人和其他离散的赫 鲁利人。王国于487年被奥多亚塞摧毁后,鲁吉人不知用什么方法知道 了狄奥多里克的所在。不过,狄奥多里克在东罗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最终在48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所以他那些不太远的邻居知道 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确切行踪也许并不奇怪。那些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地 区的赫鲁利人的情况更值得注意。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并不清楚他 们失败后向北方出发时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也许以为他们不知 道,然而,那些留在多瑙河的赫鲁利人在20年后需要找一个有王室血 统的人继位时,却还能找到这批出走的人——尽管此时两群人已经相 隔了大约1 800千米。向北迁移的赫鲁利人在出发之前,可能已经和一 些人有过接触或得到了相关知识,意识到可以将斯堪的纳维亚作为目 的地,而这些信息,留在多瑙河附近的人也是知道的。还有一种可 能,就是两个群体可能在分开后尚有一些联系。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斯 堪的纳维亚国王拉尼的罗道夫(Rodulf of the Rani),他后来在意 大利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中避难。像这样的小插曲告诉我们,切不可低 估旧罗马边境之外的知识流通。[78] 然而,只有在大规模人口转移可行的情况下,知识才会转化为实 际行动。古代资料能提供的相关信息通常很少,但我们知道一些移民 活动是由运输物流决定的。像4世纪90年代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一 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迁徙。东罗马在479年扣 押的2 000辆哥特运货车可能只是车队的一部分。此次袭击发生在狄奥 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前,因此联合后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哥特人 (加上鲁吉人)的车队将更加壮观。2 000辆运货车排成一列纵队的 话,总长将超过15千米。身后拖了这么个大尾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 哥特人在多山的巴尔干地区行进时,自然只能借助罗马的公路网。我 们正好也知道,他们在473年的首次行进利用了从奈苏斯(Naissus) 到塞萨洛尼基的军事大道的两条可用岔路;他们后来在478—479年从 君士坦丁堡郊外向西撤退时走的是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可 以推测,他们在此期间和随后的所有迁移都是沿罗马交通干线进行 的。此外,用车队来运送财产和非战斗人员的不太可能只有哥特人。 事实上有足够的参考资料表明,前述移民群体都采用了这样的运输方 式。[79]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也体现在现代的例子上),移民活动刻上了 既有政治结构的烙印。一开始,是崛起的匈人力量将那些军事力量强 大的群体聚集在多瑙河中游地区,这些群体要么是被匈人带到那里, 要么是试图逃避匈人却没能成功。如果没有匈人势力的约束,这些军 事群体也不会在彼此这么接近的状态下共存——阿提拉一死,激烈竞 争就爆发了。东罗马作为有凝聚力的国家继续存在,这也塑造了移民 活动。例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因此决定向南进入东罗马巴尔 干地区。此地物产并不富饶——例如,与哥特人离开的原潘诺尼亚行 省相比,其农业生产力没有那么高。但是,地势崎岖的巴尔干半岛仍 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与君士坦丁堡离得够近,哥特人可以向君士坦丁 堡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将从更富裕的埃及和近东领土获得的税收 分一部分出来给哥特人。政治结构也决定了这些哥特人最终选择的目 的地。要不是西罗马消亡,他们就不可能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独立的 王国,东罗马皇帝芝诺也不会鼓励狄奥多里克这么做。伦巴第人也是 一样:如果匈人帝国继续存在,他们就不可能进入多瑙河中游。 前文谈过,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时髦的看法,认为匈 人帝国的兴衰表明这一时期的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而且这一过 程很少涉及人口迁移。在这个领域,证据基础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扎 实,但是有足够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两个观点都需要修改。首先,历史 证据清楚表明,加入匈人帝国不等于成为匈人。匈人帝国是一个本质 上不平等的非自愿联盟。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加入其中的非匈人都是被 迫的,他们受到系统化的剥削,最终努力摆脱了匈人统治。考虑到这 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加入匈人帝国不会瓦解这些较大的群体认 同了。对匈人而言,维持这些认同对他们有利,因为成为匈人就等于 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从臣属群体的角度看,坚持保有较大的群体认同 有助于他们在机会成熟时摆脱匈人的统治。 就史料中提到的许多群体而言,相关的信息不够充分,而关于另 一些群体(特别是伦巴第人)的信息更是严重不足;但前述关于认同 的观点可以从信息比较充分的记录中得到印证,例如帝国创造和毁灭 过程中的移民活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一直被描述为大规模的 混合人口群体,其中包括1万多名战士和他们的家眷,还有几千辆运货 车组成的车队随行。这样的描述源自当时的各种史料,不同史料的记 载一致而且详尽。这也是他们的国王在意大利的宫廷里描绘的形象。 任何证据都可以反驳,但反驳的出发点必须合理。而在本例中,反对 意见主要基于对研究群体认同运作方式的现代学术文献的片面解读。 宽泛地说,匈人帝国带来的人口效应是将大量军事化群体吸收到中欧 的核心地带,这些群体有的在匈人积累权力的时候来到这里,有的则 是在匈人力量崩溃后前来。匈人势力的约束力消失后,如此集中的军 事能力一定会引发激烈的竞争,使较小的实体失去独立性,但总体上 的影响是促使许多当初迅速进入该地区的群体迅速离开。 乍一看,在这些迁移活动中,发展程度不同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在3 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中那么明显。本章研究的大多数迁移活动初看之 下都是政治因素驱动的,与匈人帝国的建立或崩溃有关。但第一印象 可能会出错。正是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匈人才会在多瑙河中游地区搭 建自己的战争机器。这个基地位置便利,匈人可以从那里发起突袭, 勒索保护费,拿到一部分罗马帝国通过税收体系征集的地中海财富。 而普里斯库斯为我们详细记录的阿提拉的要求,实际上都和金钱有关 系。如果没有来自罗马的财富,匈人的战争机器就无法运行。阿提拉 去世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决定了想退出竞争的各个群体的行动 方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人向南移动,他们仍受地中海地 区财富的吸引,但政治结构也在起作用。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向南和向 东迁移,进入拜占庭帝国并长期留下,就得像阿提拉的最后一个儿子 和一些从前附属于阿提拉的较小群体那样,接受被打散后失去政治独 立的命运,毕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基本没有受损。狄奥多里克率 领的哥特人数量很多,在短期内足以在那里生存,但还不足以迫使君 士坦丁堡与他们达成持久协议,这个看似异常的情况其实印证了我们 的观点。 至于那些更有雄心的人,南方和西方才是该去的方向。在之前的 年代,西罗马边境防御工事和驻守边境的军队曾是向西移民的障碍, 但现在障碍已被移除。3世纪的时候,日耳曼群体向东进发并成为黑海 以北地区的统治力量(第四章),这种模式没有再现。匈人帝国时 期,不时有大批战士带着家眷挤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道路上。差不多 同一时间,不同类型的移民影响着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缘。在我们对传 统上说的民族大迁徙的考察中,接下来要关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 兰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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