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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和控制 |
| 因此，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帝国边境地区都对各种初级农产品有
着巨大的需求，有充分理由认为非罗马的供应商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4世纪，情况仍然如此，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作品 中描写阿勒曼尼人的章节依然值得注意。在斯特拉斯堡取得胜利之 后，皇帝尤利安可以对落败的阿勒曼尼诸王提出任何要求。条约的细 节不尽相同，但都要求获得食品、建筑用木料等原材料，以及重建工 程所需的运输车和劳动力。获胜的尤利安想得到这些物资，只要征用 就行了，但即使在不太有利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也需要这些物资，这 种时候就要付钱了。无论付不付钱，对周边的日耳曼人来说，罗马军 队始终是经济需求的来源。 尤利安的条约中提到的所有物品都无法通过考古发现。日耳曼人 种植的小麦、砍伐的木材、加工的皮革、建造的建筑，这些痕迹都找 不到，因为它们无法留存到今天。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间接体现在了（前文提过的）罗马时期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大规模 扩张中。多出来的食物中有一部分被新兴的国王和随从消耗了，还有 一部分由日耳曼尼亚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但罗马军队是促进生产的 进一步（或许也是最初的）刺激。首先，罗马人到达日耳曼边境并提 出要求的时间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时间重合。最早有新村庄（如费德 森丘和威斯特）出现的地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农产品通过水路运 到莱茵河河口，然后顺流而上送至沿河的军事驻地。正如最近的文献 正确强调的那样，也正如所有罗马边境地区的情况表明的那样，边境 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接触区，而不像我们可能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是隔 开帝国和它周边邻居的分界线。[48] 就日耳曼而言，罗马不仅是额外经济需求的来源，而且也是使农 业集约化成为可能的一些想法和技术的来源。在威斯特和费德森丘， 产量提高似乎是由于人们更加系统地整合了耕作农业和畜牧农业，使 用动物粪便来维持田地的肥力。更一般地说，它涉及更复杂的耕作技 术和设备的使用。这些想法在何处传播以及如何传播仍有待研究，但 早在这些技术传播到日耳曼之前，罗马欧洲和拉坦诺欧洲（La Tène， 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吞并了该文化的大部分领地——见第一章）就 广泛使用更有效的犁和整合度更高的综合农作制了，这些技术可能激 发了日耳曼农业革命。 罗马世界也需要日耳曼尼亚生产的其他商品。从偶尔出现的外来 词中可以看出几种产品，文献中也有提及。用于填充枕头的鹅毛和某 几种红色染发剂就是其中两种产品。但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另外两 种，可能是三种（算上不太确定的铁的话）原料。没有具体证据表明 有大量生铁从日耳曼欧洲南部和西部边境运输到罗马世界。但是波兰 两个主要生产点产出的铁远远超过当地需要的用量。也许，这些铁只 是在日耳曼世界中流通，但加工它们以满足罗马的需求也完全可以想 象。其他两种重要材料则肯定会从日耳曼世界输入。第一种是琥珀， 这种硬化的树脂附在原本沉在水里的树上，和树一起被冲到波罗的海 的海岸上。表示“琥珀”的词是拉丁文从日耳曼语借来的少数外来词 之一。我们知道罗马人对这种产品很有兴趣，喜欢用琥珀来制造珠 宝。在尼禄（Nero）时代，元老院甚至派了一个使团，去北方调查琥 珀的起源。从波罗的海开始的贸易路线有两条。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一 路向南直达多瑙河中游位于卡农图姆（Carnuntum）的军事要塞，另一 条路线经喀尔巴阡山东麓抵达黑海的港口（地图2）。这些路线是罗马 作家熟知的。[49] 尽管现有史料较少提到对日耳曼人力的需求，但它至少与对琥珀 的需求同样重要。有两种主要形式的人力需求。首先，罗马军队总是 需要招募新兵。所谓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曾被认为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 因之一。这个观点充其量是部分错误的。从奥古斯都时代起，至少一 半的军队，也就是所有的辅助部队，士兵不是罗马人，其中有相当多 的人是从日耳曼世界招募来的。帝国末期，军事单元的分类发生了变 化，公民组成的军团和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之间的区别部分消失。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4世纪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人比例比从前更高，或军 队因有日耳曼人而不再那么可靠——无论如何，一般认为在实际操作 中，军团的招募人员可能有一段时间无视了只应招募公民的要求。