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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曼尼人战争

马可·奥勒留于161年登基，他在统治初期主要处理罗马美索不达 米亚边境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的威胁。这些年里，在别的措施 之外，他还不得不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调动了整整3个军团（应该有 1.8万人）到东部，但到了2世纪60年代中期，麻烦开始在西部酝酿。 据报道，在166—167年的冬天，6 000名伦巴第人（Langobardi）和乌 比人（Ubii）袭击了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即现在匈牙利 的多瑙河以南，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西的地区。虽然袭击者被 击退，但多瑙河中游这一地区仍然麻烦不断。168年，该地区长期以来 的罗马附属国马科曼尼和维克图阿里（Victuali）要求进入帝国。上 一章说过，境外群体要求被纳入帝国并非闻所未闻，有时这样的要求 也会得到批准。然而，皇帝拒绝了这一次的请求。也许皇帝无法在军 事上控制局势，但他下定决心要获得军事控制。 170年，皇帝在潘诺尼亚集结部队。资料中有一些线索，表明皇帝 此时考虑正式吞并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领土。但他因此采取的军事 行动遭遇了惨败。罗马军队被马科曼尼人包围，而由于一路上许多要 塞的兵力被调去实施进攻，狂暴的蛮族军队得以突进意大利本土。乌 代尔佐（Uderzo）被洗劫，阿奎莱亚（Aquileia）被围困。罗马治下 的意大利遭受了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入侵者直到171年 年底才被完全击退。与此同时，整个多瑙河流域都弥漫着不安。游牧 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Iazyges）人和日耳曼夸迪人在喀尔巴阡山脉 西部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制造麻烦，还有两个汪达尔群体阿斯丁格 （Astingi）和拉克林吉（Lacringi）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 （Dacia）北部边境造成威胁（地图4）。来自达契亚东北部的科斯特 博赛（Costoboci）人也袭击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他们大概是沿 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而不是西部的山坡向南推进的。此时，莱茵河北部 边境也遭受着严重的袭击。皇帝不得不去对付种种威胁，报复计划因 而延后，直到172年，马可·奥勒留才恢复了攻势。经过在多瑙河中游 的两年激战（其间发生了暴雨神迹），皇帝终于让马科曼尼人、夸迪 人和艾兹吉斯人臣服。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平原恢复了和 平；在2世纪70年代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采取了军事和外交的综 合对策，意在像以往一样，将眼前的军事胜利转变为更持久的和平。 [2] 狄奥·卡西乌斯作品留下的片段对此有所提及，但并不全面。但 两个世纪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同一地区实施的策略与之惊人相似。 有敌意的国王被比较顺从的国王取代，特别是在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 人 中 —— 他 们 推 翻 了 皇 帝 之 前 提 名 的 国 王 ［ 分 别 是 福 提 乌 斯 （Furtius）和赞提克斯（Zanticus）］，公开对抗帝国。马科曼尼人 和夸迪人被迫接受在其土地上建起一系列堡垒并在其中驻扎2万名罗马 士兵的条件。当然，所有这些再次说明，成为罗马的附庸虽然可以获 得相应的补贴和好处，但这通常不是自由选择的。一些群体（如阿斯 丁格）获准搬到新的领地上，另一些群体（如夸迪）则不能，有些群 体甚至被纳入帝国［多达3 000名纳累喜人（Naristi］。一切都要看 皇帝的意愿，看他认为什么最符合帝国的利益。纳累喜是个比马科曼 尼小得多的群体，而马可·奥勒留当时已经获得了军事胜利，可以随 意定条件，所以这一次，他很乐意接受这个群体。同样，一个群体的 交易特权是授予还是取消，视乎皇帝认为它忠不忠诚。不同规模的中 立区域重新建立起来。例如，危险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人就像358年 的利米刚特人一样被迫搬离，新地方到河流的距离是老地方的两倍。 如果皇帝觉得什么地方特别可疑，就会在那里设立罗马要塞，并禁止 部落召开常规集会来处理政治事务。秩序恢复、更顺从的国王权威巩 固后，管控就会放松。艾兹吉斯人最终获准返回旧的中立区，也可以 穿过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与他们的萨尔马提亚同胞罗克索拉尼人 （Roxolani）恢复正常关系。