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统一问题（5）在线免费阅读

表面上看起来，鲁迅对“国防文学”的否定，以致同意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取
　　鲁迅手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图案。本画集由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宣纸珂罗版印制，为扩大传播，版权页印有：“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代之，颇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是在事关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上，给正统的一致性打进一个简易而有力的楔子。他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说：“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还有一段是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做人还是做奴隶？做谁的奴隶？做奴隶有没有内外或上下等级之分？这是关于国家、民族的核心问题。
　　鲁迅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之一，名《面包》，50.3cm×36.3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启蒙工作在救亡中进行所以变得特别困难，还因为：一、虽然政府是有意识、有技巧地全面进行着将国家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的意识形态的制作工程，可是，民族情感这东西并不是政府直接制造出来的，而是现成的，非官方的，大众的，政府不过是挪用一下罢了。二、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以国民大众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和势力毕竟愈来愈多，而政府的旨在加强国家统一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理论、口号和命令，只要贴上“民族”、“国防”一类标签，许多所谓的革命组织或群众团体便自动地代为推销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所以受到否决和围攻，就是因为其中的内容有碍“国防”的缘故。带根本性的问题被无聊的字面论争掩盖了，必要的批判性意见被“战友”看成“标新立异”，鲁迅的关于挑战国家主权而争取人权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理解，更不用说“大众”了。然而，事实的无效性，并没有使他放弃他的自以为急迫的工作。萨伊德在说到知识分子的目的性时，曾经指出说：“虽然国家处于紧急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仍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忠实于大众的生存之战，非但不会使知识分子因此失去或者削弱其批判意识，而且，由于这类超越生存的问题，将使之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统治阶级，提供另类选择（这些另类选择在身边的主要战事中，经常被视为无关而被边缘化或置于不顾）。即使在被压迫者中，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因此，知识分子的忠诚必须是不限于随同加入的集团的行列前进的。”鲁迅超越——实际上是一种决裂——了他所在的左翼集团，而孤身深入到了无人可及的境地。
　　在理论上，或者可以说在想象上，鲁迅以为革命主权可以对抗国家主权，但当革命从组织内部构成最高权力，从而对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造成损害时，他一样不能接受。今天的革命主权如何转变为明天的国家主权，这是鲁迅的预见性，也可以说是危机感。他反抗“元帅”、“工头”、“奴隶总管”，以及批判性阐释“国防文学”口号，其真正的意义，仍在于对个人性的最高价值的阐扬。
　　1935年12月，紧接着《理水》，在一个月内一连写了三个小说：《采薇》、《出关》、《起死》。从一个聚光点看，这几个小说都涉及到“统一”和“秩序”问题。《理水》除了文化学者、众多大员和群众代表的政治表演以外，最有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因为禹治水成功，舜爷就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学习禹，不然就算是犯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舜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称东方国家为“治水社会”，认为治水所需的权威、纪律和大协作，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鲁迅的小说叙述是一种巧合。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方式是非传统的，作风也很平实；待到回京以后，情况明显地起了变化。他遭到了新的“包围”，这种由个人到法令制度的变化极其微妙，既是一种起始，也是一种过渡，总之，国家将又恢复从前的样子了。
　　在《采薇》里，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为不满国王“以臣弑君”，兄弟俩决计“不食周粟”，逃到华山里去采薇菜度日。他们的行为招致大批看客，包括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之类的非议。小丙君评论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阿金也几乎一式地问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深入。两个坚守主义者听到这样一番“大一统”的论调以后，自觉无路可逃，最后只好一起饿死了事。
　　一切都属于国家，一切都可以“充公”，这是可怕的。《出关》里的老子，境遇十分奇特，既受优待，又被作贱，其实是颇受戏弄的。小说最后一段，写大家殷勤送走老子以后，关官、关尹喜走进“公事房”，把老子的著作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恰好，他打发老子时，那些权当稿酬的饽饽，也一样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
　　《起死》以内容固有的矛盾性，写成了一个短剧。庄子表面上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比如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等等。
　　鲁迅习惯使用一种叫“金不换”的毛笔写作。他说：“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
　　可是，他能说不能行，本质上是一个秩序主义者。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要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遇到麻烦，即寻求官方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虚伪透顶的反复小人。很明显，庄子是“第三种人”，以及平时并无联络而实精神相通的某类人物的讽刺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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