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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入口 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时间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 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万恶之源” |
| “万恶之源” |
| 在本书论及的所有移民中，匈人也许是最神秘的。他们自己什么
都没有写下，但公元第一千年的群体可能都是如此。更大的问题是， 直到阿提拉兴起（5世纪40年代），或者说直到他兴起前几十年（5世 纪20年代），就连罗马的资料对匈人都甚少提及。那时，匈人世界已 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约370年时截然不同——那时黑海以北的地区 首次感受到了匈人袭击的压力。缺乏信息的原因不难推断。从罗马的 角度来看，376—380年和405—408年的危机，都源自匈人将其他群体 推过帝国边境。这些外来群体随后对罗马领土造成了巨大破坏，罗马 评论家自然会更关注它们，而不是一开始引起问题的匈人。 结果，我们对匈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说的是 什么语言。我们手上的语言学证据大部分是阿提拉时代的人名——匈 人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原因本章稍后讨 论），日耳曼语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通用语言，许多记录下来的名字 要么肯定是，要么很可能是日耳曼语名字——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帮 助。有人说匈人讲波斯语，也有人说他们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 ［Finno-Ugrian，比如后来的马扎尔语（Magyars）］，但事实是我们 不知道匈人说的是什么语言，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3]关于匈 人迁徙的动机和形式，直接证据同样有限。阿米阿努斯认为没有什么 好解释的： “万恶之源……我认为就是如此。匈人……在亚速海之外 冰封海洋附近居住的匈人，极为野蛮。”他们就是如此凶悍，四处袭 击就是他们的本性。其他资料也将匈人描写得十分残暴。索西穆斯借 鉴之前的历史学家欧纳皮乌斯的说法，描写了匈人第一次袭击哥特人 时造成的恐慌，而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匈人写成被驱逐的哥特女巫和邪 灵的后代。[4]真想就此打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想为4世 纪末和5世纪初匈人的迁移进程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需要进一步分 析。 我们所知道的是，最初，匈人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这片 广袤的土地横跨数千千米，从欧洲边缘一直延伸到中国的西部边界。 这里夏季降雨少，特征植被是草，因而比起自己的邻居，草原上的人 口更依赖于放牧；但是，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同，这些人也会从事一 些耕作，还与更偏向定居的人口有经济往来，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毕竟粮食构成了他们的大部分主食。匈人被认为是游牧民有两个原 因，一是因为首次遇到他们是在顿河以东，顿河是一条分界线，其东 边的平均降雨量过低，无法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广泛从事耕种农业， 二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对他们做出的著名描述。吉本很喜欢这个描述， 其中用到的词语非常令人回味：[5] 他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粗糙。他们不会用火，不会给食物调 味，只吃野生植物的根和半熟的肉，什么动物的肉都吃，而且只 会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稍微加热一下。他们没有可以 遮风挡雨的房屋……在他们中间连用茅草覆盖的小屋都找不到。 他们在山间和林中漫游，从出生起就习惯了寒冷和饥渴……他们 穿上脏兮兮的衣服以后就不再脱下，也不知道更换，直到衣服穿 烂……他们不会犁地，连犁都没有握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没有家庭，没有法律，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像难民一样住 进大车到处流浪。就在这样的大车里，女人们制作脏兮兮的衣 服，与丈夫交配，生下孩子并将他们养大。