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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治下的群体

关于迁移中的蛮族的高质量历史证据，大多数还是和哥特人有关 ——这次是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阿提拉去世后不久，在三兄弟 中的老大瓦拉米尔的领导下，他们突然出现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历史进 程中。有必要详细探讨关于这些哥特人的证据，因为他们的情况是比 较可靠的基准，我们能够以此为参照，考察其他只被简略提及的人口 迁移事件。事实上，这群哥特人是在阿提拉去世后才到了喀尔巴阡山 脉以西，还是说他们在5世纪50年代中后期突然崛起是因为匈人控制崩 溃后，瓦拉米尔联合了若干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的独立哥特战队， 对比尚无定论。但不管怎么说，473年，在波利亚河战役中取得巨大胜 利后不久，这群哥特人从潘诺尼亚出发前往东罗马的巴尔干诸行省， 现在的领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狄奥德米尔。接下来的6年中，在一系列 复杂政治计谋的作用下，他们多次长途跋涉。最初，这群人从巴拉顿 湖（Lake Balaton）地区出发，行走约1 000千米来到塞萨洛尼基以西 的埃欧达亚（Eordaia）。此时，狄奥德米尔去世，领导权移交给他的 儿子狄奥多里克。475—476年，他们继续行走了600多千米，来到多瑙 河上的诺瓦埃（Novae），然后又从多瑙河出发走了800千米，途经君 士坦丁堡，479年，他们拿下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拉基乌姆 （Dyrrhachium）要塞港。 非拉铁非的马尔库斯（Malchus of Philadelphia）这位当时的历 史学家详细记录了狄奥多里克接下来与东罗马之间的谈判，我们从中 了解到，离开潘诺尼亚6年来，这个群体走过了约2 500千米的距离。 谈判过程中，哥特人的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方面的特使阿达曼提乌斯 （Adamantius）提出，自己可以派6 000名精挑细选的战士去参加将来 的一系列行动。这显然不是他的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因为非战斗人员 留在了迪拉基乌姆，需要至少2 000人的驻军防卫。因此，阿马立家族 领导的哥特人的兵力应该是1万人或稍多一点。也是在这些谈判中，狄 奥多里克提到他的队伍中“有大量非战斗人员”，随后前往意大利 时，这支队伍也包含了许多妇女儿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这群哥特人 也许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民族”，但这群人作为一个数万人的大规 模混合群体进入了巴尔干半岛，这类似于早先在376年穿越多瑙河的哥 特群体或参与406年渡过莱茵河行动的大规模群体。[59] 一项关于在意大利的哥特人身份的重要研究（狄奥多里克率领的 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之后去意大利建立了王国）否定了上述核 心观点。该研究称，该群体中存在妇女和儿童的记载只见于一位东罗 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作品，而此人的证据受到了经典迁徙主题 的污染。狄奥多里克的队伍并不是一群逃离后匈人时代多瑙河中游混 乱局面的有凝聚力的难民，而是在巴尔干地区滚雪球形成的一个新群 体，主要由东罗马军队的不同成员构成，基本上是男性战士。然而， 一系列的资料都提到狄奥多里克那具有极高机动性的队伍中包含大量 妇女儿童：不光是普罗柯比，还有与狄奥多里克同时代的一名致颂词 者，此人在507年与一些18年前才长途跋涉而来的人交谈时说起了这种 情况，此外，也写于狄奥多里克治下的意大利的一部意大利圣徒生平 中也提到了这一点。[60]因此，对普罗柯比记载的指责就像对阿米阿 努斯对376年事件的描述的指责一样，并不令人信服。事实上，和阿米 阿努斯一样，普罗柯比显然有能力描述不同类型的蛮族活动。他并没 有将所记录的迁移中的蛮族都描述为在进行人口迁徙的“民族”。例 如，他经常提到斯拉夫人和其他全由男性组成的袭击战队。我们也知 道，和376年的哥特人一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行动时是带着庞 大的车队的。狄奥多里克和阿达曼提乌斯谈判时，一支罗马军队在车 队抵达迪拉基乌姆这一安全位置之前，突袭了这支行动缓慢、落在后 面的队伍，扣押了2 000辆运货车。这支庞大的附属队伍里想必有妇女 和儿童，运送着各种财物，可能还有谷种和农业装备。因为所有在巴 尔干地区和狄奥多里克打交道的拜占庭谈判代表都认为，无论达成怎 样的政治解决方案，方案中都得保留将无人居住的农地授予狄奥多里 克率领的哥特人。[61]虽然还谈不上是“民族”，但这些哥特人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混合人口群体，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闲时为农、战时为 兵。