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在线免费阅读

青海和硕特叛乱首领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接纳，清朝政府索取，策妄阿拉布坦拒不交出，适足说明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这是康熙末年双方关系的继续。

自从抚远大将军允禵于康熙六十年五月移驻甘州（张掖），对准噶尔采取进攻的态势，但是康熙实行的是防御性手段，没有深入敌巢彻底消灭对方的打算。雍正一继位，即以兵丁在前线日久，勤劳过度，撤回内地。策妄阿拉布坦亦派遣使臣根敦到北京讲和，雍正厚加接待，以事笼络，时值雍正二年（1724年）元旦，该使臣要求随同廷臣一起朝贺，雍正让他与朝鲜使臣一道行礼，事后，雍正说“其行礼时，光景十分虔敬”，大约是反映了策妄阿拉布坦讲和的一些诚意。因之，雍正派佛保等到准噶尔议和，然遇到罗卜藏丹津的干扰，谈判颇不顺利，策妄阿拉布坦又遣人到京，雍正如同前次厚礼相待。但是没有商谈出结果，双方依然处于敌对状态。雍正因内部事务繁多和经济力量不足，暂不用兵，而密切注视对方的动静，尤其留心它同西藏的关系和它对喀尔喀蒙古的侵凌。因此，雍正初年，受形势所迫，雍正渴望和谈，实际上是采取的守势，与康熙末年以攻为守有所不同。

雍正随着政治改革的实现，政权稳定，财力充足，就有条件解决准噶尔人的问题了。五年（1727年）初就筹谋讨伐准噶尔，及至阿尔布巴叛乱事发，促使他下决心用兵，到五年年底，他说：“（准噶尔、西藏）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益之意，灭取谆噶儿，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行者也。”他认为阿尔布巴事件，正是讨叛伐罪的机会，决心六年解决西藏问题，七年转向准噶尔，“命两路整大兵勒取，相机声罪致讨，必灭此而后朝食”。同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认为是可乘之机，从而促使他下定用兵的决心。

雍正开始筹划用兵事宜，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岳钟琪等极少数人密商，因事关钱粮，户部尚书蒋廷锡时或与闻此事。雍正在他们支持之下，决定兵马粮饷屯守进取的方略。

雍正备战首先重视的是军士的挑选和训练。五年（1727年）十一月密令河南、山东、山西三省督抚，于步兵内各拣选2000人，他们不必擅长弓马，但要能放鸟枪，以备驾车开垦之用。预计明年秋冬时差遣，为期约20个月，并要三省督抚妥善安排应选兵丁的行装和安家费用。七年春夏之交，岳钟琪密令四川松潘镇总兵张元佐整饬马步兵丁1000名，预备一切军装器械，听候调遣。

西北用兵，长途运输，需要大量的骆驼、骡马。五年（1727年），命河南总督田文镜购买驮骡3000匹，于六年二月送交西安岳钟琪处，田在河南买足额数，如期送到指定地点，验收时因口老口小等不合格处，只收2600多头，岳钟琪一面报告雍正收验情况，一面怕赶不上应用，在陕西省购买补足。雍正相信田文镜认真办事，此事不能按要求办好，必是像以前受张球之骗一样，“又被属员欺瞒矣”，要他慎重办理。所以在准备上雍正君臣都非常郑重严肃。

准噶尔是游牧民族，骑战是其所长，转移比较捷便。清军与之打仗，自须有强大的骑兵，但是要深入敌人的后方，彻底消灭它，军需供应是严重问题，靠驼马运输，代价太大，且易受到攻击，难于保障供给。岳钟琪针对这一情况，提出车战的建议。他的办法是造宽2尺、长5尺的战车，用1人推辇，4人保护，即1车5人，5车为一伍，25车为一乘，100车为一队，每1000车为一营。行军时，车上装载军粮军衣；驻防时，以车为营盘；打仗时，两队在前，进行冲锋格斗，三队随后跟进，其余五队保护大营，攻杀冲入的敌军。雍正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打造战车，挑选满洲护军组成车骑营，进行练习。在豫、鲁，晋三省选调的备驾车用的军士，就是为用于车战的。