没有人知道自己从哪 里来，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地方受孕，在另一个地方生下他们，在 更远的地方把他们养大。 这样的形象颇具浪漫色彩，但很可惜，能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匈人始终在随意迁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 事实上，光是看上面这段描述，就能发现一些问题。阿米阿努斯 和其他古典历史学家一样，在引入有意思的新角色时往往会写一些题 外话；而在4世纪，大家对这样的内容有很高的期待。受众想看的是华 丽的修辞描写和对古典作品的旁征博引。阿米阿努斯关于匈人的题外 话没有让人失望。但除了充满修辞和引用，它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 题。在《历史》的存世章节里，阿米阿努斯向读者介绍了阿兰人、萨 拉森阿拉伯人（Saracen Arabs）和匈人这三个游牧群体，而介绍每个 群体时说的题外话都差不多，只有一些细节不一样。仿佛阿米阿努斯 有本“游牧民族题外话指南”，需要用的时候调出来就好。我们不禁 要问：将各个版本区别开来的那些细节有多可信？阿米阿努斯讲了些 关于匈人政治领导层的事，很有意思，我们之后会谈；此外，他还描 写匈人如何把肉放在鞍下加工。20世纪20年代，一位现代人类学家兼 历史学家发现蒙古人会做同样的事，而在那之前，人们还以为匈人这 么做是在用错误的方法治疗坐鞍痛。所以，也许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对 待阿米阿努斯说的一些事情。他描写萨拉森人时谈到的少数细节之一 是萨拉森男女都非常享受性生活，这让人不禁想搞清楚他是怎么知道 的 。 但 总 的 来 说 ， 无 论 描 写 的 是 来 自 肥 沃 新 月 地 带 （ Fertile Crescent）边缘的沙漠阿拉伯人，还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讲波斯语的 阿兰人，或是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的匈人，所用的词句都差不 多，这足以让我们警觉，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6] 最近人类学家收集的有关游牧生活方式的比较证据证实了这些猜 疑。当然，游牧群体几乎都不一样。草场和牲畜类型的不同，可能会 带来实践和组织上的巨大差异。但游牧群体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 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游牧群体通常不会随意移动，也不会长距离迁徙 ——长途迁徙对人和牲畜来说都是不利的。例如，20世纪对欧亚游牧 群体的直接观察表明，游牧民通常每年两次在固定的夏季和冬季放牧 区之间移动，迁移的距离有限。以哈萨克人为例，在斯大林让其定居 下来之前，他们迁移的距离大约是75千米。到达放牧区后，牧民分成 小组，赶着牧群缓慢绕圈行进，彼此保持距离，以便让牧草有时间生 长。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他人在固定的营地中生活，有些甚至种植 庄稼。在这个制度中，迁徙是为了在两片草场之间往来，因为单凭一 片草场不足以获得全年的草料。通常，夏季牧场位于冬季太冷，因而 不适合牧草生长的山地；冬季牧场位于距离不算太远的低地，这样的 地方夏季的日照和降雨量不足，限制了放牧。游牧可以说是将这样的 两个地方连接到了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放牧区。在这样的机制 下，迁移有明确的目的，不可能是随意而为。游牧生存方式还是很脆 弱，高度依赖显然是边缘地带的降雨；而如果不了解潜在目的地的承 载能力，或者不清楚那里已经确立的放牧权（这点同样重要），就走 向未知的地区，结果就可能是经济上的灾难。[7] 由此可见，匈人侵入黑海东北面阿兰人主导的世界，然后又进入 欧洲的中心，并不像J. B. 贝利（J. B. Bury）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 名讲演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其游牧经济的自然延伸。匈人并不是在欧 亚大草原上闲逛，然后碰巧来到黑海以北的草原西部边缘并喜欢上了 这里。匈人将他们的活动中心分两个阶段向西迁移，两阶段之间隔了 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其中必有原因，相关的决定肯定也经过了仔细考 量。对于要采取的行动，既要考虑潜在的收益，也要考虑其风险，比 如，在新的目的地有可能无法为自己的牲畜找到足够的放牧场地，或 者更可能的是不能取得对这些场地的权利。[8] 至于匈人向西迁徙的原因，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罗马的资料几 乎没用。阿米阿努斯说袭击其他蛮族对于匈人这一超级蛮族来说很自 然，这个观点也没什么帮助。不过从现有证据看，可能有三个因素在 促进匈人群体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作用，其中两个是可能因素，另一个 则更为确定。可能因素之一是气候变化。公元400年左右，西欧气候宜 人，夏季长而炎热，阳光充足。