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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往黑海及更远之处 |
| 马可·奥勒留采取的对策有效解除了2世纪60年代的眼下危机，而
且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使罗马欧洲边境得享安宁。但进入3世纪 后，罗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此时，萨珊（Sasanian）王朝兴起，以 近东（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为基础崛起为可与罗马抗 衡的超级大国，对罗马来说问题严重了起来。萨珊人是最大的威胁， 他们击溃了三位罗马皇帝的军队，甚至俘获了其中的第三位皇帝瓦勒 良（Valerian）。他们用锁链押着瓦勒良去见萨珊人的“众王之王” （Sha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瓦勒良死后，萨珊人剥 了他的皮作为战利品。这一新的威胁自然迫使罗马把军事资源调到东 边。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审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发生的事情。如 果萨珊人没有在此时突然闯入历史，罗马在3世纪欧洲的对手们就不可 能如此自由地行动。[12] 在西欧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境地区，3世纪的危机牵涉到规模 不大的人口迁移和规模大得多的政治重组。我们在上一章研究的新日 耳曼联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阿勒曼尼联盟在213年首次成为罗马 的敌人，当时的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对其发动了惩罚性的或者 说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可能在那时，阿勒曼尼人就已构成了威胁，但 我们的有限资料表明，从3世纪30年代开始，威胁急剧增加。阿勒曼尼 人在242年发动了一场特别大的进攻，而类似的袭击可能持续到了到3 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重构这一图景的基础只能是一些零散的历史 和考古证据，以及最重要的硬币证据，因为没有连续的叙事资料留存 下来。但最晚到260年，阿勒曼尼人和该地区的其他群体已经造成了严 重的问题。有些群体获得了罗马的补助。在美因茨出土的一个祭坛很 有名，它说明罗马发动了一次反击，救回了数千名因某次蛮族袭击意 大利而被俘的罗马人。最令人瞩目的是，261年左右（罗马是不会把自 己的失败到处说的），所谓的阿格里-戴可美特地区（它从1世纪初开 始就被罗马占据）被彻底遗弃（地图5）。 据我们所知，这并不是阿勒曼尼人征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当时 西方的皇帝波斯杜穆斯（Postumus）的决定，他决定从该地区撤出急 需的军队来保卫战略意义更大的地区。不管怎么说，这证明了边境地 区的压力有多大，而撤军并没有解决问题。3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 期，阿勒曼尼人的更多袭击被记录下来，对此我们有生动的证据：13 个不幸的人被残忍地杀害、肢解、剥去了一部分皮肤，然后遗体被扔 到他们在雷根斯堡-哈丁的农场的井里。到了四帝共治（Tetrarchs） 和君士坦丁大帝治下的3世纪末和4世纪初，在罗马采取了更多军事行 动后，新边境的形势才最终稳定下来，此后才有了我们在第二章中讨 论过的那种更为稳定的4世纪附属国关系。[13] 虽然这次危机的一大诱因是日耳曼社会整体发展、新政治联盟出 现带来的额外军事力量，但两次人口迁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 罗马撤军后，阿勒曼尼人进入了阿格里-戴可美特，整个4世纪，他们 在此幸福生活。他们并不是从远处来的。在3世纪当一个阿勒曼尼人究 竟意味着什么？对此有不少争议，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来自 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所有物质证据，包括珠宝、陶器类型和埋葬方式， 都表明此地新来的日耳曼主人原本住在不太远的地方，就在所谓的易 北河-日耳曼三角洲那一带，也就是易北河以西，南至波希米亚，北到 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那片土地（地图5）。 其次，4世纪，就在阿勒曼尼人的后方，但仍然在罗马外交不时能 触及的范围内，勃艮第人定下了自己的地盘。与罗马帝国晚期才出现 的阿勒曼尼人不同，勃艮第人在1—2世纪就已经为塔西佗和托勒密所 知。当时他们在更东边（现在是波兰领土）占领了土地。他们一度是 汪达尔世界的成员，生活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也就是说，4世纪 的时候，一些勃艮第人向西迁移了约500千米。历史证据表明，此时他 们定居在美因河中游的某处，这也得到一些考古证据的证实。物质证 据不多，但在差不多同一地区出土了一批随葬的剑。