因 此，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对日耳曼兵员的需求都很大，从许多碑文 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叙事资料中知道，招募的日耳曼士兵分两 种。有些人自愿参军，希望在罗马军队中走上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职 业道路。但许多人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对此，阿米阿努斯也说得很明 确。他记录下的帝国与不同蛮族群体间和平条约中，大部分都有强制 征兵的条款。打了败仗之后，你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和食品以求重获 帝国的青睐，还必须让一部分年轻人去罗马军队中服役。[50] 日耳曼尼亚的人力还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帝国：奴隶。对于罗马时 代奴隶贸易的运作情况，我们并没有记述详细的史料可用，现有史料 比不上阿拉伯作家对阿拉伯帝国9—10世纪奴隶贸易的记述（第十 章）。因此，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奴隶贩子都有谁，他们通常在什么地 方购买奴隶，也不知道后来日耳曼尼亚是不是有大的奴隶市场，用于 将奴隶卖给中间商或者直接卖给罗马商人。但是，奴隶贸易在罗马时 代一直都有，其重要性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日耳曼语中有一系列术语 派生自拉丁文mango，后成为表示交易和商人的基本词干。但拉丁文中 的mango不是指一般的商人，而是特指奴隶贩子。因此，欧洲那些说日 耳曼语的人最先遇到，或许也是最常遇到的罗马商人应该就是这些人 口贩子。[51] 总的来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公元元年前后，罗马帝国的欧 洲边界向北扩张，突然给日耳曼世界带来了和富裕得多的罗马帝国做 生意的机会，这大大刺激了日耳曼尼亚的经济，使其在公元后的头几 个世纪里获得显著发展。根据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说法，当时的 日耳曼人对和罗马商人做生意没什么兴趣，他们允许罗马人进入自己 的地盘，只是希望罗马人把战利品卖给他们。如果这是公元前1世纪中 叶的实际情形，那么事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到1世纪末，莱茵河边 境的贸易已经普遍到了河东的日耳曼部落用罗马第纳里（denarii）来 交易的地步。事实上，在日耳曼发现的大部分罗马时代的银（比如精 致的银扣针），可能是把这种罗马银币熔了以后得来的，而很多这种 钱币在4世纪时仍在流通。虽然不是每个边境群体与帝国的贸易关系都 密切到要用罗马钱币（我们稍后再谈为何如此），但在帝国存续期 间，这样的情况肯定时常出现。使用罗马钱币的现象通常出现在这样 的环境中：相当靠近边境的地区在某个阶段集中了较大数量的低价值 罗马硬币。比如4世纪时莱茵河东面一些古老的罗马道路附近的地区， 这些道路当时还属于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这个莱茵河 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间的三角形区域，由阿勒曼尼人控制；又比如多瑙 河更往东一些，与罗马行省上默西亚（Moesia Superior）接壤的区 域。[5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罗马时期，帝国的近邻都希望获得与 帝国商人交易的特权，此类特权罗马通常严格控制。即使在4世纪的哥 特特温吉人想切断与帝国的大部分联系的时候，最终达成的协议里还 是规定了两个贸易中心将继续运作。大量考古证据证实了文字资料给 人的印象。对1—4世纪日耳曼遗址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大多发现了各 类罗马物品。 这些发现有明显的年代模式和地理模式。比方说，在日耳曼尼亚 境内众多离边界线很近的地区（最远的距防线100千米），发现了大量 1—2世纪的罗马货物，这些货物出现在定居点中，也被陪葬在墓中。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罗马钱币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terra sigillata ） 、 青 铜 饰 品 和 玻 璃 。 再 比 方 说 ， 在 韦 斯 特 里 希 （Westrich）遗址的1—2世纪断层，挖掘出来的陶器和金属制品中有 三分之一是罗马制造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过，这种模式虽然在 某些地方很常见，但并不适用于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莱茵 河北部边境地区，此地这个时间段的罗马物品不那么丰富。离开紧邻 边界的地区来到易北河区域，模式又略有不同。这里有大量的罗马货 物，但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例如，位于现在图林根州的萨勒河 （River Saale）区域集中了数量惊人的罗马货物。在波希米亚（今捷 克共和国的中心地带）的易北河上游支流，以及易北河下游、威悉河 中下游（都位于现在的下萨克森州）附近发现了其他的集中地。另一 个确定的集中地在北海沿岸。