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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附属国的艺术 |
| 1967年，人们在靠近古罗马城市纳美顿［Civitas Nemetum，如今
的施派尔（Speyer）］的莱茵河流域挖砾石的时候，发现了从一幢罗 马别墅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接下来16年的仔细挖掘为我们重构了整 个故事。之所以在那里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3世纪末，一些阿勒曼尼 袭击者试图将他们的战利品运回莱茵河对岸，但他们的船被罗马巡逻 船伏击并击沉。罗马巡逻船被称为lusoriae，是轻型的桨式战舰，船 上有撞角，船员装备精良。边境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但袭击者试图 带回家的东西很不寻常。他们居然带着重达700千克的战利品，装在三 四辆推车里，准备用筏运到莱茵河东岸。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这 些战利品可能是一整幢罗马别墅中的全部物品。袭击者对他们能找到 的每件金属制品都感兴趣。这批战利品中只缺了昂贵而结实的银器和 高价值的个人珠宝。要么房屋的男女主人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带着细 软逃离，要么这些高价值的战利品是另外运送的。但在推车中，有数 量可观的银餐盘、整套厨房设备（包括51口锅、25个盆碗和20个铁 勺）、大量的农具（从修枝镰到铁砧的各种东西，多到足以经营一个 大型农场）、别墅神龛里的一些祭品，还有39枚质量很好的银币。 [57] 这批非比寻常的物品的性质清楚表明，帝国在处理边境关系时要 面对棘手的问题。蛮族袭击者对金银感兴趣，这个我们都能想到。多 年来，在不少罗马时代的贮藏处都发现了掠夺来的昂贵物品。但是， 蛮族想要的远不只有这些。由于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发展远不如罗马世 界，前述所有物品袭击者都能用得上，他们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他人 ——阿勒曼尼农民、主妇，甚至可以卖给阿勒曼尼匠人进行再加工。 这可能是出土物品中最能体现一般袭击者劫掠目标的一批了。而历史 资料清楚表明，劫掠（通常规模小于这次对别墅进行的惊人扫荡）在 罗马边境无处不在。 在1世纪的不同时间，各个军团的推进大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 停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对边境之外的土地放任自流。出现越境 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地区相邻自 然会有的现象。帝国也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突然从攻击转为防 守。边境安全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反应。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罗马帝国在欧洲边境地区保持着总体军事优势，并以侵略性的外交作 为辅助。这些政策有效地将那些最近的邻国转变成了附属国。[58] 罗马帝国在存续期间使用的方法一直变化不大，也对日耳曼世界 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米阿努斯记下了皇帝君士坦 提乌斯二世对358—359年多瑙河中游出现的问题的反应，这是4世纪时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他之前的皇帝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跨出的 第一步是建立军事优势。春分刚过，趁敌方认为自己仍然安全，他在 多瑙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出其不意地攻击萨尔马提亚人。战况惨 烈： 好多人怕得挪不动步子，被纷纷砍倒；那些跑得够快得以逃 生的人，只能藏在阴暗的山谷中，看着他们的国家毁于刀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军事行动很快打击到了邻近的夸迪人 （Quadi）和该地区所有其他的边境群体。然后，皇帝利用这种军事优 势来敲定他希望能延续下去的外交协议。这些群体及其领袖一个接一 个前来（或者被迫前来）听候皇帝的裁决。 并非所有群体都得到同样的对待。皇帝对其中一些还是比较优待 的。萨尔马提亚王公齐扎斯（Zizais）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一见到皇帝，他就将武器扔到一边，整个人趴到地上，仿佛 一具死尸。他在应该提出恳求的时候，因恐惧而无法发声，这激 起了更大的同情；不过，经过多次尝试，他抽泣着说出了一点请 求。 蛮族应该对罗马的神授权威表示服从，齐扎斯很清楚这一点，罗 马钱币和纪念碑上的蛮族画像强调的也是如此。所描绘的蛮族总是顺 从地躺在画面的底部，通常是在皇帝脚下。