在这些坟墓中发 现的物品类似于早先在日耳曼东部地区发现的物品，与来自易北河-日 耳曼三角洲的群体的物品截然不同。但我们需要承认证据有限。直到3 世纪甚至更晚，东日耳曼人一般都会将死者火化，而美因河发现的剑 是土葬的随葬品。历史证据还将4世纪的勃艮第人明确定位在科赫 （Kocher）河谷，但那里没有出土东日耳曼的物品。阿勒曼尼人和勃 艮第人显然有过迁徙，但其性质、规模和因果关系还需要认真研究。 [14] 3世纪莱茵河流域的危机已经够严重了，更东边地区的行动则更具 爆炸性。马科曼尼人战争主要在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展开，但这一次，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与黑海北岸接壤的广阔土地 上。战争始于238年。据记录，一些哥特人在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点附 近向希斯特里亚（Histria）发起攻击（地图6）。随后是一系列主要 由哥特人向罗马帝国发起的攻击；所有攻击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 之间的多瑙河下游边境发起。我们无法完整重构这些攻击的过程，只 知道攻击在25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249年，巴尔干东部城市马西安诺 堡（Marcianople）被阿盖斯（Argaith）和刚特里克（Guntheric）的 哥特追随者洗劫一空，暴力迅速升级。 250年春天，另一位哥特领袖刻尼瓦（Cniva）突破了罗马边境， 在位于欧斯库斯（Oescus）的古老军团堡垒那里渡过了多瑙河，那是 多瑙河上最方便的渡口。然后，他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拿 下了巴尔干山脉南部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现保加利亚的 普罗夫迪夫（Plovdiv）］并在那里过冬。第二年，皇帝德西乌斯 （Decius）试图拦截当时正在撤退的哥特人，但他本人在阿伯里图斯 （Abrittus）阵亡。[15]这真是场大灾难。某种程度上，它比更有名 的条顿堡森林会战失利还要糟糕。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在位的皇帝 在与蛮族的战斗中丧命。然而换个角度看，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 重。德西乌斯去世时，帝国正经历巨大的内部政治动荡，这是敌对的 萨珊帝国兴起，在罗马体系内激起的巨大危机的连锁反应。德西乌斯 统治的只是罗马欧洲和北非的一部分，带去作战的部队只是帝国军队 的一小部分。这是一次重大失败，但部队损失并不大，不至于威胁帝 国的完整。随后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253年和254年，多瑙河 流域又发生了攻击，但没有什么效果；哥特人随后放弃了沿多瑙河攻 击的做法。我们可以自然得出结论：德西乌斯的继任者已成功将其封 闭。 不久，不同群体组成的袭击队伍从另一条线路发起攻击，他们连 续三年（255—257年）乘船渡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16]第一次远 征以黑海东南岸的皮提乌斯（Pityus）为目标，但没有成功。第二次 远征中，他们成功洗劫了上一年的目标和特拉佩祖斯［Trapezus，现 在的特拉布宗（Trabzon）］。我们的主要资料称发起这些袭击的人为 “Boranoi”，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只是“北方人”。257年的第三次 远征似乎规模更大，显然有哥特人加入，比提尼亚（Bithynia）和普 罗彭提斯（Propontis）被毁，卡尔西登（Chalcedon）、尼科美底亚 （Nicomedia）、尼西亚（Nicaea）、阿帕梅亚（Apamea）和普吕萨 （Prusa）等城市遭到了破坏。接着我们的资料出现了缺口，尽管资料 有各种问题，但这可能反映出攻击停止了或者强度降低了；然后在268 年，一支庞大的海上远征军离开了黑海北岸。这支军队中有一部分是 哥特人，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日耳曼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赫鲁利人 （Heruli）。新的远征军并没有直接渡过黑海，而是沿着北部和西部 海岸移动，始终在陆地附近，一路上袭击沿海城市，比如安奇阿卢斯 （Anchialus）。他们也攻击托米（Tomi）、马西安诺堡、基齐库斯 （Cyzicus）和拜占庭等城市，但被击退了。然后，侵袭者强行通过达 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进入爱琴海（Aegean）。来自北方的海 上袭击者第一次闯入罗马的地中海“内湖”。在此地，远征军分作三 大群体，分别袭击了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附近的北巴尔干地 区、阿提卡（Attica），以及小亚细亚的沿海腹地。皇帝加里努斯 （Gallienus）在巴尔干地区发起反击，但269年重创袭击巴尔干的那 一群体的，是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二世（Claudius Ⅱ），克劳狄因其战 绩而赢得了绰号“哥特库斯”（Gothicus，意为“打败哥特人的 人”）。