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罗马物品的量比 较小，但仍有一些可识别的集中地，如波兰南部的雅库索维斯 （Jakuszowice），斯堪的纳维亚的古默/伦德堡（Gudme/Lundeborg） 村落群，以及丹麦东部。[53]笼统地说，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在公元元 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购买大量有吸引 力的罗马进口产品。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集中地呢？ 部分答案在于物流。一车小麦每运输50罗马里，价格就要翻一 番，可见前现代时期的陆路运输是多么困难和昂贵。因此，陶器、青 铜器和玻璃等价值相对低的物品只能运往比较近的地方，除非有水运 或者其他降低费用的手段。于是，只在与边境直接接触的区域出土了 罗马物品也就不奇怪了。运输也可以解释一些更特殊的现象。可以走 水路运输，很可能是费德森丘这样比较远的地方能参与供应边境罗马 军队的原因，而从钱币的分布看，阿格里-戴可美特的古罗马道路网也 许仍对4世纪的贸易有促进作用，即使在该区域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以 后。但是，物流不能解释一切。 另一方面的解释涉及日耳曼世界具体的贸易机制，以及交换而来 的罗马商品在日耳曼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恺撒所写的属实，那么 最初是有一些日耳曼人抵制同帝国进行贸易的。但这种抵制情绪很快 就被完全化解了，拥有罗马商品反而与高贵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了一 起。分析较奢华墓葬中发现的物品类型可知，从1世纪后期开始，下面 3种东西经常同时出现在奢华墓葬里：大量当地制造的日常物品、显然 很昂贵的当地制品（如武器和珠宝），以及从罗马进口的物品。可 见，从罗马进口的商品很快成为展示卓越社会地位的必备之物。这并 不奇怪。罗马进口品具有异国情调，必须通过向罗马商人支付什么东 西才能获得，因此，这些东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优越感。这也是我们 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的另一个方面。与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并不是人人 都从古代日耳曼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同等的好处，获利的主要是国王 及其随从；因此可想而知，他们手里的罗马进口产品肯定更多。 这一点值得深思。虽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特别，但它揭 示了新交换网络运作方式的重要方面。稍微想一想就能意识到，这样 的结果只能说明国王及其随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利润加以组织，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国王拥有军事力量，因此能从新产生的 农业剩余产品中抽取一部分。然后，国王不仅可以用它们来供养随 从，还能将其用于交换，从罗马世界获得贵金属钱币、葡萄酒和橄榄 油，或者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要确保获取其他新贸易形式中的大部分利润，军事力量也至 关重要。想想奴隶贸易吧。没有人自愿当奴隶。得有人在日耳曼社会 中将他们聚集起来并卖给罗马商人，这个过程不可能和平。顺便提一 下，奴隶贸易也可能是艾斯博尔沼泽那些随从被杀的背景。如果他们 从事奴隶贸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有系统地在他们身 上发泄愤怒了。即使是琥珀贸易，也不是那种可以靠在波罗的海岸边 徘徊，捡起夜晚被冲上岸来的琥珀就完成的温和过程。近年来，波兰 北部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是一系列长达数千米的木质堤道，这些堤 道在波罗的海附近的沼泽地区连成了一个道路网络。碳14和年轮学证 明，这些是在公元元年前后铺成的，在之后的200年中也经常得到维 护。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这些堤道是为琥珀路线的北端服务的。但 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换句话说，这一定对修堤道的人来 说非常值得，才会让他们如此费心费力。作为努力的回报，他们想必 以某种过路费的形式分得了不少贸易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语 中表示“过路费”的词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外来词，这说明在帝国成 为他们的近邻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能从贸易 中分得这么大一份利润，其他人也一定会想参与修建堤道的活动。在 这方面，军事力量也很重要。靠着军事力量，你可以强迫那些地位较 低的人去建造和维护堤道，也可以防止其他武装团体接管这个显然很 不错的小小收入来源。[54]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吹“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与这种陈词滥调的主张相反，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好 事，至少不是当然的好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社会财富的增加引发 了激烈的争夺，有时还涉及严重的暴力，因为很多人都想获得对这些 财富的超比例控制权。