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党专政”（6）在线免费阅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夺取绝对权力，联合布哈林等，展开对十月革命著名领导人托洛茨基的斗争。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阿拉木图，1940年8月在办公室遇刺身亡。30年代，苏联国内进行了三次大审讯，株连甚众，1937年“肃反”达至高潮。图为遇刺后的托洛茨基。
　　对于所知的苏联官方的各种决定，鲁迅也并非盲目认同。比如在文化方面，苏联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纪念，“奖其技术，贬其思想”；对于所谓“同路人”作家的贬抑，试图以官方决议的形式解决一般的文艺论争等等，都是他所怀疑的，不同意的；特别是头号“阶级敌人”托洛茨基，他颇赞同其文学思想，明知他已经“没落”，仍然多次称引过，运用过。说到交友的原则，他说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其实这也是他“知人论世”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在大的方面，他认为苏联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利益，致力于奴隶解放。倘若没有积累到相反的信息，足以动摇和改变对这一政权的性质的根本看法，这位平民作家就不会像那些标榜“客观”的学者那样去指责它；因为这样一来，倒又多出了另一层“客观”，恰好投合反对苏联的政府当局的需要。这种相当于“取媚”的做法，是他所不能为，也不屑为的。
　　对于苏联，“一党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曾引起鲁迅的重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制，比起传统的各种独裁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鲁迅看来，两者完全有可能达致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形式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远非理论认识的那么重要。早在1907年，他写过一篇《文化偏至论》，说到近世文明时，把“国会立宪”概括为“众治”，而与传统的个人独裁相并论列，说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还列举了“立宪既久”的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说明宪政民主形式的迁变不是根本的。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不是物质主义和宪政主义。这里的“人”纯指个人，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旨在立人”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在国民个体素质的改造和培养，
　　1967年，阿瑟·柯斯特勒以及雅罗斯拉夫·布拉达克为《中午的黑暗》所绘的插图。这本小说描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鲁巴肖夫成了斯大林30年代肃反的牺牲者。图为鲁巴肖夫被拖出去处决时的情形。
　　个人主义的发扬。在文中，他列举了一批“先觉善斗之士”，盛赞其“反社会民主之倾向”，力陈“众数”的不可靠。显然，他是主张以个人对抗集体，以精神对抗物质，以至物质化的一切形式，包括宪政主义在内的。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或者自愿“与国民合其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稍后崛起的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一党专政”的，与其说要害在于破坏了现代民主宪政形式，无宁说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剥夺和牺牲了任何个人。事实上，希特勒及纳粹的上台，恰恰是循守了德国既定的宪法规范的。民元时期，中国也曾有过宪政民主运动，结果以宋教仁被刺告终。“共和”的果实先后落入巨奸的手里，从党章到国法，各种有关民主的规则条文，统统成了阴谋家左右其手的工具；“假改革公名”是常见之事，实际上“植党营私”而已。鲁迅是重“实质民主”而轻“形式民主”的，这与他自觉的奴隶身份以及自许的“思想界之战士”的使命有关；但是，对宪政形式的轻视或忽略，毕竟给他的政治思考留下一定的空洞地带。如果能够对政体形式问题有足够的警觉，或许能够在苏联评价态度上有更多的保留。当然，这并不妨碍鲁迅对实施“一党专政”所形成的新式独裁专制的反抗；甚至可以认为，惟其不重形式而重实质，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能表现得更准确，更深入，也更彻底。
　　鲁迅到了上海以后，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建立以致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概括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时，鲁迅反对“一党专政”，开始逐渐从清党杀人转向“党国”杀人，转向对正统性和统一性的揭露上面；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民间性、异端性、反叛性的辩护。他撰文直接评论官方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直至参与以争取自由人权为目标的民间团体，保持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某种一致性。由于鲁迅自觉地挑战党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不能不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对付那些制定并实施文化政策的机构及其成员，对付全部的工作在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同行，所谓“知识阶级”，教授学者文人之流，即他所惯称的叭儿，宠犬，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他的反抗，不能不带上文化斗争的性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惟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这种文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讽刺和反语的运用，不是叙述风格学的，而是知识社会学的，是鲁迅在最广阔的历史语境里，把官方加以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过知识的相关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杂文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一种反专制文体，是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
　　吉姆·麦克奎甘在论及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相应地使用了一个“不满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不满的文化以其不间断的对传统力量和现存秩序的反抗，而成为文化监督范围内进步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驱之不散的幽灵。鲁迅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之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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