最近的一些研究质疑了同一群男子既能为农也能为兵的观点，但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鉴于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只能供 养数量有限的职业战士，这是完全合理的。在那个时代，日耳曼群体 要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必须从军事随从以外更广的社会阶层中 招募兵员，既招募拥有土地和家庭的人，也招募相对无牵无挂的年轻 人。在无法供养大型职业军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农民战士（如布尔 人中的那些）是很自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这些也不是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队伍的全貌。在巴 尔干半岛逗留期间，他吸纳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新队伍，这些人来自一 个不同的哥特群体。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于473年到达罗马巴尔干 半岛之前，那个群体已经在色雷斯定居一段时间了。具体时间有多长 目前还有争议。这些色雷斯哥特人的起源并不明确，可能是几批不同 的移民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后形成的。早在5世纪20年代就有过一次大 规模的移民涌入，因为罗马的军事行动让多瑙河中游的众多哥特人摆 脱了匈人的统治。这些哥特人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而前述另一支哥 特力量在470年前后已站稳脚跟的地方就是色雷斯。当然，从最初的定 居到色雷斯哥特人以一支独立力量的面目出现在史料中，之间隔了两 代人的时间。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上述两者有联系，就意味着定居下来 的那些哥特人在这约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某种群体身份，但在此期 间他们似乎没有自己的国王。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色雷斯哥特人的国王 是在5世纪70年代早期才确立权威的，当时色雷斯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 的庇护人阿斯帕（Aspar）将军被谋杀，于是他们发动了起义。但在阿 斯帕被杀之前，色雷斯哥特人享有“同盟者”（foederati）的特殊地 位。这个称号的意义在于，它只授予那些因受偏爱而在被纳入东罗马 军队时仍能保持内部凝聚力的群体。从5世纪20年代到约470年，巴尔 干地区的罗马军队中有许多哥特人和哥特名字的将军，这表明5世纪70 年代的色雷斯哥特人的确和之前定居下来的人有某种联系。不过，阿 提拉的帝国里还有其他哥特群体，帝国的崩溃促使其中一些迁入了东 罗马。5世纪60年代中期，比格里斯率领的哥特部队在东罗马领土上落 败，幸存者（也许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人）很可能被纳入了东罗马现 有的哥特部队。也没有必要认定所有色雷斯“哥特人”都是真正的哥 特人，即使当时的资料将其描述为如此。[62] 无论其起源如何，到了5世纪70年代初斯，色雷斯哥特人都成了巴 尔干军队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而且带着自己的妇女和儿童。在这个时 候，他们也有超过1万名战士。478年，他们的领袖——不巧也叫狄奥 多里克，但人们通常用绰号“斯特拉波”（Strabo，“斜视者”）称 呼他——从君士坦丁堡支取了1.3万人的薪水和给养。这支队伍的凝聚 力很强，能够选出自己的领袖去与罗马谈判，并成为罗马信赖的盟 友。获得大额补贴（每年910千克黄金）后，他们在帝国首都附近定 居，与那里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大统领（magister militum）和贵族阿斯帕在471年以前是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他是权力 掮客和造王者，在457年将皇帝利奥一世（Leo Ⅰ）扶上了宝座。阿斯 帕在君士坦丁堡一直握有实权，利奥一世忍无可忍，终于在471年安排 谋杀阿斯帕，以夺回政治上的独立——利奥一世因此被称为“屠 夫”。色雷斯哥特人与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表明，他们是东 罗马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起义应该是因为阿斯帕被杀让他们的特权 地位岌岌可危。但阿斯帕去世后，斯特拉波仍与皇帝的家族成员保持 联系，并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支持者那里了解到朝廷的情况。色 雷斯哥特人显然融入了东罗马政体，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其中一些人 从5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有特权的军人了。