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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雍正在君主专制制度衰落和满族发展时代发挥个人历史作用

“时势造英雄”。雍正功业的产生及其多寡，取决于他个人的因素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时代舞台允许他有多大的活动场面，要求他作怎样的表演，这是必须考察的。但是如何认识那个时代呢？从雍正的作为来进行分析，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统观清朝前期，包括雍正朝以及雍正本人的一些活动在内，来看雍正所处的时代。 第一，农民抗租抗赋及争取永佃权的斗争。 康熙年间撰修的《无锡县志》说该地“佃田者不输租，寄籍者不输粮，积以成习”。抗租、抗粮，这是清代农民斗争的重要内容。 农民抗租采取了多种形式，以暴动最为激烈，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江西雩都佃农邱兰秀、陈万余等以“除赋捐租”为号召，率众围攻田主赵唐伯庄，不久聚众千余人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对抗。抗租内容多种多样，有的拒不交租，像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无锡农民在过胡子领导下进行“租米不还籽粒”的斗争。有的反对两季租，如前已说过的雍正八年（1730年）崇明佃农抗租运动。有的反对大斗收租，如康熙中福建上杭农民依据标准斗斛，不许地主私用大斗。有的以次等粮食交租，如江南、江西农民专门种植产量高、分量重而出米量少的稻子交租，把它叫作“瞒官稻”、“芒谷”。 清代农民斗争的另一项内容是争取永佃权。康熙五十二年，江西兴国县佃农在李鼎三领导下，组织会馆，反对田主退佃、转佃。同时期石城吴万乾也为争取永佃权发动了暴动，这种永佃权的要求，同清朝流行起来的押租制相联系，地主为防止农民抗租，出租土地时先收押金，这样农民“买田承种”，从而拥有田面权和永佃权。而这两种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使他的土地所有权不完整了。这是农民为土地而奋斗的结果。 明清易代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奴仆群起暴动，反对人身奴役，要求“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清朝前期，贱民继续斗争。 清朝前期，农民隐匿人口，逃避赋役，隐瞒田地，拖欠钱粮。 清代前期农民（包括贱民）斗争，触及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满和反对地租、赋税最为突出，清朝政府的赋役改革，正是为消弭农民的这种反抗。 私人地主也采取措施，变动与佃农的关系。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货币地租在不同土地类别的官田、义田和民田上，在不同经营类型的粮田和经济作物田上都出现了，国家、集体经济和个人都采用了，它呈现出某种发展趋势，是实物租向货币租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货币地租是古代地租的最后形态和解体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地主对农民的控制比在实物租下有所削弱，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 第二，官僚机器的腐败及其不可改变性。 捐粟拜爵，秦汉已兴，历代相沿，然至明朝始定出捐纳事例，到清代则盛行起来。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对吴三桂用兵的军费需要，始开捐纳之门。以后清朝政府屡次以用兵开捐，乾隆以后，捐官、捐监，已成为清朝政府一项固定收入。捐纳，使有钱的人通过捐银、捐米得到官职，现任官可以提级，降职、革职官可以恢复原职，所以它是一种卖官制度，是一种败政。 科举取士，到了清代，百弊丛生。康熙再次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科举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命题，这是用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理学之内，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庸才和奴才。加之科举舞弊已不可救药，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不能中式。入仕者本以科举为敲门砖，从政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科举的这些弊病，明代已然，清朝死守不变，到了灭亡前夕才被迫将它废除，可见清政府态度的守旧。 衡量吏治的好坏，官吏的清廉与否是一种重要的标志。康熙时有一些清官，如张伯行、赵申乔诸人，他们少征耗羡。其时官贪吏蚀，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吏治相当败坏。耗羡提解，变私收为官征，遏制官吏的狂征滥收，但是私征是不合法的加派，官收虽减少了数量，仍然是加派，并且使它成为合法的。火耗提解限制官吏贪赃只能行于一时，后来贪污不可遏制，在耗羡之外再增耗羡，形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恶浊局面。这种现实说明雍正的挽救政策只能有一时的、一定程度的效果，更严重的是官吏的营私舞弊，竟有利用雍正比较得人心的政策的，如在奖励垦荒中虚报顷亩，进行增赋，以为在官事迹。好的政策被劣官用去办坏事，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境地啊！ 第三，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国统一的君主专制皇权，自秦始皇奠定基础，以后逐渐强化，至雍正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初沿明之旧，实行内阁制度，但内阁制在其明中叶的极盛时代，大学士亦没有任免官吏的权力，无法达到往昔宰相地位，况且清初别有八旗贵族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协助皇帝决定军国重事，分散了内阁的权力，同时也侵夺了皇权。康熙设立南书房，用亲信文人参议政事，以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雍正创立军机处，向军机大臣面授旨意，由他们草拟成正式文件，发给有关衙门和官员。雍正还把康熙朝已出现的密折制度化，令官员用奏折报告政见、建议、施政情况和私人事务，他用朱批给予指示，这样进行的政治，是皇帝意志的体现。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等于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内阁的批答权，进一步削弱了“相权”。专制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后再没有发展了。 