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等人在雅典周围率军对抗 赫鲁利人；而由首领雷斯帕（Respa）、维杜克（Veduc）和特鲁拉 （Thuruar）率领的第三队人马最终在269年被驱回黑海，但他们已经 造成了严重破坏。罗得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大陆上的西代（Side）城 和伊利昂（Ilium）城遭到破坏。此次袭击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损失应 该是以弗所（Ephesus）的狄安娜神庙被毁。[17] 罗马的反应非常激烈。这几个群体都被打败了，而且再也没能通 过达达尼尔海峡发起重大的进攻。与德西乌斯战败后的多瑙河流域一 样，我们只能推测，攻击线路已通过有效对策封锁。但是，哥特问题 并没有就此了结。270年，又发生了越过多瑙河的攻击，安奇阿卢斯和 尼 科 波 利 斯 （ Nicopolis ） 遭 到 洗 劫 。 不 过 ， 新 皇 帝 奥 勒 良 （Aurelian）随后在271年带着部队来到多瑙河以北，彻底打败了名叫 卡纳包得斯（Cannabaudes）的哥特领袖——据说此人要为最近的暴乱 负责。奥勒良的反击将新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3世纪70年代中期， 又发生了一些海上袭击，本都（Pontus）更是遭到洗劫，但再没有越 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的袭击了。皇帝击败哥特人带来了一些 慰藉，他还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组织了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的有计划撤 离。[18] 与在西部阿格里-戴可美特进行的类似撤离一样，关于放弃达契亚 的过程，我们只有很少的信息。但叙事证据和钱币库都表明，3世纪的 攻击大多绕过了达契亚的边境而进入巴尔干半岛，或者越过黑海进入 小亚细亚，而没有直接影响该省本身。因此，这样的撤离似乎更多是 出于战略设计，而不是因直接的军事灾难而仓皇撤退。奥勒良可能多 少考虑过缩短边境线。达契亚是多瑙河以北的突出部分，需要在三面 进行防卫。撤离达契亚后，罗马在东南欧的边境线可以缩短差不多800 千米。达契亚还可以充当给讨厌的外来者的新奖品，让忙于争夺的他 们不至于进一步攻击罗马领土。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在4世纪 写道，达契亚“现在”（369年）被泰法尔人（Taifali）、维克图阿 里人和特温吉人割据。奥勒良将军事成功与战略撤离相结合，消除了 越境攻击的大部分动力，但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的多瑙河边境 才能完全恢复秩序。[19]和莱茵河流域一样，直到四帝和君士坦丁大 帝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后，哥特人和其他族群才接受了我们在上一章 谈到的那种半附属国身份。 但是，在3世纪的行动中如此重要的哥特人到底是什么人？罗马帝 国东欧边境的大规模骚乱持续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背后的原因又是什 么？ 毋庸置疑的是，哥特人统治的出现表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下游 边境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出现了重大变化。在1—2世纪，罗马主要面对 的是讲波斯语的游牧萨尔马提亚人和定居的达契亚人。到了4世纪，被 称为“哥特人”的群体已成为罗马在该地区军事和外交行动的焦点。 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哥特特温吉人成了帝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之外 的主要附属国。我们刚刚概述的事件也表明，在这中间的一个世纪 里，帝国受到的跨境军事威胁和跨海军事威胁大幅增加。1—2世纪 时，那种经达契亚、跨过黑海或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而来的攻击是闻所 未闻的。 对于这些情况，传统上会认为，日耳曼移民是这场战略革命的关 键因素。1—2世纪，黑海以北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哥特人”，该地 区会被提到的部落只有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我们听说的当时唯 一一个哥特群体居住在波兰北部。那么，移民论就是一锤定音了吗？ 不完全是。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最近提 出，对黑海以北形势发展的传统观点是“受制于文本”造成的假象。 库利科夫斯基本人不是考古学家，但这是从考古学家的行话中借来的 术语，用于描述这样一种情况：一心希望考古学发现符合现有的历史 证据，因而对考古证据做出扭曲的解释。