因此，以马可·奥勒留影响深远的军事 行动为基础，建起了一个外交协议和联盟的复杂网络，这与长久以来 罗马管理附属国的方法是一致的。正如狄奥·卡西乌斯评论的那样， 马可·奥勒留面对的问题很大（比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58年面临的问 题要大得多），直到180年去世都没能完成这项工作。[3] 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开始是什么造成了麻 烦？ 一份主要资料认为，根本原因是欧洲中北部几个日耳曼群体的一 系列扩张活动，包括人口迁移： 不光是维克图阿里人和马科曼尼人搅乱了一切，还有其他部 落伺机而动。那些部落被更远的蛮族驱赶而不得不撤离，如果不 能被罗马和平接纳，就准备进攻意大利。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这段文字自然被人拿来做文章，认为这证 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标志着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迁徙的第一阶段， 而这样的移民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但这段摘录来自疑点颇多的《罗 马君王传》（Historia Augusta）。虽然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特别是更久远的2世纪历史，但总的来说其文本是伪造的：它很可能是 公元400年前后罗马的一位元老院成员写下的，而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 成书于公元300年前后。我们无法判断这本书里哪些说法可信，因为很 难分辨哪些是基于真实信息的内容，哪些只不过是作者的杜撰。如下 一章所示，在公元400年前后写作的人，是知道当时一个逃离“更远的 蛮族”的例子的：大量哥特人在匈人的追赶下逃入帝国。因此，完全 有理由怀疑，《罗马君王传》里所说的事并不是马可·奥勒留面临的 问题的真正起源。最近一位评论家认为，应该全盘否定书中对战争起 因及影响的看法。按照这种观点，应将4世纪的所有观念放在一边。不 应将马科曼尼人战争视为终将淹没整个罗马世界的日耳曼海啸的第一 波。情况恰恰相反：刚刚结束了帕提亚战争的马可·奥勒留希望重新 建立罗马在其欧洲边境的权威，从边境东边撤军后，袭击数量有所增 加，但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皇帝想要发动的反击（换句 话说是罗马的侵略）来势汹汹，这才让边境燃起战火。恐慌之下，马 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率先发动了攻击。[4] 这一重构在某些方面是公允的。当然有必要警惕可能的时代错 误，但对罗马侵略的恐惧肯定是蛮族考量时的一个因素。罗马希望凭 借军事优势对边境事务发号施令，而蛮族附属国也不指望帝国会认为 任何报复是“公平的”或“相称的”。皇帝需要让人看到他对蛮族强 硬，对蛮族的事业强硬。尽管如此，要说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任 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是不能同意的。说马科曼尼人战争是日耳曼 人对罗马帝国主义发动的伟大反击的开始，这样的理解太简单了，但 说它只是正常的边界冲突，同样是简单化的看法。即使将它与4世纪战 争那些可能误导人的相似之处放在一边，马科曼尼人战争所涉边境冲 突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从对因果关系的重构看，当时确实有主 要力量参与了这场战争。 首先是规模。袭击的地理范围非常大。2世纪70年代初期，莱茵河 北部边境、多瑙河中游平原，以及达契亚的北部和东部边缘都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而这几乎就是罗马的整个欧洲边境了。1世纪时，哪怕 是最严重的动乱，都不会同时影响莱茵河和多瑙河中游地区以外的地 区。这次的危机也显然不同于4世纪时因克诺多马里斯的雄心而引起的 危机。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克诺多马里斯也只是扰乱了一小段边境。 此外，马科曼尼人战争前前后后大概打了15年。4世纪大部分有记录可 查的边境冲突，延续最多也就两三年，就连牵涉到克诺多马里斯的冲 突也没有超过5年。因此，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都足以说明，这场战争 非同一般。 关于这场战争，最难把握的是数字。这15年里，有多少人参与其 中？直接证据很少。我们唯一知道的数字来自狄奥·卡西乌斯的作 品，他说有6 000名伦巴第人和乌比人参加了对潘诺尼亚最初的攻击。 如果这个数字正确，那么这支军队的规模就算比较大的了，但还算不 上庞大（比方说，和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阿勒曼尼人的数量相比）。 其他资料中的证据要么隐晦要么模糊。至少在多瑙河中游的一部分战 役中，出战的罗马军队人数显然很多；而在开始大反攻之时，马可· 奥勒留召集了两个新的军团（1.2万人）。 