但对西欧而言很好的气候，对顿河以 外的世界却不那么有利。那样的气候意味着夏季降雨少，牧草无法生 长。因此，草原游牧群体围绕牧区的竞争自然越发激烈。至于会发生 什么，现代世界有一个令人难受的参照例子：达尔富尔（Darfur）冲 突的核心是苏丹游牧民被赶出他们从前的家园，因为全球变暖把牧场 变成了沙漠。然而，将这一论点应用到4世纪的麻烦在于，至少到目前 为止，我们都不可能知道4世纪的气候变化实际上有多严重或多有限。 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推测气候的影 响相当小。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公元第一千年中后期，一系 列游牧群体出现在欧亚大草原上，还有更多群体随后出现，由此可 见，欧亚游牧民并没有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就算匈人面临生态压 力，他们也有可能朝几个方向迁徙，就像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遇 到匈人威胁时一样。气候变化因素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向西迁 移。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公元第一千年末期，至少有两个 游牧群体跟随匈人走出草原进入欧洲，它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受到 了东方其他游牧群体的政治和军事压力。6世纪的阿瓦尔人（Avars） 试 图 逃 离 西 突 厥 帝 国 ， 9 世 纪 的 马 扎 尔 人 则 因 佩 切 涅 格 人 （Petchenegs）的袭击而从黑海以北迁移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无法得 知4世纪欧亚草原西部具体情形的情况下，说匈人不可能面临这种压力 并不明智。[9] 即使我们认为，匈人迁移的消极动机源自气候和政治因素的共同 作用，但在这些因素之外，无疑还有一些积极理由促使匈人向西迁 移，这也是众多移民潮所证明的。罗马资料描述了匈人给帝国外围边 缘带来的最初影响，没有具体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后来的材料很 有启发性。从约390年开始，特别是5世纪20年代以后，匈人参与了与 罗马世界有关的种种活动。有时，他们对罗马发起突袭。一支针对东 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大型袭击队伍在395年通过高加索，而此时匈人的主 体还未迁移到中欧；有迹象表明这段时期里还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 袭击。有时，匈人作为雇佣兵为罗马帝国效力。早在4世纪80年代，一 队匈人和阿兰人的活动就引发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篡位者 马克西穆斯之间的外交冲突。在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他不明智地 入侵东罗马的达契亚之前，乌尔丁为斯提利科提供过军事援助。从大 约410年开始，随着匈人大量涌入中欧，雇佣军服务达到了顶峰。5世 纪的第二个10年，他们可能为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三 世（Flavius Constantius）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但要到埃提乌斯 （Aetius）的时代，也就是从5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才成为西罗马的 重要屏障。埃提乌斯不仅利用他们的支持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罗马 人对手的挑战，而且还通过他们遏制如今已在西罗马领土上定居下来 的其他蛮族的野心——最突出的一次是在5世纪30年代通过军事行动压 制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阿提拉时代，匈人势力大为扩张，他们终于 从发起袭击和提供雇佣军服务转向了大规模入侵。匈人在442年和447 年两次大举袭击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然后在451年和452年入侵了高卢 和意大利。[10]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从地中海罗马世界发达得多的经济体内攫 取更多的财富，只是方法不同。突袭显然是为了劫掠拿得走的金银珠 宝和其他可流通的战利品，而财富也是匈人提供雇佣军服务的动机。 虽然埃提乌斯与匈人有关系——他作为人质在匈人中待了3年，但如果 没有慷慨的酬金，匈人也不会为他而战。甚至阿提拉的入侵也是为了 钱。对于袭击之前和之后的外交接触，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阿提 拉最关心的始终是他可以获得多少外交补贴。他对额外领土和其他类 型的收益没有太多兴趣。