这位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 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采取那种做法，也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君士坦 提乌斯二世决定恢复齐扎斯的追随者的政治独立（他们在不平等的联 盟中是下级伙伴的角色），将这位王公升格为独立的国王。事实上，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当时最关注的是，如何按照最符合罗马利益的方 式，重新安排在边境这一地区运作的政治联盟系统。也就是说，要瓦 解会对罗马产生威胁的过大联盟。齐扎斯得到的东西，其他人失去 了。夸迪人的国王阿拉哈利乌斯（Araharius）虽然抗议，但仍失去了 下位王萨尔马提亚国王乌萨法（Usafer）对他的服从，后者像齐扎斯 一样恢复了独立地位。有时，罗马的干涉要暴力得多。在阿米阿努斯 的叙述所涵盖的24年中，罗马有3次采用了另一种策略：皇帝邀请可能 造成问题的边境国王用晚餐，然后把他们要么杀掉，要么绑架起来。 [59] 除政治重组外，罗马还推行了多种措施，确保帝国刚刚付出的军 事努力获得经济回报，再加上一些约束，保证在军团撤离后新的协议 能得到实施。有些是标准的措施，比如从臣服于皇帝的群体中抽调年 轻男子进入军队服役。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日耳曼年轻人在罗马帝国 存续期间进入罗马军队的几种方式之一。帝国还要求各个群体交出人 质，人质通常是地位很高的年轻人。人质在罗马帝国其实并没有被视 为囚犯，但有的人质在协议破裂时会被处决。罗马俘虏也都被送回帝 国。在其他方面，协议的细节有所不同。取决于皇帝认为一开始造成 麻烦的各个群体应该负多少责任，有的群体会被要求提供劳动力、原 材料和食物，有的群体则会被授予有特权的贸易地位。此外，外交补 贴是罗马的常用外交武器。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 给蛮族领袖钱是罗马后期军事衰弱的标志。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称 这种补贴为“海外援助”。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外交补贴的做 法，即使是在罗马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例如，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击 败阿勒曼尼人以后，还给被打败的国王发放年度补贴。原因很简单： 补贴能帮助刚刚与罗马达成协议的国王巩固地位。这么看来，补贴是 很好的投资。[60] 除了所有这些外交细节之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干预体现了另 一层关注。出于两个原因，帝国不希望离边境最近的腹地变得过于拥 挤。首先，这将意味着太多群体有机会袭击罗马领土。其次，种种上 位王、下位王关系的建立和重组表明，边境群体之间政治竞争不断， 一旦有更多的群体参与这场游戏，它们的地位之争就可能演变成在罗 马土地上实施的暴力。有鉴于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他的顾问最终 决定，在新的协议中加入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让萨尔马提亚群体利米 刚特（Limigantes，也是一个联盟）离开最靠近罗马的边境地区。这 不是利米刚特人的意愿，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军事恐吓，罗马也这么做 了 。 利 米 刚 特 的 两 个 子 群 体 阿 米 森 斯 （ Amicenses ） 和 皮 肯 斯 （Picenses）遭到了残暴对待，其他人屈服了，同意离开。这一地区 看上去正走向和平，但并非如此。一年后的359年，一些利米刚特人回 来了，说他们更愿意进入帝国，成为纳税的进贡国，而不是继续生活 在指定给他们的远离边境的土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费解。阿米阿努斯将一切归咎于利米刚特 人的背信弃义。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萨尔马提亚人获 准越河进入帝国疆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则带着他的军队回到了该地 区。然后，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萨尔马提亚人没有投降，反而袭击 了皇帝——阿米阿努斯是这么说的，而罗马人的回应是：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渴望着……在奸诈的敌人身上 发泄愤怒。他们一路砍杀，从活着的、垂死的和已死的敌人身上 践踏过去，毫不怜悯；他们的双手还未浸润屠杀野蛮人的鲜血， 敌人的尸体就已堆积成山。 利米刚特人也许确实背信弃义，或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想要明确 表示，自己的命令必须得到遵守——或者，同样可能的是，悲剧是由 不信任和混乱造成的。但在历史上，罗马帝国有时的确会吸纳帝国之 外的人口群体，这是一种边境管理的技术。帝国后续可以获得的收益 （新的纳税人、潜在的兵员等）肯定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这种做法也 有防止因边境过于拥挤而形成威胁的作用。[61] 这套方法应用得非常普遍。偶尔的重大军事干预使确立区域范围 内的外交协议成为可能。