就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而 言，现有的3世纪史料远非完善，有一本6世纪的《哥特史》，作者是 个叫约达尼斯的人，书里写到哥特人在一个叫菲利默的国王（King Filimer）的统治期间迁移到黑海。库利科夫斯基认为，这个说法不仅 本身不可信，而且还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他证据的看法造成了 不当影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一陈述，其他考古和历史证据根本 不会让任何人想到有人口迁徙这件事。3世纪的麻烦、4世纪哥特人统 治的兴起，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口迁徙，而在于该地区既有人口在社 会政治方面的重组，这一重组和催生罗马后期西部的新日耳曼联盟的 重组大致相同。[20]他说得对吗？ 他的论点有两个可信的方面。首先，没有人怀疑社会经济和政治 重组，即“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有复杂的 联盟政治结构、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其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也远 远超出了1世纪时日耳曼尼亚的常态。他们的政治结构基于世袭权力， 而且相当稳固，经受得住重大失败的考验，还能形成连贯的策略来扭 转最坏的后果。其次，库利科夫斯基说得对，我们根本不该相信约达 尼斯。约达尼斯的写作时间在事件发生300年后，他对4世纪哥特世界 的看法可以说是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一点我们很快会详细讨论。[21] 如果他对4世纪哥特历史的看法错得如此离谱，那他对3世纪的描述也 同样值得怀疑——哪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当时资料，没法系统判断。但 是，即使我们认可这两方面观点，仍然有足够的高质量证据表明，来 自北方的日耳曼移民是3世纪战略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罗马在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面对的力量与从 前不同了，这种变化远不是换了个标签这么简单。1—2世纪，喀尔巴 阡山脉的东部山麓——如今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 （Wallachia）——被许多达契亚群体占据。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 时，这些群体并未直接受到罗马的统治。3世纪，它们之中形成了某种 政治统一，后来被统称为卡皮人（Carpi）。紧邻黑海北部的主要萨尔 马提亚群体是罗克索拉尼人，1世纪初，该群体和艾兹吉斯人一起打破 了讲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随后，艾兹吉斯人 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罗克索拉尼人则留在了东 边，统治着本都的古老希腊城市（该城市在3世纪还保有一些独立 性）。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后，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 人成了至少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群体，虽说没有被正式纳入帝国。因 此，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突然在该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代表着 重大的文化转变。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地的新哥特主人说的是日耳曼 语。乌尔菲拉（Ulfil）为其中一些人翻译了哥特语《圣经》，他是哥 特人在小亚细亚俘虏的罗马人的后代，这本《圣经》的日耳曼性质是 毋庸置疑的。因此，哥特人的出现，意味着罗马东北边境地区的势力 在肤色和身份上都有了重大的变化。[22] 当然，并不是说这是讲日耳曼语者首次在该地区成为统治阶层。 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被萨尔马提亚人征服的巴斯塔奈人也是日耳曼人。 所以理论上说，是有可能把3世纪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的兴起，解释为 1世纪处于臣服地位的那些日耳曼群体的重新崛起的。不过相当多的证 据表明，新的日耳曼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统治的时期，被称为哥特人——也可 以说是“Gothones”或“Guthones”——的群体远远地居住在西北方 的土地上，靠近波罗的海。塔西佗在1世纪末说它们居住在那里，托勒 密在2世纪中期也是这么说，托勒密明确地说哥特人是居住在维斯瓦河 河口的群体之一。尽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音译不尽相同，但是语文学 家们毫不怀疑，“哥特”就是那个3世纪时突然从波兰北部迁移到黑海 的群体的名字。