[63]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刚来到巴尔干地区的时候，引发了一场 三方冲突，两个哥特群体围绕东罗马的宫廷展开了地位之争。阿马立 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483年或484年组织暗杀斯特拉波的儿子雷西塔克 （Recitach），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雷西塔克当时刚被选为新的色雷 斯哥特人领袖，而他父亲的结局同样悲惨：斯特拉波被马从背上甩了 下来，不巧落在了一根长矛上。雷西塔克一死，大多数色雷斯哥特人 就投靠了狄奥多里克。现有史料对这种情况并没有明说——涉及这一 时期的东罗马史书，存世的只有中世纪的人做的一些摘录，而相关的 残篇只记录了暗杀，没有记录其后果；但是，作为独立群体的色雷斯 哥特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历史记录中消失的，只有少数拒绝投靠 阿马立家族的人在6世纪时仍留在东罗马。推动两个群体整合的另一个 理由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对抗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 的政策向来是让这些人互相争斗，然后再清理散兵游勇。联合产生了 意义重大的结果。从关于两支队伍各自规模的证据来看，联合使狄奥 多里克的队伍多了1万名男子，他麾下的哥特军人数量差不多翻了一 番；后来在意大利的哥特军队的规模应该在2万人以上。[64] 因此，谋杀雷西塔克促成了惊人的融合进程。狄奥多里克的伯父 瓦拉米尔是家族中第一个通过杀戮、征服、驱逐敌对的哥特战队领袖 来获得非凡地位的人，他以此将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统一起来： 在哥特人迁移到潘诺尼亚之前的乌克兰，或在阿提拉死后的多瑙河中 游（如果这些哥特人已经在那里定居的话），他都用了这样的策略。 没有哪个战队拥有超过1 000名的战斗人员，甚至也许只有几百人。在 伯父和侄子两代人的努力下，阿马立家族从许多战队领袖中的一个， 一跃成为指挥超过2万名战士的卓越哥特国王。在488年秋天启程前往 意大利的正是这支规模已大大增加的队伍，队伍中包括妇女、儿童和 运货车队，总计5万到10万人。 当然，你可能还有更多想知道的事情，但对于第一千年中叶来 说，有这些证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它还为我们考察随匈人帝国兴衰 而进出多瑙河中游的其他力量提供了一些参考；很明显，在这一时期 迁移的其他人口群体中没有哪一个的规模比得上这支真正可怕的力 量。对于那些原本臣属于匈人，后来在5世纪60年代进入罗马帝国的较 小群体（霍米达克、比格里斯的队伍，以及阿提拉两个幸存儿子领导 的军事力量），史料没有提供相关数据。但其他群体都未能获得狄奥 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所享有的独立地位，许多群体最终分散为多瑙河 边境各处的小群体。这类群体恐怕最多只能派出一两千人作战，其中 大多数也许只能召集几百人。[65] 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失败使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大的力 量，但比起狄奥多里克的力量还差得很远。对于阿提拉死后发生的事 件，我们能找到的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字来自549年。格皮德人和拜占 庭各自的赫鲁利盟友在那一年的战斗中相遇，两支队伍分别有1 500人 和3 000人。因此，赫鲁利人的第二次分裂应该是在549年之前；前面 提过，第一次分裂后，一批数量不明的赫鲁利人去到了斯堪的纳维 亚。而留在多瑙河区域的两个赫鲁利人群体，应该都不会愿意投入全 部的兵力为他人作战。因此，在分裂发生之前，在伦巴第人手下受到 重创之前，赫鲁利人应该能投入5 000到10 000名战士作战，也许只比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略弱一点——当然这是在狄奥多里克吸纳色 雷斯哥特人之前。我们没有关于鲁吉人的任何数据，但是他们后来被 奥多亚塞彻底击败，可见在多瑙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鲁吉人只是 中等的角色，也许是一支和赫鲁利人规模相当或略小一些的力量。 [66] 这个时代来来往往的群体中，最难确定行踪的是伦巴第人。伦巴 第人最终主导了多瑙河中游地区，这是很明确的，但这一发展背后的 历史进程并不明确。后来的伦巴第资料写道，在一个又一个国王的领 导下，伦巴第人夺取了鲁吉人的王国，又占领了潘诺尼亚，当然，早 先那些使他们远离易北河河口的行动也是在国王率领下的侵略——侵 略假说又出现了。然而，所有同时代的证据都表明，当时的伦巴第王 室并没有太大的权威。伦巴第人移居意大利后，次级领袖谋杀了国 王，在没有中央王权的情况下运作了10年。因此，中层领袖独立的倡 议很可能在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行动的早期阶段。就像 约达尼斯对3世纪哥特人扩张的描述一样，后来的伦巴第资料肯定受到 了迁徙主题的影响，将行动重新描述为一个国王率领下一个民族的一 次迁徙。