一些地方遭受的损害也很严重，不仅是意大利，莱茵河下游边境 以 西 也 是 如 此 ， 从 比 利 时 海 岸 到 索 姆 河 （ Somme ） ， 塔 文 纳 ［Tarvenna，即泰鲁阿讷［Thérouanne）］、巴格库姆［Bagacum，即 巴 韦 （ Bavay ） ］ 和 萨 马 罗 布 里 瓦 ［ Samarobriva ， 即 亚 眠 （Amiens）］等罗马城市被夷为平地。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数量多 到足以杀死一名长官并严重威胁皇帝的生命，这也表明当时发生了重 大战争。马可·奥勒留获胜后，为自己在罗马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 碑，同样说明这场战争不容小觑。这个纪念碑肯定有自我美化的宣传 作用，但之前的纪念碑，比如图拉真（Trajan）纪念碑，是用来宣扬 重大战争的胜利的（图拉真纪念碑是征服达契亚之后立的）。马可· 奥勒留立起这么大的纪念碑而没有招来讽刺，这也很说明问题。对决 意坚持军事行动规模不大的人而言，找理由认为其中某个证据不成立 还勉强可行，但这些证据全部加起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罗马 人和他们蛮族邻居的关系而言，马科曼尼人战争绝非平常。[5] 地理上的迁移（有时显然是移民）是又一证明，它是此次战争中 一个引人注目的副题。情况与1世纪的边境冲突也明显不同。例如，攻 击潘诺尼亚而引发战争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显然从易北河下游向南 迁徙了约800千米；而塔西佗在1世纪末、托勒密在2世纪中期（距马科 曼尼人战争爆发只有半代人的时间）写作的时候，这两个群体还在易 北河下游地区。他们向南迁徙的过程没有留下记录，但最自然的路线 是沿易北河（欧洲中部南北向的一条主要河流）而下前往波希米亚， 然后经过摩拉瓦（Morava）山谷来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图4）。如果 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沿着中欧的一条大道前行，这条大道250年前辛 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也走过。我们不清楚这些伦 巴第人和乌比人是打算带着战利品回家的掠夺者，还是打算去边境地 区定居的入侵者。其他一些群体永久迁移的意图则明确一些。这次战 争期间也向南迁移的汪达尔群体就是如此。这些汪达尔人从波兰中部 出发走了一小段路，并与罗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企图夺取达契亚 边境科斯特博赛人的领土。前文提过，作为化解危机的举措，罗马接 纳了纳累喜人进入帝国，而马科曼尼人和维克图阿里人早先曾要求得 到同样的对待。并非所有群体都想迁到罗马边境地区。奥勒留皇帝曾 坚 决 阻 止 夸 迪 人 整 体 向 北 迁 移 ， 进 入 易 北 河 中 游 塞 姆 诺 奈 人 （Semnones）的地盘。[6] 重要的是别走极端。所有这些都不代表从北方涌来的蛮族迁徙潮 势不可当，而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艾兹吉斯人肯定利用即将出现的 麻烦攫取了财富。一些外来者进入边境地带只是为了劫掠。即便如 此，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边境地区的日耳曼群体大多是半臣服于 帝国的附属王国，而不是帝国的死敌，它们至少部分因为侵略性群体 的到来而被卷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如它们所说）确实需要罗马的 援助。马科曼尼国王巴罗马里乌斯（Ballomarius）曾代表11个边境群 体向皇帝马可·奥勒留进言，这些群体惯常定居的地方如今受到了来 自北方的威胁。[7]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此抛开马科曼尼人战争（1970 年以前的学者恐怕只能如此），那可能会很有趣，但最终会感到挫 败。光看历史资料，我们感受不到当时的场面有多大，而奥勒留与马 科曼尼人、夸迪人的争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上一代学者 活跃的年代，发现了大量新的考古证据，大大增加了我们对2世纪日耳 曼尼亚北部发生的事件的认识。 这一证据的发现，算是冷战的一个迷人的副产品。1939年之前， 在中欧和东欧挖掘了许多遗址，但在战争的大火中，许多出土物品都 丢失了；战后的学者只好从头开始。当时大部分的动力、人力和资金 来自一个特别的圈子：苏联阵营中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设法将两种 表面上不相容的关注点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 主义倾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希望证明现在的居民是从前原住居民 的最新后裔，而那些原住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光荣地占据着同一 块领土。另一方面，人们想要证明，19世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勾勒出 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正确的，这个关注点要合理一些。