哥特人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资料和学术讨论中，涉及 哥特人的内容很多，但其他日耳曼群体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赫鲁利人 我们在前面提过了，另外，3世纪后期和4世纪早期的资料记载，喀尔 巴阡山脉及其周围存在说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 人、泰法尔人和鲁吉人。鲁吉人和哥特人一样，在塔西佗时代住在波 罗的海沿岸，而同一时期汪达尔人最有可能居住的地方是波兰中北 部，在哥特人和鲁吉人的南边。汪达尔人和鲁吉人与哥特人同时在喀 尔巴阡山脉地区出现，说明这些群体经过了大规模的迁徙，所有人都 从波兰向南和向东迁到了本都。塔西佗没有提到赫鲁利人，但在4—5 世纪，第二个非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群体又定居在遥远的西北方向， 这也意味着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人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迁徙到了那 里。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与赫鲁利人一样，在3世纪末首次出现在资料 里。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再讨论这些“新”日耳曼群体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想了解更多信息。历史证据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但 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一波日耳曼扩张浪潮——大致从西北向东南迁移 ——促使奥勒良改变战略，放弃特兰西瓦尼亚高地。这样的结论只能 靠推断得出。当时的罗马资料没有明确描述日耳曼人迁徙的情况，只 谈到了其影响——这些新群体越过罗马边境发起的攻击。如果“哥 特”是唯一一个在这些年中改变位置的欧洲中北部日耳曼群体名，那 么还有可能说这不过是名称偶然相同，但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并不 是只有“哥特”。既然如此，没有理由不接受历史证据表明的情况。1 世纪时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到来的影响在3世纪得到了翻转，日耳曼人 对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统治曾因巴斯塔奈人及其盟友被推翻而丧失， 而3世纪哥特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其他说日耳曼语的群体的迁徙则 恢复了这样的统治。[23] 这一过渡性的结论得到更广意义上的两方面历史证据的支持。首 先，黑海以北哥特力量的崛起最终迫使一些原本住在那里的群体完全 撤离该地区。我们很快就会详细讨论的是，在公元290年后大约25年的 时间里，大量（但不是所有）来自喀尔巴阡山麓的说达契亚语的卡皮 人被纳入罗马帝国。他们出走，有可能是因为本地群体之间竞争加 剧，但更有可能是大规模日耳曼移民到来的结果。其次，卡皮人出走 后，新的哥特群体进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平原，但仍保持高 度流动性。4世纪30年代，哥特特温吉人曾计划带着所有家当搬到多瑙 河中游地区，从4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与同为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一 起搬迁到罗马帝国的新家（下一章会讨论）。他们在一次迁徙后继续 保持流动性，这很值得注意，因为如我们所见，比较研究一致表明， 迁徙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习惯。发现4世纪的哥特人仍 具有流动性后，我们就更有理由接受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在3世纪也具有 流动性的证据了。这两方面本身并非无可置疑，但都强化了相关历史 证据，表明哥特移民在重塑3世纪黑海以北战略形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24] 此外，冷战留下的考古遗产让我们的讨论得以突破历史资料的限 制。在约公元150年和3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维尔巴克 文化系统再次扩张，先是大规模向东南进入波来希［Polesie，普里佩 特沼泽，（Pripet Marshes）］和波德拉谢（Podlachia），然后进入 沃里尼亚（Volhynia）和乌克兰北部。以地理范围来看，马科曼尼人 战争前后出现的早期维尔巴克扩张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段时间 里，波美拉尼亚西部的维尔巴克定居点和墓地不再有人使用，也就是 说，维尔巴克群体的中心发生了很大的迁移（地图6）。