[67] 另一方面，伦巴第人从易北河南下迁移，迁入地都不是完全的权 力真空。他们来到赫鲁利人的土地上时，要正面对抗的力量可不容小 觑。因此，伦巴第人扩张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过程可能类似于3世纪日 耳曼人向黑海的扩张（第三章）。虽说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是 不同的群体分别迁移，其中一些或大部分可能规模很小，但移民也有 能力在关键时刻形成更大的群体来打大仗。换句话说，它看起来是一 种经典模式的另一个例子，其他例子包括3世纪的哥特人、9世纪的斯 堪的纳维亚人、19世纪的布尔人：最早一批进入新土地的入侵者获得 成功，从而鼓励了其他人，更高地位的领袖最终带着更多的追随者进 入了战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行动涉及的总人 数，甚至不知道参与行动的主要是全由男性组成的战队，还是也包括 妇女和儿童的群体。伦巴第人6世纪60年代前往意大利时肯定是举家搬 迁的，而至少从508年击败赫鲁利人开始，伦巴第人就拥有了大规模的 军事力量，因此，他们集结的军事力量想必超出了职业军事随从的范 围。如果是这样，那么混合社会群体就在伦巴第人的扩张行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除了扩张的最早阶段之外。 与伦巴第人迁徙有关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罗马时 代晚期，波希米亚的特征葬仪是土葬。然而，4世纪末和5世纪初，那 里出现了一些火葬墓地，与在北方伦巴第人起源地（易北河北部流 域，以及哈茨山、阿尔特马克和梅克伦堡地区北部）发现的墓葬相 似。这些与众不同的墓地固然可能是一些原本住在波希米亚的人决定 将死者火化的结果，但考虑到5世纪末确实有不少伦巴第人来到了多瑙 河中游，这些墓地更可能是他们迁移路线的提示。[68]这称不上是压 倒性的证据，但正如前文所述，考古发现基本不可能提供完全明确的 人口迁移证据。易北河北部流域人口群体的物质文化彼此太过相似， 无法明确体现出区域内短距离的人口流动，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第一批 进入波希米亚的北方入侵者来自何处。而且不管怎么说，移民群体都 很可能有从整个地区招募人员。 伦巴第人掌权之后多瑙河中游的考古证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足够 清楚的：在6世纪的进程中，以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为中心，一系列年 代明确的遗迹分布在历史记载中所说伦巴第人统治的地区。这些遗迹 无疑体现出伦巴第王国的存在。然而，与多瑙河中游的其他遗迹相 比，特别是与历史资料中说的格皮德人统治地区的遗迹相比，它们没 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不是说伦巴第王国与其对手格皮德人的王国之间 的差异微不足道。这种相似之处真正表明的是，6世纪伦巴第人的物质 文化与5世纪匈人的物质文化遵循了类似的轨迹。随着时间推移，伦巴 第物质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完全适应了多瑙河中游的规范；这 或许也能印证这种观点：考古学上很难看到能体现阿提拉时代匈人活 动的遗迹，是因为他们也采用了新的物质文化规范。就伦巴第人而 言，他们原本使用火葬，后来采用了新的习俗，将未经火化的尸体下 葬，墓地大致东西向成行排列（德语是Reihengräber）。伦巴第妇女 衣服的样式（至少是她们入葬时的衣服）和多瑙河地区的其他人一 样，两肩各佩一枚扣针。罗马帝国早期，易北河北部群体手工制作的 陶器有各自独特的设计，可以相互区分；但后来，样式相当统一的多 瑙河中游轮制陶器取而代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也与现代民族志研 究的类似例子一致），从银扣针的样式上，能看出物主是忠于伦巴第 人还是忠于格皮德人，因为我们发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分别分 布在多瑙河中游平原的两个部分。[69] 匈人帝国兴衰的过程也穿插着一系列人口迁移现象。其中一些迁 徙行动由人口集中的大规模群体完成，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 人。473年，数万人离开匈牙利前往巴尔干半岛，他们可能就是约20年 前从乌克兰迁到匈牙利的那群人；488年，一个更大的群体从巴尔干出 发前往意大利——算上色雷斯哥特人和鲁吉难民的话，人数接近10 万。参与迁徙的还有一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它们在导致旧霸权解体的 战争中失利，沦为难民，这方面的代表是5世纪60年代的匈人和斯基里 人、5世纪80年代的鲁吉人，以及508年以后的多个赫鲁利人群体。此 外，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中，也出现了我们在前文看到的掠夺性人口 移民，那就是伦巴第人的迁徙。 虽然历史资料没能提供多少有用的数据，但至少根据比较移民分 析中使用的定性定义，进出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武装移民活动多属于大 规模人口迁移。