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罗马性在线免费阅读_第三部分罗马帝国的陨落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中央的罗马性被摧毁的同时，行省的罗马性却有各不相同的命运。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从罗马的角度来说——发生在北部的不列颠群岛。这方面无法找到连贯的叙述，但是当史料从约公元600年开始重新又有记载时7，讲拉丁语、信仰基督教、罗马化的地主阶层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后他们在不列颠中部和南部还占大多数。随着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别墅，而且经济生产规模缩小，重归简单化。人口大批减少，钱币不再流通，城镇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产变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业化大生产。例如，罗马后期不列颠市场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从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几个制造中心呈辐射状提供给市场，辐射半径大约是40公里。公元400年后不久，陶器生产就转变为只用于就地消费了。原来帝国在不列颠的几个行省同样被分割成小的王国，开始大概有20多个，国界线基本上和罗马不列颠的政治版图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存在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把原来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不列颠罗马人全部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Wales）和康沃尔（Cornwall），以及海对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释认为，大量不列颠本地居民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化了，就像他们早先被罗马人同化一样。不论采用哪种解释，典型的罗马风俗和生活方式在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纽带被切断后，很快就在不列颠南部消失了。8

但是不列颠的剧变并不典型。在高卢东北部，考古发现的特征和不列颠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这样突然全部消失。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以南，不论当地罗马地主最初有什么顾虑，最终都和新的统治者达成各种形式的和解。如本书第九章所述，这种和解要付出代价。根据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王国境内可用资源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逊一筹的勃艮第王国与更幸运的西哥特王国相比，似乎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没收政策，但又通过减税缓和了政策的严厉性。但是罗马地主阶层对于新的蛮族统治者来说有利用价值，因此蛮族政权总体而言愿意维护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方式，正是这种分配方式导致地主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卢瓦尔河以南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动荡的情况。西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留下的财产还是足够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罗马地主也同样挺过帝国灭亡的第一波冲击。尽管在阿非利加，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占领迦太基后对阿非利加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没收，但在他公元439年占领的另外两个行省——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罗马地主阶层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其他领土相继归入汪达尔帝国的版图，没收财产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罗马性依然保留下来。天主教、懂拉丁语的平信徒、别墅、城镇和较复杂的经济生产和交换形式都随着地主阶层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不列颠除外。所以，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方面帝国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在解体，另一方面，罗马式的行省生活同时存在。9

然而，即便是在高卢南部的模式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罗马式”。罗马灭亡后这里的行省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是为了全面看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必须强调一点。围绕帝国灭亡的很多理论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纪期间发生的政治变化。罗马政权的灭亡应该算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说仅仅是表面动荡，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远不及像基督教兴起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帝国灭亡的影响？传统史学认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欧历史上，无疑标志着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界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社会急剧衰退的开始。近来，这个有价值取向的观点逐渐被更贴近史实的观点替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发生突然、彻底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历史具有连贯性，并为我们指出，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10

我相信这些新的历史学观点是对原有历史正统观念的必要冲击，而且我不认为罗马帝国代表高级的社会制度，毁灭后社会只能走下坡路（这当然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样认为，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并非毫无历史意义。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在那样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条件下统治一大片广袤地区，帝国的命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腐败成为政权特点，法令不能全面实施，大量权力为地方所有。然而，由于帝国的极权政治由来已久，因此它能够改变地方生活所遵从的准则，带来深远影响。在所有被（有些错误地）贴上“罗马化”标签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为了享受帝国利益，行省的精英们需要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最简单的途径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权的城镇，并在其中掌握要职。因此，罗马帝国的强大地位确立后，就掀起了这种城市化热潮。另外成为罗马公民还需要会说“正确的”拉丁语——于是拉丁文学教育也随之推广——并表现出自己已经认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这种罗马观念的实际体现就是供与同侪共同过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筑（会堂、浴池等），以及别墅风格的家庭建筑。同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促进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也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