[11]如果说匈人对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这 种基本态度，也适用于4世纪7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适用的明确理 由），那么匈人分两阶段向西迁移的决定就完全说得通了。离位于意 大利北部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世界的政治中心越近，从罗马财富中分 得一份的机会就越多。换句话说，匈人的行为很像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 他主要讲日耳曼语的掠夺者：他们的迁徙是对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回 应。和哥特人一样，他们是要从帝国欠发达的外围地区甚至更远的地 方，转移到更富裕、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区域——在那里，军事力量够 强的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发财机会，而匈人的军事力量显然很强。 关于匈人迁移群体的性质的发展，还是可以说出一些有用的看法 的。关于匈人移民单元的规模，并没有哪份资料给出数据，但所有当 时的证据都表明，最初向本都北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战队——全由男 性战士组成的小型队伍——完成的。格鲁森尼人的国王威提莫之死促 使哥特人在376年向多瑙河迁移，威提莫曾与阿兰人发生多次小冲突 （multas clades），这些阿兰人是被匈人赶到他的王国中的。由此可 见，虽然各次交锋总体而言极大地影响了稳定，但单次交锋的规模都 不大。阿米阿努斯写到威提莫雇了一些匈人来帮他击退阿兰人。有些 人认为这里是抄写时出了错，但这么说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一记录 符合多个小规模战队基本独立行动的情况。威提莫的前任艾莫纳里克 能够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这也表明实际发生的是一系列较 小规模的交战，而不是严密策划的对抗。而罗马的东欧边境崩溃之 时，匈人也是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追求利益的。 根据资料记载，匈人除了为威提莫作战外，还袭击特温吉人的土 地（两次），与一些阿兰人一起当雇佣兵，在377年与特温吉人和格鲁 森尼人一起在多瑙河以南对抗罗马，4世纪80年代初，匈人牵头，拉着 卡皮-达契亚人从多瑙河以北向帝国发起袭击。[12]我们完全有理由 认为做了这些事的是彼此独立的匈人群体，而不是出现在不同地方的 同一个群体，上述这些行动也没有哪一个需要大规模的军队。事实 上，阿米阿努斯在他的题外话中就提到，这个时代的匈人不是由国王 统治，而是由“临时的领袖”统治。这是一个有点含糊的用语，其含 义引起了很多争议，但它符合匈人分成小规模独立单元的图景。引人 注目的是，这个时代并没有哪个匈人领袖重要到留下了名字。[13]这 让人想起，6世纪斯拉夫人和9世纪维京人袭击的第一阶段都是小规模 袭击。而斯拉夫人和维京人领袖的名字，直到发动袭击的群体规模扩 大后，才出现在记录中。 376—380年危机背后的匈人扩张可能是由战队驱动的，而在一代 人之后，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则见证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在第二次危 机之前，已经有资料提到在帝国边缘行动的匈人群体的规模在扩大。 400年前后，当时罗马的资料终于提到了一位匈人领袖的名字，他就是 乌尔丁。他势力很大，不时为帝国提供军事援助，其追随者中有匈人 也有斯基里人。虽然偶尔会吹嘘他的势力范围从日出之地延伸到日落 之处，但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正确认识了他的实力。在他的主要追随 者抛弃他后，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夺取东罗马领土的企图就破灭 了；从那以后，他消失在了历史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不再见于史 料。这样的职业生涯，可配不上“阿提拉的先行者”这个称号。在我 看来，乌尔丁从盟友到入侵者的突然转变，只能说明他的权力基础还 不够稳固，经受不住从约410年开始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匈人群体 的冲击，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新来的群体规模更大、组织得更好；否 则乌尔丁的突然转变就太莫名其妙了。[14] 这方面的证据很明确。东罗马外交官兼历史学家奥林匹多罗斯在 411—412年访问新近来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人时，发现他们由多个 等级不同的国王统治。在他到访之时，匈人在中欧出现不过几年，是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独立战队组织为如此复杂的政治结构 的；而事实上，有记录表明5世纪另一草原游牧民族阿卡齐里人 （Akatziri）中存在类似的系统。