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学：“革命文学”（1）在线免费阅读

这是一出关于人道主义者的戏剧：鲁迅愤慨于国民党的“屠伯们”以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然而刚到上海，几乎立即陷入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的围攻之中。
　　由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造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以外，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互相之间有过摩擦，但是，提倡“革命文学”是一致的，攻击鲁迅也是一致的。
　　创造社成立之初，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颇不相同。现在，他们一反从前的姿态，强调的是文艺的宣传作用。被这批青年理论家标榜为五四以来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郭沫若，著文反对“个人主义”，宣称“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请命”，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们首次规定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反映着何种的意识”是首位的，“结构和技巧”是次要的。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大约因为这是阶级意识在创作中的表现，因此特别重视。钱杏邨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别号鼎堂，曾用麦克昂、杜荃等笔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同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周刊和月刊。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旅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以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等职。有《沫若文集》17卷行世。
　　建国后创作多为颂歌式作品，及配合政治运动的著作，如《新华颂》、《百花齐放》、《雄鸡集》等；大跃进时期，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文化大革命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与此相关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仍可上溯至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
　　那么暴露就是“盲目的暴露”。在他看来，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仅及于黑暗”。他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接着又写了《死去了的鲁迅》，宣告矜持于暴露黑暗的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在发表的论文中，夹带了大量的谩骂和恐吓，甚至纠缠于年龄气量年纪以至于牙齿的颜色。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把鲁迅描绘成极端仇视青年的“老头子”，“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他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被迫应战。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新式的理论武器，要做到知己知彼，他不得不购读大量日文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结果他发现，马克思并不如他的学生一般的锻炼周纳，晦涩难解，作为一种明快的哲学，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这批青年理论家的症结所在，救正了自己原来思想中的进化论的偏颇。他后来为《三闲集》作序时，声明说是“感谢创造社”，即是为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反驳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可以见到他对阶级论的熟练的掌握。但是，这位思想者不会让他的思想囿于某种主义和理论之中；例如在论及文学的阶级性时，他说明道：“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
　　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作家，文学史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同蒋光慈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等刊物，提倡革命文学。后加入“左联”，被选为常委，又任“文总”常委。1949年以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市文联主席，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著有小说、散文集、剧本及文学研究论著多种。
　　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可见他并非那类“纯马克思者流”，在他那里，阶级论同进化论，以及别样的理论一起互相补充，取舍惟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效用如何。
　　现实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鲁迅。其中，最急迫的问题是革命问题。党国的建立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如果有必要重提“革命”，那么将赋予它怎样的一种涵义？对于“革命文学”的思考，鲁迅不能不再度回到“革命”本身。他认为，只有弄清楚革命的实际境遇，才能根据文学对革命的态度，作出合适的判断。
　　革命，这是一个“褒词”还是“贬词”？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约这是只有学者一流才会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对革命一词的一般看法，既包括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的变革，也包含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渐进方式。霍布斯鲍姆的名著《革命的时代》，即从“二元革命”的方向进行论述。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追溯革命的缘起，认为自18世纪以来，“革命”含有暴力的意义。但是，使用暴力又如何呢？当除去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推翻现实中的罪恶的社会关系时，当统治阶级已经无法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服从
　　公意，甚至公然蹂躏由它自身制订的法律而使暴力合法化时，人民有权实行暴力革命。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否定革命存在的合理性，便否定了人民主权本身。革命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但首先是一种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从人民那里夺走这一权利。鲁迅是赞成革命的。他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有种种。他就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小革命”之分，“小革命”是指渐进的，改良的，“大革命”则是激进的，包括使用暴力在内。他并不反对小革命，当然也不反对大革命，只是反对伪革命和反革命。所谓反革命，就是对反动权势的依附，对现存的黑暗秩序的颠覆的颠覆。至于伪革命呢？他在稍后的一次同样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其中很大的成分仍然是针对创造社的——中说到中国的革命，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后，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朱元璋曾被尊为“民族的革命者”，其实大谬；现今的领袖又何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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