考虑到新近在 黑海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群体中，哥特人，可能至少还有鲁吉 人，都源于1—2世纪的维尔巴克系统，上述发现实际上很能说明某些 最终来到黑海的日耳曼人可能采取了怎样的路线。一条定年大致正确 的维尔巴克墓葬带从维斯瓦河上游一直向南延伸到德涅斯特河 （Dniester）上游（地图6）。这在年代方面肯定与238年哥特袭击者 突然出现在希斯特里亚城外关系密切。[25] 然而，这一时期本都北部在考古上真正引人注目的发展并不是维 尔巴克系统本身的进一步传播，而是一系列融合了维尔巴克特征的新 文化系统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尔尼亚霍夫系统，截至4世纪中 叶，该系统已经遍布多瑙河和顿河之间的广袤区域（地图6）。这又是 一个例子：文化系统的年代和身份在以往曾有很多争议，但其基本特 征如今已得到确定。已经发现了5 000多个定居点，发掘出许多混合了 火葬和土葬的大型墓地，从遗存看，该系统无疑从3世纪下半叶一直繁 荣到公元400年（或者略晚一些）。在年代和地理位置方面，该系统的 遗存与（可靠的同时代资料描述的）罗马时代晚期哥特人的统治是吻 合的；如今普遍认为，该系统可以反映哥特人（可能也包括其他讲日 耳曼语者）在黑海以北创造的世界。 这一新系统的某些要素与它西北面的维尔巴克系统的要素相似甚 至相同，但重要的是认识到维尔巴克系统自身仍在延续；根本不存在 完全撤离波兰北部这种事。一些陶器是相同的，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 碗形陶器在早期切尔尼亚霍夫地层特别多见。另外，扣针类型和女性 服装的风格（两肩处佩有成对的扣针）与维尔巴克地区发现的多有相 似 。 一 些 房 屋 类 型 ， 特 别 是 人 类 和 动 物 共 居 的 长 屋 （ 德 语 是 Wohnstallhäuser），在两个系统的至少某些区域中都很常见。虽然目 前还没有全面的比较研究，但很引人注目的是，将维尔巴克墓地和中 北欧相邻地区墓地区别开来的两种风俗，也能在切尔尼亚霍夫区域中 找到。两个系统的葬仪都是土葬和火葬并存的。另外，维尔巴克地区 的人并没有将武器（或任何其他铁制物品）与男性死者一起埋葬的习 惯，切尔尼亚霍夫葬仪也是如此。 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其他特征则起源于别处。虽然在早期经常使 用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陶器，但更为复杂的轮制陶器（有点像罗马行 省的陶器）很快成为该系统的特征。除了肯定起源于由日耳曼主导的 中北欧文化的长屋，许多切尔尼亚霍夫地区还有一种常见房屋，就是 下沉式或半下沉的小屋（德语为Grübenhaus）。后面那种小屋一直是 喀尔巴阡山脉东麓及更远地区的特色，在1—2世纪的维尔巴克或任何 其他日耳曼北部定居点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建筑。考古挖掘者偶尔还会 在切尔尼亚霍夫墓地内发现萨尔马提亚墓葬的一个特有做法：在坟墓 内的架子上放置物品。显然，在因北方日耳曼人向黑海迁移而形成的 新混合体中，一个萨尔马提亚人口群体始终扮演着角色。[26] 对这些遗存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争议。1906年，第一批 切尔尼亚霍夫的物品刚出土，人们就发现它们与中北欧典型的日耳曼 物品颇为相似，特别是在金属做工方面，而识别出维尔巴克系统则是 很久以后的事。很快，这些物品与历史资料中的哥特人迁徙联系在了 一起，还在纳粹时代被用来扭曲地证明侵占东欧领土是合理的。纳粹 官员甚至还用哥特大英雄的名字来重新命名黑海地区的城镇，克里米 亚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改名为“狄奥多里克港” （Theoderichshafen；狄奥多里克是5—6世纪时的伟大哥特领袖。见 第七章）。简言之，“侵略假说”被生生套用到了这些物质遗存上。 既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边都发现了同类型的金属制品，那么来自波罗 的海的人群必然取代了后者，驱逐了原本住在黑海边的人——公平地 说，这一观点在卡皮人离开的记录中得到了一些支持。 但即使抛开政治不谈，如此看待这么复杂的证据也太简单化了。 虽然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中有清楚的维尔巴克印记，但也包括了 很多非维尔巴克的元素。而物品和习俗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 区，不通过大量人口流动的机制（人口迁移）也可以实现。物品可以 交易，技术和习俗既可以被采用，也可以独立发展出来。尽管切尔尼 亚霍夫系统与其维尔巴克邻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该系统的建立本 身不能证明发生过人口迁徙。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反迁徙论的一个关 键论点是，如果没有约达尼斯对哥特人迁徙的记录，维尔巴克和切尔 尼亚霍夫遗存之间可见的相似之处并不足以让人想到移民。 但在我看来，即使排除了约达尼斯的文字，还是有足够的历史证 据支持人口迁徙是改造本都沿海地区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而且，考 古证据比反迁徙论文献所主张的更具说服力。在查看物质遗存之前， 应该先知道我们可能会找到什么。