但事实上， 我们前面提过，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虚假意识。基于这两 个原因，对远古时代的调查在这些国家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有国家 赞助的庞大增长型行业。现在回头看，这些工作产生的一些出版物， 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意识形态的色彩太重了。但是， 有许多学者不肯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去迎合官方希望看到的那种历 史，他们对官方路线或是敷衍或是无视，坚持自己的研究。即使在那 样的年代，他们也在所有新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 作；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东欧学者已经基本可以自由地做 研究了。[8] 一个直接的成果是，对罗马时期日耳曼人统治下欧洲的主要物质 文化系统有了更清晰的描述，特别是将波兰北部的维尔巴克文化与其 南部近邻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明确区别开来——在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人们发现了普热沃斯克文化，也做了相对充分的研究。两 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陶罐装饰、武器构造等细节上的差异，以 及更宏观层面上的区别，将两者区分开来。维尔巴克的男性从来没有 武器陪葬，而普热沃斯克的男性通常有。维尔巴克的墓葬经常是火葬 和土葬的混合，而普热沃斯克只有火葬。这种差异表明两种文化的来 世观念有本质区别。 这些鉴定对马科曼尼人战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大量的新发 现让我们有可能建立起更可靠的考古测年系统。科辛纳这位令人敬畏 的文化历史创始人从两个要素的交集入手。首先，他和同伴确立的原 则是，用样式演变来确定某个“文化”的相对年代。他们认为，外观 设计更成熟、装饰形式更复杂的物品，其年代要晚于具有较简单外观 或装饰的同种物品，这么设想后来证明是合理的。原则上，这种方法 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但该方法最初主要应用于陶器。然后，早 期的研究人员尝试利用偶然发现的年代比较容易确定的物品（通常是 日耳曼遗址中的罗马硬币），来将先后出现的样式排列在更精确的年 代表中。如果一枚公元169年的硬币与某类陶器一起被发现，那么该类 型陶器的年代就会定在169年前后。虽然这样做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可 定年物品从制作出来到最终被放在人们发现它的地方，之间隔了多久 只能靠猜；从中得出的结论有的还错到离谱，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优 质的1—2世纪罗马银币，到了4世纪仍在蛮族欧洲广泛流通。 1970年后，可供学者们研究的物质遗存越来越多，将上述基本方 法用到这些材料上以后，他们确立了范围广得多的物品的样式演变顺 序，包括武器、带扣、珠宝、梳子等。这样，确定所发现物品的年代 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可以不必基于在同一处发现的所有物质遗 存，而是仅仅基于一件物品来确定年代。于是，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 主要文化系统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往往通过某种武器 类型及有关联的胸针、带扣、罐子、梳子形式来定义。这样一来，也 就更容易辨别出产生于较早的时期，但后来的人仍在使用的物品了， 而在以前，如果较晚近的墓葬中出现了这类物品，是会让定年变得很 不可靠的。[9] 所有这一切都与马科曼尼人战争有关，因为近期的研究表明，大 约从2世纪中期开始，在现在波兰的这片土地上，日耳曼人或日耳曼人 主导的物质文化的结构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说，维尔巴 克文化系统开始从波美拉尼亚向南扩展，进入大波兰北部［在诺泰奇 河（Noteć）和瓦尔塔河（Warta）之间］，并从东南方向穿过维斯瓦 河进入马佐夫舍（地图4）。从前，这一系列遗址背后的人口群体的身 份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它可能与极为敏感的斯拉夫起源问题 有关；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1—2世纪，维尔巴克文化所包含的区 域由哥特人、鲁吉人（Rugi）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即使其人口一开 始（或者说后来也）不是都说日耳曼语。但维尔巴克文化从约150年开 始扩展进入的那些新领地就不同了，从之前人口的物质遗存看，那里 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系统。