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不利影响也许不那 么严重。众所周知，很难对农产品征税，而且不管怎么说，想要更高 的产出，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至少耕作农业是这样，因此，国王 和战队（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从富裕的农民中招募的）也许不会提出太 苛刻的要求。然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对处在弱势的人来说非常糟 糕：奴隶显然是受经济发展之害的人，不过我还想到了铁矿，因为至 少在罗马世界，被定罪流放到矿山无异于极刑。即使对社会顶层的人 来说，控制新财富的斗争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艾斯博尔沼泽是北欧 沼泽地中的30多个武器堆积地之一，大部分武器是在公元200—400年 间被放入的——可想而知，日耳曼世界围绕新财富产生的暴力有多严 重。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只有碰巧有可以用来处置战败者的沼泽和湖 泊的地区发生了斗争。塔西佗提到一个1世纪的献祭仪式，需要将死者 和他们的武器吊在树上，而如此放置的武器是没法保存下来，然后被 考古学家发现的。我倾向于认为，表明暴力竞争存在的直接证据之所 以限于北海周边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日耳曼人因近水而特别好 斗，而是因为相关证据偶然保存了下来。[55] 在试图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转变时，探讨其与 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是，有理由相信，贸易本 身并不构成足以带来这种转变的机制，毕竟并不是各地都有大量的罗 马货物。但如果我们不仅考虑新的财富流本身，还将后续争夺财富控 制权的斗争考虑在内，此类贸易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就会更有说服 力。真正起到变革作用的是这种连锁效应，而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存 在。日耳曼世界的各个群体争夺对利润的控制权，对新出现的财富做 出了动态反应，促进了它们所在世界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塑。 讨论中的这一额外方面与后殖民研究领域中被贴上“能动性” （agency）这一通用标签的论点颇为相似。要点在于，从前的分析 （“殖民”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分析）过于消极地看待较发达社会 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的影响。“能动性”理论（对究竟什么是“能动 性”，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的基本观点是，在面对外部刺激时， 土著群体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抓住某些（而不是 另一些）可能性。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与罗马接触而产生的经济 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这些机 会。一些群体学会了扩大农业生产，一些出口铁或琥珀，还有一些群 体开展起奴隶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为4世纪 更大的政治联盟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也反映在考古所见罗马商品的 零散分布中。在直到易北河的中间区域中出现的那些罗马物品集聚处 应该是日耳曼群体建的，这些群体能够支配从罗马帝国流出的某些新 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购买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些物品。例如，9—10世 纪时奴隶贸易的受益者，在考古学上可以通过其交易的成果辨认出 来，历史文本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罗马时代不是这样）。因此，将 同样的原则应用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身上也是合理的。[56]但 在我看来，即使算上当地人对新财富做出的动态反应，也远远不足以 概括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世界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为此，我们还需要探 索帝国是如何保持其边境的长期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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