这种协议会打破有威胁的联盟，找出朋友并 给予奖励，同时惩罚敌人。为确保新协议不仅仅在短期内被遵守，罗 马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惩罚性军事行动和收 押人质来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用海外援助和贸易特权来给某些群体 一些甜头。这些方法很有效，但肯定不完美。方法有多成功（从罗马 角度看），可以用外交协议的预期有效时间来衡量。据我估算，4世纪 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每次重大军事干预后产生的外交协议，平均持续 时间为20—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相对于投入的军事力量，这 样的回报可能是公平的，也是能合理预期到的。然而，重要的是明 白，维持整个系统的是偶尔但果断的罗马军事行动。边境群体是罗马 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条款和条件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决定的。罗马 一直使用武力维持自己的优势。 罗马的外交方法本身很吸引人，也有相应的学术文献。它们推动 了日耳曼社会的转型。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 远离罗马边境的人口在这个故事中有活跃的能动性。罗马外交当然带 来了一些重要的直接影响，但这不是全部。整个4世纪，日耳曼境内的 群体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回应罗马的种种对外政策，这种反应与帝国一 开始的干预同样重要。 多年来，罗马外交中一个方面所具有的变革潜力得到了相应的重 视，那就是年度补贴。补贴不仅可以是现金或金条，也可以是高价值 的罗马商品，如精美的珠宝或华丽的布料。拜占庭时代，有时会用目 标经济区无法获得的食品来当补贴，在之前的时代可能也有这样的情 况。前面提过，补贴的目的是增强某个比较听话的边境国王的力量， 使他认识到维持边境和平对他有利。补贴往往会增强现有的王权。但 有必要认识到，与琥珀和奴隶贸易一样，外交补贴对日耳曼世界来说 是一种重要的新财富。而和贸易利润的情形一样，新财富的出现引发 了潜在接受者之间的竞争。失去补贴可能是利米刚特人不愿远离边境 的一个原因，也是从（罗马人眼中的）上位国被降格为下位国的额外 不利后果。当然，年度补贴缩水或档次降低都可能导致危机，瓦伦提 尼安一世364年单方面减少给阿勒曼尼人的补贴就带来了危机。我们还 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有的群体进入边境地区，正是为了取代当前 接受补贴的那个群体，自己获得补贴。因此，对补贴控制权的争夺放 大了补贴带来变革的效力。这也意味着罗马有时只能把补贴赠予它无 力控制的斗争中胜出的一方。[62] 但补贴只是罗马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 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定期的军事干涉。在4世纪，平均下来基本每一代 人的时间里都要在边境的各段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干涉的形式 通常是烧毁可以找到的一切，直到当地国王进入帝国领地表示臣服， 然后就可以采取外交手段，重新分配补贴了。这种焦土式干涉造成的 经济影响值得仔细研究。当然，我们没有来自4世纪的确切信息，但中 世纪遭受类似恐怖侵害的地区的资产记录是个值得注意的类比。例 如，约克大主教的土地在14世纪遭到苏格兰人的越境袭击，其记录表 明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税收水平（税收收入能比较好 地反映“产出”）。这是因为袭击者除了劫掠很容易替代的可移动物 品外，还瞄准了农业资本项目，比如非常昂贵的耕畜（中世纪的耕畜 相当于现在的拖拉机），更不用说住房和其他大件物品了。重建所有 这些的成本很高，收入减少持续了20年以上。 如果在看待罗马边境策略模式时也把这种经济效应考虑在内，就 会发现，特别是在冲突相当普遍的时期和地区，生活在罗马帝国周围 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点从考古记录里也可以看出。例如，罗马 帝国早期，一些边境地区的罗马输入品很丰富，但莱茵河-威悉河地区 却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发现的罗马输入品很少，而直到2世纪后期，定 居点的人口密度都不怎么高。这反映了该地区众多群体和帝国之间的 敌意。莱茵河-威悉河是克鲁西人的核心区域，也是阿米尼乌斯叛军的 心脏地带——这些叛军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 军团。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有经济扩张迹 象的一个西方地区似乎是阿勒曼尼人的领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 那里的森林被砍伐，农业和定居点有所扩张，可见人口也出现了扩 张。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西罗马权力衰弱，无法每过一 代人就烧毁阿勒曼尼村庄一次，也不再定期窃取后者的剩余农产品。 还是在5世纪，阿勒曼尼人之间明显的政治统一趋势达到了顶峰，最终 出现了单一的、不受挑战的国王。