因此，匈人向西迁移的第二阶段非 常有可能是由奥林匹多罗斯遇到的国王们领导的。确实，考虑到匈人 在迁移过程中从多瑙河中游赶出了数万名日耳曼人和其他人，光凭一 系列独立的战队恐怕很难集结起足够的力量来接管这一地区。国王的 存在表明，完成从黑海东北面向匈牙利大平原的迁移的社会单元，显 然比先前造成376—380年危机的战队规模更大、更有组织。[15] 因此，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匈人迁移到欧洲的模式和前文所说 的3世纪模式类似，该模式在9世纪将再次出现。迁移最初的驱动力来 自急于建功的战队，在那么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定要迁移的打 算。而一旦事实证明战队的行动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规模更大、更有 组织的群体就会参与进来，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新的群体可能 会以控制财富所在地区为目标。匈人后来的行动表明，多瑙河中游地 区之所以吸引他们，不是因为那里有发展农业的潜力（农业潜力是英 格兰在9世纪吸引丹麦人、在11世纪吸引诺曼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该 地与罗马世界有种种紧密联系，有助于他们攫取更多的财富。结果， 来自黑海以北的小规模袭击演变成动力稳定增加的人口流动，最终发 展为大规模群体的迁移，因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控制匈牙利大平 原，从而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 我们无从得知参与这两个主要迁移阶段的匈人群体到底规模如 何。在370年前后的第一阶段迁移中，匈人战队和离开家乡的阿兰人联 合行动，破坏了哥特政治单元的稳定，而这类哥特单元能投入的总兵 力也许有1万。但是，很难由此推断出发起攻击的匈人部队有多少人， 原因有两个。首先，匈人的袭击是间接的。破坏黑海以北政治稳定的 是长期以来的多次袭击和小规模进攻，而不是正面的对抗，最终让哥 特格鲁森尼人做出在375—376年迁移的重要决定的，不是匈人本身， 而是匈人在阿兰人中造成的动乱。因此，情况肯定不是人数够多的匈 人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1万名哥特人。其次，与19世纪的布尔 人一样，匈人在军事硬件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特征武器之一是 在草原上早已为人所知的复合反曲弓。然而，和他们以前在欧亚草原 西部使用的弓相比，他们现在用的弓更长：最长的有150厘米，而不是 常规的100厘米。因此，他们的打击范围更大，从罗马的资料中可以看 出其威力。这些记载称，匈人自己在哥特对手的射程之外，却可以摧 毁哥特对手的部队。匈人的另一个特征武器是长马刀，一旦敌人的队 形被打散，他们就可以在近距离交锋时用马刀出色地完成扫荡。[16] 但弓箭究竟给匈人带来了多大优势并不明确。燧发步枪使得布尔迁徙 者能对抗10倍于自己数量的对手。数百名突击队员可以击败数千名祖 鲁人和马塔贝勒人，自己则几乎毫发无伤。如果匈人武器的优势有那 么大的话，不到1 000人的匈人队伍就足以击溃整个哥特附属国。但即 使是匈人的长弓也不会有步枪那么大的优势。 至于匈人国王带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较大部队规模有多大，我们 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参考蒙古人的情况，每个匈人战士都需要有很多 匹马才能保持全速移动。这或许可以间接表明匈人部队可能的总体规 模，因为据计算，匈牙利大平原可以放牧不超过15万匹马。推算回来 的话，这么多的马匹可以服务于1.5万—3万名匈人战士。这个结论完 全合理，但显然也不过是猜测。在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我的猜测 是，约370年时的扩张性袭击显然是由数百名战士组成的战队进行的， 并没有直接挑战哥特附属国的全部力量，5世纪初进入中欧的大规模群 体是该地区某个拥有1万—2万名战士的队伍，但这仅仅是猜测。 在无法精确估计匈人数量的情况下，比较移民文献确实能就匈人 向中欧的扩张给我们一些提示。行动的第一阶段让我们联想起，在一 些记录得比较好的移民活动中，往往是先有“侦察”的行为，前去侦 察的人回来后再向更多的人说明搬家的好处。虽然匈人迁徙的第二阶 段——大型匈人群体的整体移民——在现代世界中找不到对应，但它 符合这样一个通用的基本原则：移民单元的规模和性质应该能让它在 迁徙发生的环境中实现获取财富的任务。出于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原 因，匈人最终进行的大规模掠夺性移民必然涉及妇女和儿童。在军事 行动也带有移民意图的情况下，大型军队中那些非职业军人的众多家 属不可留在后方，否则他们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此外，与前面提到的 其他移民一样，匈人已经有了迁徙的传统。而由种种比较证据可知， 迁徙传统肯定有助于他们下定决心：既然罗马世界有那么多潜在的收 益，不如就拔营出发，离罗马近一些。