传统上认为，该系统和汪达尔人有关，但 肯定也包括了其他人口群体。像大多数这类文化区域一样，它面积广 大，可能包括了塔西佗和托勒密提到的几个1—2世纪时的小型日耳曼 群体。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具体细节的甄别，而是维尔巴克在扩张这一基 本事实。年代方面的巧合让人无法忽视。维尔巴克的扩张（说明波兰 北部发生了某种重大动荡）与马科曼尼人战争差不多同时发生。二者 必然有某种联系，罗马资料中记载的边境骚动也与一系列更广泛、影 响了日耳曼欧洲更多部分的骚动有关。考古证据无法明确这种联系是 不是因果关系。即便使用改进的样式年表，也只能将遗存的年代定到 差不多25年的范围之内，没法更精确，而相邻阶段之间总有相当大的 年代重叠。在本例中，25年的区间太大了，大到维尔巴克的扩张既可 能是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要更明确的话，只能 依靠更精确的碳14或年轮学定年。这些证据肯定会出现，但目前我们 只能暂时搁置这个问题。[10]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如何构想维尔巴克系统扩张背后的人类历 史。考古区域是系统的物质遗存，不是物件的遗存。因此一个系统扩 张到其他地理区域，使另一个系统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征服行为 （但科辛纳肯定会这么想）。原则上，扩张可能是多种发展的结果， 其中肯定有征服或吞并，但还有贸易模式、信仰结构等的扩张。本例 中很明确的是，在维尔巴克的扩张中，原有的普热沃斯克人口某种程 度上适应了新的维尔巴克文化规范，而不是被维尔巴克移民完全取 代。在一些墓地，可以看到维尔巴克形态的墓葬直接取代了之前普热 沃斯克形态的墓葬，没有过渡阶段，墓地使用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停顿 迹象。因此，可能是普热沃斯克人群采用了新的维尔巴克丧葬习俗， 不用武器随葬，实行土葬，想必也接受了这种习俗背后的信仰模式。 但即使这种程度的改变也不是无端发生的。一定发生了什么，让这些 普热沃斯克人改变了长久以来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死亡方面的）习 惯。考古证据没有说这可能是什么。在我看来，某种新的政治势力是 最有可能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文化模仿，通常也是随政治声望而来 的。 与文化适应同样重要并同时起作用的是，维尔巴克的扩张从波兰 北部向南带去了一些人口。历史资料对此有所反映。例如，公元200年 前后，罗马军队可以从达契亚边境招募哥特人——古老的维尔巴克群 体之一。而在100年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哥特人的地盘离边 境太远。考古材料本身也极具启发性。自公元元年开始，维尔巴克遗 址的总体密度一直在快速增长。在1—2世纪，各个定居点使用的时间 很短，相对来说投入使用很快，停止使用也很快，这反映出人口只能 在短期内维持土壤的肥力。在更宏观的层面也有规律可循。公元元年 后，维尔巴克地区内有人使用的定居点总数一直在增加，每25年为一 阶段。从表面上看，这说明人口在增长，这既有助于解释向喀尔巴阡 山脉的南迁（这让罗马人能够招募到哥特人新兵），也可以解释维尔 巴克人为什么会让波兰中部的近邻普热沃斯克人感到压力。我们看 到，日耳曼欧洲的农业生产证据确实表明这里的人口在罗马帝国时期 大幅增长，因此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维 尔巴克人口的不断增长可能迫使一些普热沃斯克人面临选择：是被吸 收进维尔巴克系统，还是另找地盘？[11] 当然，我们还想知道更多。特别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确定维 尔巴克扩张和马可·奥勒留在边境遭遇困境孰先孰后。不过，历史和 考古学在此结合得很好，两者都表明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非比 寻常，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从远处而来、侵入边境地区的人 口群体扮演的角色。能表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涉及大批迁徙人口的，不 是只有《罗马君王传》中那些相当有问题的证据。狄奥·卡西乌斯的 《罗马史》中更可靠的片段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维尔巴克的扩张让 我们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事的另一个方面。所有这些足以表明，马科曼 尼人战争不能被理解为只是比平常的边境争端略微暴力一些而已。而 如果我们去看3世纪的情况（此时维尔巴克的扩张来势汹汹，而更多的 日耳曼移民完全改变了罗马的边疆世界），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分水岭 意义就更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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