除非你想研究的是入侵人口将原住 人口几乎全部赶走或者某地第一次有人定居这么罕见的情形，否则人 口迁移留下的考古痕迹是不会太明确的。在移民与原住居民混居的情 况下，移民的物质文化中只会有少数或极少数要素进入新的地方，也 就是那些有意和无意中与深入人心的信仰或行为模式相关的要素。在 其他生活领域，移民很可能会顺手接受本地文化的要素（许多现代移 民就是如此），或成为移民人口和当地人口碰撞后形成的新文化聚合 体中无法单独识别的成员。简而言之，你能找到的反映人口迁移的考 古证据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光凭考古证据模糊这一点，是无法 证明人口迁移不存在的。 但就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例子而言，说明存在人口迁徙的考古证 据实际上颇为扎实。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材 料进行过详细研究的上一代专家的一致判定。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专 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私念。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是卡齐 米日·戈德洛夫斯基（Kazimierz Godlowski）和马克·休金，前者是 波兰人，后者是俄罗斯人。早年间，两人都不得不与管理知识分子的 官僚机构艰苦斗争，这些机构坚持着与他们观点迥异的看法。戈德洛 夫斯基的工作有助于破除旧的正统观念（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 即“隐藏的”（submerged）的斯拉夫人一直占据着波兰领土。休金则 最终将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年代确定到3世纪晚期和4世纪，并由此将 它与哥特人联系起来，而这又与苏联官方确立的意见相悖；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苏联官方都决意将遗存中相对先进的部分定为属于早期斯 拉夫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夸大讲日耳曼语者在欧洲中部和 东南部的作用，是根本不符合波兰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利益的，因此， 这不可能是戈德洛夫斯基和休金为自身利益而玩起的学术游戏。他们 一致断言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有着深层联系，其原因并 不难想到。 如果比较1—2世纪发展起来的维尔巴克系统与3世纪在喀尔巴阡山 脉以东和黑海以北产生的新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不 是几件物品转移或几样技术传播这么简单，明显得多的文化特征表现 出了相似，包括体现社会规范（女性服装）、社会经济生活策略（长 屋）乃至深层信仰体系（葬仪）的习俗。同样惊人的是，维尔巴克的 陶器在切尔尼亚霍夫发展的早期阶段无处不在，而且维尔巴克系统在 前几代人的时间里沿东南方向急剧扩张，一直扩张到将出现切尔尼亚 霍夫系统的地区的边界。[27]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比方说，如果能有一本全面的 专著来比较两个系统的墓地中火葬与土葬的普遍程度，并适当关注区 域差异，那就太好了。我还希望最终能有一部专著，详细讨论切尔尼 亚霍夫系统广袤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不同农业策略。我们在哪里能找到 长屋？下沉式的小屋又在哪里流行？考虑到在积累起大量信息前，人 口迁移往往只以“渠道化”的形式进行，我想，前述两种研究思路可 能有助于确定移民更为集中的地方，并通过推理找出原住居民人数占 优的其他地区。然而，即使只凭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两个系统间的相 似之处也足够突出和深入，可以得出考古材料确实支持了历史证据的 结论，也就是说，来自西北方向的移民的确在3世纪黑海北部的革命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马科曼尼人战争一样，3世纪人口迁移的证据基础并非完美，个 别证据的可信程度也会受到质疑。尽管如此，考虑到那些表明移民关 键作用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彻底的反迁徙论解读只能是诡辩。总的来 说，我们已经可以认定，大致顺罗马帝国沿河边境而来的日耳曼移民 从2世纪中叶开始发挥作用，扰乱了蛮族欧洲的既有局面，并在3世纪 加强了势头。西部有一些移民，东部移民更多，这两个地区的移民现 象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同时发生，而这些变革产生了4世纪日耳 曼尼亚的新联盟。但接受这个观点后，更多的问题随之到来。人口迁 移有多种形式，迁移的原因也有许多，而且可能相互关联。3世纪日耳 曼人口迁移的性质和规模怎样？具体过程如何？归根到底，人口迁移 是什么引起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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