5世纪上半叶，阿提拉治下部落聚集所带来的整体“冲 击”，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人称“多瑙河样式”的遗存，在叙事记录方 面体现于匈人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向地中海发起攻击。在匈人 统治下，该地区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而这代表了进一步的冲 击。这一摇摇欲坠的结构要靠通过战争和恐吓从罗马得来的黄金润滑 才能运作。匈人利用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利益，通过恐吓和奖励的有力 组合来管束自己治下的武装群体。政治乃至文化上的混乱显而易见。 匈人帝国崩溃时代的许多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的人口迁移，从定 性意义上说也属于大规模迁徙。奥多亚塞的介入对鲁吉人来说是巨大 的政治冲击，因为这次介入摧毁了鲁吉人的王国，幸存者不得不两次 走上跋涉之路，每次都要行走数百千米。他们先是在罗马巴尔干地区 加入了狄奥多里克，然后跟着他的车队来到意大利。阿马立家族领导 的哥特人早先的介入对斯基里人产生了类似影响。遭遇这些失败后， 并不是所有的斯基里人和鲁吉人都离开了多瑙河中游地区，但他们已 经失去了独立性，还有不少斯基里人前往意大利参军，改变了当地军 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奥多亚塞就成了意大利土地上 第一个罗马继承国的实际统治者。伦巴第人来到多瑙河中游也对赫鲁 利人造成了冲击，赫鲁利人的独立和团结也被摧毁，许多人不得不离 开。虽然就我们讨论各个群体而言，几乎没有可用的数据，但它们都 是拥有可观军事力量的群体，在因匈人帝国兴衰而迁徙的过程中，它 们促成了当地政治体系的重大调整，影响范围不仅限于多瑙河中游地 区，还包括邻近和略远一些的巴尔干地区、黑海北岸，甚至意大利。 我们现有的详细叙事证据大体印证了分析匈人帝国群体认同运作方式 得出的结论。史料中的那些群体标签代表着能有效运作的人口群体， 其中一些包含了数万人。匈人在中欧统治的兴衰引发了众多混乱事 件，破坏了这些人的生活，许多人因此出发上路，远离是非之地。 可以观察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既有集中的大规模间歇性 迁移，也有延续时间更长的人口流动，但许多迁移活动超出了“推进 浪潮”或“精英转移”模型所设定的界限。关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 特人的迁徙有详细的记录，虽然并不是所有迁移活动都有这样的记 录，但很明显，无论是以距离、暴力程度还是失去政治独立来衡量， 许多迁移活动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从移民的角度看，大部分行动也 是更绝对的意义上的“大规模”行动。如我们所见，有良好（阿马立 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鲁吉人）或合理（赫鲁利人、匈人、伦巴第人） 的证据证明，许多移民群体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儿童。有些群体，例 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人数可达数万；而很多时候，是群体内 的大量成员作为关系紧密的团体一起迁移，比如376年和405/406年的 迁移。[70]没有哪个参与迁徙的群体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而且 有很多证据表明，迁徙过程会导致移民群体分裂，因为移民们需要做 出极其困难的决定，这也是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所揭示的。例如，一些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473年拒绝向南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他们 更愿意跟随狄奥德米尔的弟弟维迪米尔（Vidimer）。他们向西迁移， 最终被吸收入西哥特王国。同样，并非所有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都乐 意在489年与狄奥多里克一起前往意大利。有些人更愿意忠于拜占庭。 赫鲁利人的多次分裂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做出迁移的决定到底有多难， 分裂之后，一些赫鲁利人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另一些则根据战争的 结果和未来主人给出的条件，臣服于格皮德人或东罗马。[71]尽管证 据存在各种问题，但从匈人帝国的兴衰中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 罗马帝国以外的移民现象与带来376—380年和405—408年危机的移民 现象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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