大部分所谓罗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指导、自上而下的行动。相反，这是被征服的精英们对于残酷帝国的个体反应，是他们调整社会以适应罗马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新形势。但是，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罗马政权时，帝国的军队给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地方的罗马性和帝国的存在密不可分。

这种关系的共生性质就显现出来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纪，当罗马政权需要从行省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有水平时，这个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来的市议会承担。旧式的罗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这些议会上演。地方精英花钱买官，结交党朋，影响他人，将来这些人的支持又能帮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资金。突然，没收税款政策一下子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记载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钱、加官晋爵的碑刻几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纪，地方精英放弃市议会的职业生涯，转而追求宫廷官僚政治，因为这是在地方出人头地的新途径。每当中央政权改变工作方式，地方的罗马性就随之改变——从长远来说，这些转变超出预期。

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权的瓦解绝不会悄无声息。以教育为例。罗马后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罗马学拉丁语，东罗马学希腊语——花销颇大。需要花费将近十年时间，有文法学家严格指导，只有地主阶层才有经济实力投资子女的教育。我们在前文提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会讲古典拉丁语（或希腊语）立刻给人戴上“文明人”的标记，各种升迁发迹也需要这种能力。帝国大批的新任官员都来自市议会或市议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11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精英的职业生涯改变了模式。在新政权中，大多数平信徒精英发迹的主要途径是为国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阶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后，保留罗马地主阶层、盛行高卢南部模式的地区也是这样。因此，昂贵的文化学习不再是必需的。但罗马和外来移民精英的后代实际上仍然尊重老传统。特立独行的法兰克国王和西哥特国王因为出色的拉丁语诗歌还被载入文化史册。当一个会说“正确的”拉丁语的诗人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从意大利来到宫廷时，在场的罗马裔和法兰克裔显贵都对他表示喜爱。这个人的职业就是为晚餐唱颂歌，拿手好戏是用优美的双行诗赞美甜点。尽管如此，罗马和法兰克贵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语教育。他们确实还教子女读写，但是目标有限。于是，到公元600年前后，写作仅限于教士，而平信徒精英们只要能阅读，尤其是能读懂《圣经》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再把能读写拉丁语看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罗马政权的存在，才创造并维持了这样一种氛围（尽管不是刻意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会读写拉丁语，才有资格成为精英；而随着政权的解体，新的读写模式产生了。12

基督教的情况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传到地中海地区，然后在第一个千年里较广泛地传播到欧洲中部、东部和北部。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受到罗马灭亡的影响。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也会产生误导。基督教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公共事业的形式发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罗马化在历史上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和继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纪初起，皇家资助的基督教领袖会议得以制订大部分教义。教会也发展了严密的等级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组成，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的地方首府和区域首府的行政结构。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异教前辈一样，仍然宣称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现在他们的神变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有权力参与教会各层面的事务。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召集议会，制定法律，并干预高级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就这样在帝国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罗马政权的解体对基督教又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兴王国的边界并没有完全根据原来罗马的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个王国，他们的大主教却在另一个王国。阿尔勒的几任大主教都与国王发生过分歧，因为阿尔勒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国，于是国王怀疑这些大主教与境外有联系，就将他们撤职。这种变化也发生在知识阶层。在罗马帝国，高级平信徒——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至少与神职人员相当——经常参与宗教辩论。但是随着读写水平大规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无法这样做了。于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领域就被神职人员独占。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职人员一样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后罗马时代的国王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宗教权力，任命主教，召集议会。于是，此时的基督教变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称的“基督教微观世界”。没有独立统一的教会，相反，后罗马时代的王国边界决定了区域团体的范围，而这些处于不同王国境内的教会群体彼此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13

最重要的是，从中世纪开始，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职权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教皇在教会中承担很多基督教罗马皇帝曾经自封的职责——制定法律，召集议会，决定或干预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罗马帝国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独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统治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历任大牧首虽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仿效罗马教皇，但实际上只能充当皇室的应声虫。他们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会服从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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