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统一问题（6）在线免费阅读

1935年以后，鲁迅为国家主权和革命主权问题所困扰。主权对人权的压迫，焦点在“统一战线”。所以，他坚决反抗那种试图利用主权，借“统一”之名而使任何个体尤其异端动弹不得的做法。他以为“统一”是有原则的，那就是“抗日”；在这一大的原则之下，则是民主化，众多团体与个体的平等兼容。“‘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他反对把“统一战线”当作国家主权的屏风，但也反对把它理解得过于狭窄，犹如“天罗地网”。
　　1936年在口号论争之外，鲁迅还在个体行动上，做了一个反对“统一”的“实验”。
　　随着左联的解散，周扬立即联络郑振铎、傅东华、茅盾等，着手筹备一个新的更为庞大的统一性组织。这个组织原先叫“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改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于6月7日正式成立。会上，宣读并通过了茅盾起草的宣言。冯雪峰曾经动员鲁迅加入，鲁迅拒绝了。但接着，他就支持并加入了别一个文艺家团体，一个没有正式成立，只留下一个名目和一份宣言的团体。
　　鲁迅从一开始就对周扬等从幕后指挥组织的作家协会不抱好感，并且预言它“一定小产”；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组织不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这些作家在新的形势之下，认为排日等于造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抗政府的左翼立场，“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鉴于往日给他的伤，他决计不拟加入，但是预料到，这样一来必将又构成一大罪状。事实果然如此。从他5月份致曹靖华、王冶秋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为此受到“大肆攻击”，说是“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他的“罪状”。他几次提到，作家协会的组织是与郑振铎、傅东华、茅盾有大关系的，是他们出面主持的“大家族”。从《译文》事件中，他早已见识了他们的自私、嫉妒、讲究策略的种种；此次积极响应周扬，乃至唱主角，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为了救《文学》，所以说：“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
　　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
　　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以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戏剧性的是，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了致鲁迅的慰问信。有一些事情，大概永远也弄不清楚，譬如，何以会发明这种慰问信。在这里，鲁迅既是靶子，又是小偶像。也许主持人要以此证明，“统一战线”完好无缺，大会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们争取到了上头认为最值得争取的人物。在党内，鲁迅是否具有如此的分量？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种因素赋予鲁迅以如此的重要性？
　　1936年10月2日摄于大陆新村寓所中。
　　然而，鲁迅根本不屑于理会周扬们的表演，为了打破“正统”与“惟一”，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一个星期，他已经在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面作了修正，并且签名了。
　　中国文艺家协会根据会章，组织有着严格的规定，会员的会费、资历以致经济条件都是有限制的。协会设理事会，由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九人处理经常事务，理事会设总会、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干事若干人。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夏衍不在宣言上具名，宣言不提“国防文学”口号，都是事先经过导演安排的。整个组织庞大臃肿，机构重迭，仿效苏联的作家协会的模式，官僚化制度化倾向十分明显。《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是没有团体的，化整为零，各自为战。而且，连会议也没有，宣言简直言而不宣，采用的是分头联系，说明原委，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两个宣言在字面上没有对立的意见，内容却颇有出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贯穿着“国防”的精神，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前提下，强调宣言者个体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其实说的是一个面上的多元多极的斗争。鲁迅说周扬们的“统一战线”是“吓成的战线”，那么，这个没有团体的团体所坚持的，则是自觉的战线，韧长的战线。对于文艺家协会，鲁迅说是“作不得战”，“就要消沉，或变化的”，真是一点不错。不到半年，随着大将茅盾离沪返乡，这个组织基本上也就无疾而终了。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去整体化，去中心化。宣言的草拟并未经特别的策划，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鲁迅，对于组织内部的个体独立性，也即个人自由是很看重的，最后，甚至独立自由到根本不需要组织。他在给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写信，谈到这个宣言时说：
　　《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定，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
　　正如怀特海说的：“自由纯粹是个人的事，绝不是共同的。
　　1936年10月8日，鲁迅赴八仙桥青年会参观“中华全国木刻二回流动展览”，并与青年木刻家座谈，时距逝世仅11天。鲁迅在展览会上。沙飞摄。
　　所有的联合，宗教的或世俗的，都是社区性质或家族性质的。”在鲁迅看来，一个集体或组织所以值得存在，正是由于个人在其中能够按照自由意志采取行动，甚至更有利于这种行动；也就是说，集体或组织变成了表达和行使个人权利的手段。所谓革命主权，所以与国家主权不同者，就在于它与个人权利是合一的。如若不然，就是革命的异化，那结果有如萨杜恩神吞噬自己的孩子一般，以集体或组织的名义，吞噬其中的每个分子。
　　鲁迅在木刻展览会上。
　　当鲁迅质疑“主权”与“统一”，拒绝压迫与利用，而选择自己的斗争方式时，他是那般从容自然。他做着所有这一切，根本用不着考虑自己是否会因此遭到孤立，进一步的谣诼与打击。他自知这是一个战斗者的运命，他不会逃避可能的艰险。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意志。他必须保持内心生活的自由。当然，具体的历史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有选择的自由。
　　1936年10月19日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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