前文提过，罗马对抗这种趋势的干 涉手段是定期消灭新出现的主导人物，但罗马的干涉已不再有效，因 此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63] 我们也应该从阿勒曼尼（或边境附属国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罗马 外交策略的前述方面和其他方面。经常破坏村庄只会引起仇恨，阿米 阿努斯也经常提到边境另一边对罗马的不满。事实上，即使是罗马干 涉中不那么暴力的方面也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输家肯定满怀怨恨。 齐扎斯很擅长的那种在公开仪式上的卑躬屈膝，对需要这样向罗马表 示臣服的人来说肯定算不上愉快。虽说齐扎斯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也 许会很高兴，但他从前的上位王失去了对齐扎斯追随者的原有权力， 只会非常恼火。阿米阿努斯还提到了一位从前的上位王阿拉哈利乌 斯，他失去臣民后很愤怒。此外，帝国偶尔也会决定，不让某些蛮族 群体（比如利米刚特）在早已立足的地方继续生活，而且我们也知 道，帝国乐于使用恐吓来执行这样的决定。这只是阿米阿努斯笔下罗 马人采取的一系列高压行动之一。例如，前面提到，瓦伦提尼安一世 自己单方面改变了协议，未经协商就降低了赠予阿勒曼尼领袖的年度 礼物的价值，他还在之前商定不可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建了工事。资 料中还有一些暗示，表明皇帝为了保证人们足够服从，会随意改变自 己在某个地区的“青睐盟友”。最狠的是，皇帝们乐于指示他人去消 灭那些构成太大威胁的边境国王。从这些做法中，可以清楚看出罗马 边境管理的情况：焚烧邻近村庄，加上一系列进攻性的外交策略—— 其中不乏暗杀。 如果你从非罗马人的角度看待所有这一切，那么显然就要将罗马 的压迫性统治考虑在内。在历史叙述中，许多被统治者的怨恨通过几 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在最低层次上，边境群体显然很愿意从事小规模 和大规模盗窃。越境袭击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代表了另一种从罗马流 出、会引发争夺的新财富，而对这一财富的控制可能改变日耳曼世界 的政治。怨恨更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不少后来建立王朝的族群都想发 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比如1世纪的阿米尼乌斯（直接起因是税收要 求），以及4世纪的克诺多马里斯——前文提过，人民的情绪如此高 涨，当时在任的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拒绝参与行动而被赶下了台。 因此，在试图理解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的转型时，罗马粗暴的军 事和外交侵略带来的延续4个世纪的敌意是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对于罗马时期日耳曼的军事化（武器储备的增加可以证明），最 近出现了两种解释。一是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 役，二是罗马在莱茵河以东的军事行动提升了战士的地位。我们注意 到，尽管这是对罗马权势的两种反应，一种是抓住机会，另一种是应 对威胁，但两种解释远非不能兼容。日耳曼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甚至 同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肯定都会从这两方面做出反应。[64]我 只强调，必须认真研究针对罗马权力的负面反应，承认其在巩固政治 中的作用。 我们看到，军事化远远不只是用武器为死者陪葬。罗马时期出现 了一种全新的政治领导语言，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统治者成了真正 的战争领袖，而这种转变不是单靠武力实现的。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 曼政治共同体里，除了国王和他们的直接随从，还有许多人，而且以 军事王权兴起为代表的政治巩固进程需要这个（自由民？）社群的同 意才能启动。这里，同时存在积极面和消极面。很多人认为，能采取 有效军事行动的国王更有可能赢得罗马人的认可，成为与之进行边境 业务的好伙伴，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补贴和赠予。但这样的人，比如阿 塔纳里克和马克里阿努斯，自然也更有能力抵制罗马帝国蛮横的要求 和入侵。在我看来，这两个人既表明了反罗马情绪的重要性，也反映 了4世纪时表达不满情绪的限度。两人都通过抵制罗马入侵在自己的社 会中获得了尊重和权力，但是当帝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让步并提 出比较好的条件时，两人都愿意与帝国交易。[65]他们的经历生动地 说明，即使是日耳曼政治集权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不得不一直小心 翼翼地走钢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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