游牧群体通常一年迁徙两次， 这意味着匈人比一般群体更有能力组织大规模迁移。 与罗马土地上哥特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情况一样，匈人进入 欧洲的两个主要阶段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 匈人从黑海以北地区驱走哥特人和阿兰人后，面对新出现的机会，需 要获得相应的地理知识。从这个角度看，395年匈人通过高加索发起的 对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大规模袭击可以看成他们的一个学习过程。 袭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许多罗马资料中都有相关记载，毕竟一群袭 击者甚至接近了圣地（Holy Land）。但是，袭击者损失惨重，再也没 有重复这样的实验。[17]这并不表示匈人自己认为这次袭击大获成 功；袭击的损失很可能促使他们最终决定向西进入匈牙利平原，而不 是往其他方向迁徙。而这次迁徙所需的地理知识，无疑积累自公元405 年之前较小规模匈人群体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活动，比如4世纪80年 代的匈人雇佣兵的活动，以及乌尔丁率领下匈人的活动。 此外，和其他许多群体的情况一样，迁移过程在匈人内部引发了 重大的社会政治重组。上文提到，奥林匹多罗斯在411—412年访问匈 人群体时，所看到是基于等级不同的国王形成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 结构非常适合游牧社会。游牧经济的组织形式意味着人口需要相对分 散。带着畜群的人口如果挤在一起，就会导致过度放牧和经济灾难。 与此同时，子群体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处理争端之类的问题，而整个 大的群体在必要时又需要一致行动，特别是在需要保护所有人赖以生 存的放牧权利的时候。因此，游牧社会的合理政治形式是组织良好的 分权而不是集权，而国王分等的制度很适合这种政治形式。[18] 但是，当另一位东罗马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著名的普里斯库斯 （Priscus）在阿提拉时期的5世纪40年代中期访问匈人时，由不同等 级的国王构成的体系已经消失。阿提拉被许多大人物包围，而虽然他 最初与他的兄弟分享权力，但那时已经见不到别的王室成员了。至于 国王分等制度废除的过程，并没有资料记录，但是阿提拉和君士坦丁 堡之间发生外交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向重要的匈人流亡者提供 保护。 [19] 因此，我认为阿提拉这一支——最晚到他叔叔鲁阿 （Rua）掌权的5世纪30年代——驱逐或废黜了其他国王。阿拉里克率 领 的 哥 特 人 经 历 了 这 样 的 政 治 进 程 ， 东 哥 特 人 和 墨 洛 温 王 朝 （Merovingian）的法兰克人也会经历。 这一切都与迁徙有关，原因如下。大体上说，在这几个群体中， 都是一位领袖垄断了过去由几位领袖分有的政治支持。那名成功的领 袖需要掌握前所未有的财富，才能在资助竞赛中击败竞争对手，把对 手的支持者抢过来，从而迫使对手要么离开群体，要么接受低于国王 的低等地位。对匈人而言，新财富来自他们能与罗马帝国发展出的新 关系带来的利润。袭击、雇佣兵服务加外交补贴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不择手段地掌控利润分配是通往政治胜利的捷径。匈人迁徙到多瑙河 中游，政治革命随之而来，尽管这肯定不属于他们迁移时设想的目 标。 因此，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定义，匈人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 进入欧洲，无疑是大规模迁徙。虽然匈人迁徙的势头是逐渐增加的， 并不是一下子大批涌入，但匈人在黑海以北和中欧显然造成了很大的 政治冲击。事实上，最终改变匈人内部政治结构的冲击也同样强大。 我们无法确定匈人行动的触发因素，也就难以做进一步分析。罗马的 资料强调他们行动的偶然性，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漫游的猎人们 在沼泽中跌跌撞撞，突然见到了富饶的土地。但这只是一个故事，而 且与阿米阿努斯的大多数题外话一样，是在经典作品中有先例的故 事。[20]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认为，罗马帝国边缘地 区的财富首先吸引了匈人袭击者，此后匈人迁移的势头才稳步增加。 我们日后如能获得关于气候变化或政治发展的新资料，可能就会修正 这一看法，重新考虑前述种种因素所占的比重。但目前来看，帝国边 缘地区财富的吸引力似乎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匈人时代的移民不仅影响了匈人自己，也影响了阿提拉帝 国中的众多群体。从各方面证据看，匈人统治时期迁入多瑙河中游的 许多其他群体，其迁移动机和过程都与匈人有很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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