这种皇权的加强是在明末清初先进思想家猛烈抨击君主独裁之后出现的，更应引起注意。康熙初，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痛斥君主已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说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社会不得安宁就是因为有国君。黄宗羲对君主制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论、君主制的核心君为臣纲、君主制的法制“一家之法”，都作了一些批评，他特别提出限制君权的某些设想，主张提高相权，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与黄宗羲同时，唐甄著《潜书》，也把矛头指向集权的君主，宣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揭露了君主专制的黑暗与罪恶，主张削弱皇权，改善政治统治。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康熙、雍正置社会舆论于不顾，沿着加强皇权的道路走下去，达到专制主义顶峰。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不无某种意义，但是它维护衰落中的君主制，强化对人民的统治，扼杀新生事物的反动作用，则是主要的。 第四，顽固阻挠萌生的近代生产关系因素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因素，清初持续着，康熙中期起出现发展的趋势，在太湖地区的丝棉织业，云南铜冶业，景德镇制瓷业，江宁、广州的丝织业，川、陕、鄂三省山区的冶铁业、造纸业，苏州的小五金行业、制烛业，都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其中以苏松的丝棉织业最显著。在这里，“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机户备置机器和原料，是初期资产者；机匠受雇于机户，领取工钱，是生产者，双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康熙年间，苏州出现大包买商，开设账房，拥有大量的资金、原料和织机，“散放经丝，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在染踹业中，布商将布匹交踹坊压光，踹坊由包头开设，踹匠按件领取工钱。包买商将资本投入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中，是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包买商本身就成为初期资产者。苏松纺织业从业人员很多，康熙间苏州的踹匠万余人，雍正中约有二万人，这是有相当规模的行业了。 近代生产关系因素的出现，以新的社会因素向传统挑战：它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雇佣关系冲击地主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较多的商品刺激地主，促进它的转化，使之一部分向经营地主发展，一部分变为更腐朽的城居地主；它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冲击自然经济，一句话，它冲击和分解着古代地主制度。 传统制度和清朝政府阻挠、破坏近代生产关系因素的发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租重，吸引着商业资本，“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经商致富者大多购置土地，而成为包买商的还是少数。地租重，农民购买力极低，使手工作坊的生产品市场不易扩大，自然经济不易打破，手工作坊的生产难于迅速发展。清政府坚持重农抑末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样恶劣。雍正不止一次讲，“四民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下”。这是统治者传统的观念和政策，并没有新的内容，但这种重申，是在商品经济发展情况下，维护地主制的需要。清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农抑末的措施，它禁止开矿，因为矿冶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来自四方的人聚居一处，政府害怕工匠闹事，更怕厂矿倒闭，工匠成为游民，破坏它的社会秩序，雍正坚持实行禁止开矿政策，所反复讲解的就是这些理由。清代采铜业是冶炼业中唯一得到官方允许发展的行业，这是因为铸造制钱需用铜做原料，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即在云南开发铜矿，雍正对此也网开一面，允许商民开采。但是清政府又与商人争利，在铜冶业中实行“官督商办”政策，商人生产的铜满足政府需要，剩余的才能自行出卖；它又实行“预发工本，收买余铜”的办法，低价强买铜斤，往往造成场商的赔本，使得铜业生产不能稳定。 在具有近代生产关系因素的场矿内部，工匠与场主对立，清朝政府支持场方，用野蛮手段压迫工匠，镇压踹匠的“齐行增价”斗争和机匠的“叫歇”斗争。 了解以上数点，就可以说明清代前期君主制度和地主阶级地位了，农民的反抗斗争触及到地主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这是他们觉醒和力量壮大的表现，也是他们对立面地主阶级力量削弱的表现。近代生产关系因素的产生与缓慢发展，打破了地主经济的一统天下，自然是它的衰落的征兆。皇权的极度发展，官僚机器的腐败，说明地主制的上层建筑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余地，日益成为社会机体的赘瘤。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正在衰老着，它的主人地主阶级没落着，它没有什么生机了，但是它还没有走到尽头，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可以作局部的调整，近代生产关系因素远没有茁壮成长，因而也没有形成足以代替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力量。所以说这个时代是地主制的衰落时期，或者说是晚期，这是孕育地主制掘墓人的时代，它不是末世，不是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即不是地主制的瓦解时期。 既然如此，时代也就允许和要求君主沿着地主制实行改革，去发展它，维护它，延长它的寿命，不过这种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的限制罢了。因此，像康熙和雍正这样比较杰出的帝王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条件允许的和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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