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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罗马性的毁灭 |
| 公元476年真正结束的是维持西罗马帝国的一切尝试,西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首要的、凌驾于地区之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已经讨论过,罗马中央政权的“罗马”和罗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罗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简单地说,罗马政权包括一个决策核心(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税收机制和以兵力定义及保卫主权的职业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由政权核心产生的法律体系,它定义并保护行省的罗马地主阶层。在这些地主阶层的社交圈子里,运作着各种文化规范,使得“罗马性”成为一个独特现象,而地主阶层进入官僚体系高层、宫廷甚至军队内部,将帝国的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后,所有这些都结束了。虽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来的罗马地主,他们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但关键性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消失了。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承认,没有中央控制的税收制度供养中央控制的职业军队,对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里政治的参与也被打断。剩余的罗马地主忙着在新王国的宫廷追求个人利益,顾不上关心统一帝国的核心体系。行省的“罗马性”在公元476年之后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继续存在,但中央的“罗马性”已经成为往事。
帝国核心体系的瓦解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影响到各个地方的。在帝国的一端,中央的罗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从不列颠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罗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存在大约一代人时间,直到5世纪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随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样脱离了体系。而实际上在西罗马大部分地区,一切结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时,意大利、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库姆在政治上还效忠于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其中有些地区对意大利的忠诚度更高,但是总的来说,原来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大片地区都很把安提莫斯当回事,这片地区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100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8年后,这种纽带关系解体,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独立的政权。尽管我不愿意照一贯做法挑出一个单独的日子作为唯一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到10年时间,经历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发展后,一个帝国就从强大化为乌有。换句话说,确实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公元476年9月,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可算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不仅如此,本书的基本主题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它的最终灭亡与早期失去领土不无关系。这种一致性是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得出的结论。 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战略变革——即匈人势力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崛起——造成的两次危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来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还认为,匈人还在约30年后引发第二轮侵袭战——拉达盖苏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袭击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末横渡莱茵河,以及此后不久勃艮第人的西进——但人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第五章关于匈人势力侵入欧洲的描述是一个有力证据。公元376年,匈人没有像通常猜测的那样,大举向西进犯多瑙河边境。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罗马主要对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地区。3但最迟在公元420年前后,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间,大批匈人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没有文字史料明确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大举西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导致了第二轮侵袭战。但是,公元395年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们就向西移动了1500公里。这样看来,关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的“罪责”非常有可能要归咎于匈人第二阶段的迁徙。因此,匈人势力的成长为罗马在欧洲边境上长达35年的周期性侵袭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第二,尽管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和最后一次侵袭战之间间隔约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西罗马帝国在这65年间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过是早先侵袭战造成的政治后果的逐渐体现。如前文所述,由于同入侵者旷日持久的战事对西罗马行省造成损害,再加上领土永久性丧失,导致中央政权损失大量税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这些行省直到将近10年后,上缴国库的仍然只是正常税款的七分之一。同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后连续5年对高卢进行破坏,最终从帝国中央政权手中夺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占领长达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此后转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从西罗马攫取最富饶的行省。每一次暂时或永久地丧失领土,都使帝国的税收——帝国的命脉——缩减,降低西罗马帝国维持军队的能力。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就是通过提升驻地部队而不是招募新兵,来补充前面15年间在残酷战斗中损失的野战军。北非税收的损失将埃提乌斯政权抛向更深的危机,在恐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让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摆脱困境。4 随着罗马政权权力的丧失,行省的罗马地主精英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面临着尴尬的新局面。政权活力的衰竭威胁到他们的根本。由于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迟钝,或者说最忠心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意识到,只有顺从当地新的统治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鉴于帝国已经存在450年,而且东罗马一直支援西罗马,因此消亡过程慢慢才显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有帝国核心地带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萨尔夫在高卢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乌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达成妥协。不过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为自治因素,仍处于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罗马中央政权之下。但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家就都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状态,西罗马已命中注定会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第三种观点涉及匈人在这些变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阿提拉时代,匈人军队穿过多瑙河的铁门峡谷,潮水般涌入欧洲,冲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罗马。这些战功为阿提拉赢得不朽荣誉,但是他的10年威风只不过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小插曲。更为重要的是匈人前几代对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他们当时在欧洲中部、东部引发的不安定情绪使各蛮族部落穿越边界逃到罗马境内。尽管阿提拉对帝国军队取得过多次胜利,但他并没有使西罗马帝国割地,永久性损失大量纳税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间和公元405—408年间的危机中逃过边界的蛮族部落却恰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还在公元410年之后控制向罗马境内移民,尤其是帮助埃提乌斯限制已经进入境内的日耳曼部落过度扩张,以此维持西罗马帝国的稳定。实际上,匈人导致帝国灭亡的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的突然消失。这是打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击。失去匈人的军事援助,帝国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势力建立政权。这引发了一场争夺战,西罗马试图召集足够强大的支持者建立稳定局势,结果失败,浪费掉最后一点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到公元5世纪60年代末,野心较大的蛮族领袖,尤其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看出来自称西罗马中央政权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力了,无法阻止他建立独立王国。正是这种想法导致帝国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仅剩的一点政权迅速解体。 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罗马境内发动战争的境外武装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紧逼,先是以武力穿过边境,然后是强行签署和约,最后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国的税收枯竭。公元376年时,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经瓦伦斯皇帝同意渡过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军队已经投入到波斯前线的战斗中了。在其他情况中,每一步的进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后来会签署外交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是对战争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认可,而不是推动事件进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认同某位作者的观点。这位作者在描写公元5世纪事件时这样评论:“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只是有点失控了。”5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违背了史实。任何试图重构公元5世纪事件经过的尝试都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残酷血腥。我认为,西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境内蛮族林立,他们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和欧洲下一个重要帝国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末的灭亡截然不同。尽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伟大的征服战争,但其中央政权拥有的资源仍然不足以维持两三代以上的统治。尤其是它一直没有发展出维系罗马政权五个世纪的税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权和前任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收买地方政治支持,于是很快就破产了。在王朝建立的一个世纪里,地方精英们很快实现自治,有时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形式。在这一点上,卡洛林的灭亡确实有点像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军战败后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过程迥异:没有外族的大举入侵,而且卡洛林灭亡后新起王国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贵族,不是入侵军队的首领。从本质上说,卡洛林王朝由破产而解体,因为它一开始拥有的资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罗马帝国那样被外族盘剥,失去实行几个世纪的税收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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