雍正对他的准备很满意，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伍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到七年二月，他认为可以把事情公开了，发布上谕，历数准噶尔首领之罪恶，说噶尔丹策零无悔改之意，对之用兵，乃是完成圣祖的未竟事业，如今国帑充实，士卒振奋，正是用兵之时，若迟疑不决，将来后悔莫及。因命朝臣讨论用兵事宜。大学士朱轼、散秩大臣达福认为进攻的条件还不成熟，噶尔丹策零能利用先人的旧臣，内部一致，没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反对发兵。还有人以为对准部战争是穷兵黩武，得土不足以耕，得民不足以使，不应用兵。大学士张廷玉极力主战。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认为那些反对派是“庸人畏事，识见不远，但知论难易，而不论是非，并不论利害”，“皆不足道耳”。其实雍正主意早定，不听反对之言，于七年（1729年）三月下令两路进军，讨伐准噶尔。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振武将军、公、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管理振武将军印务，都统、侯、陈泰，石礼哈，散秩大臣、公、达福，前锋统领衮泰等为参赞大臣，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管理粮饷，屯阿尔泰山，是为北路军营。命三等公、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四川提督纪成斌参赞军务，屯巴里坤，为西路军营。

六月，雍正以出师告祭太庙，说明讨伐噶尔丹策零的原因：“若不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受钺礼，与傅尔丹、巴赛、陈泰等大将军、参赞大臣一一行跪抱礼，以昭郑重。雍正还检阅车骑营兵，礼成，作诗二首，一曰：

陈师鞠旅卜良朝，万里餱粮备已饶。

习战自能闲纪律，临戎惟在戒矜骄。

剑莹鸊鹈清光闪，旗绕龙蛇赤羽飘。

听彻前锋歌六月，云台合待姓名标。

另一首有句：

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渡天兵。

裹粮带甲须珍重，扫荡尘氛远塞清。

他踌躇满志，以为准备充足，选择了上好的出师日子，只希望领兵将帅戒骄戒躁，荡平敌寇，凯旋回京，论功行赏，再举汉光武云台题名、唐太宗凌烟绘像之盛。

岳钟琪出师之际，疏言有“十胜”的把握，即：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广储，六曰将士精良，七曰车骑营阵尽善，八曰火器兵械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所以断言“指日荡平，以报国恩”。从后来的实践看，他的十胜中含有大言、浮言成分，然而他要这样说，也有其客观情况。他所统领的西路军，主要成分是绿旗军，将领多是汉人。他深知满汉矛盾集中在他身上，这时曾静、吕留良案尚未正式结案，他为防嫌，一味迎合雍正意愿，极力促成西征，欲以直捣准噶尔龙庭表其忠诚。然而客观存在满汉矛盾，对他进军不利，他的前途并不美妙。北路军队主要是满洲兵和蒙古兵，统帅是满洲贵族，辅之以蒙古人和汉军旗人。从以前允禵驻军甘州的事实分析，西路应为用兵主力，雍正与岳钟琪筹措各项事宜，说明西路是主攻力量，但后来大战又是在北路打的。前已说过，满人已趋腐化，北路满人战斗力如何，面临着一场考验。

清军出师，突然有准噶尔使臣特磊到达岳钟琪军前，诡称罗卜藏丹津阴谋杀害噶尔丹策零，后者发觉了，把他解送清朝，走到半路，听到清朝进军的消息，就又把他送回伊犁。特磊前来，表示要求和平，岳钟琪当即向雍正报信，并表示对准噶尔诚意的怀疑。但雍正命将特磊送至京城，暂缓进兵，又召傅尔丹、岳钟琪进京商议军情。

岳钟琪离开前线，由纪成斌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纪认为满洲人强悍，就派副参领查廪率军牧放马驼于科舍图，然而查廪怯懦畏寒，置马驼不顾，“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倡伎以为乐。”准噶尔人两万来劫掠牲畜十几万头，查廪逃遁，求救于总兵曹勷，曹仓促出战，大败，总兵樊廷、张元佐、副将冶大雄往救，夺回被掳掠的大部分驼马。为此事，纪成斌嘲笑说：“满人之勇，固如是耶！”把查廪绑缚论斩，适值岳钟琪自京回营，见状大惊，说纪成斌要遭灭族之祸了：“满人为国旧人，党类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也？”立解查缚。纪遂罪曹勷，并以大捷上奏，雍正奖赏樊廷等人，授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到前线犒师。九年（1731年）二月，岳钟琪奏议军机事宜十六条，请在吐鲁番屯田，于哈密、吐鲁番之间设哨所。这时雍正已知道谎报军情，以败为胜，但因自己已予嘉奖，不便说明，就借此责备他，说他所议“无一可采之处”，责问他：过去倡言长驱深入，以今日之势，能保必胜吗！三月，命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带领八旗家选2000名赴任，若岳钟琪有统兵行走之处，伊礼布引领满洲兵一同前往，实即监视岳钟琪。同时，责备岳的坚壁防守主张，说他统兵29000，不能御敌，是筹度无方。五月，派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以分岳钟琪统兵之权。满人查郎阿于岳钟琪出兵之时，即署理川陕总督，八年（1730年）在肃州（酒泉）专理军需，他夺了岳钟琪的总督权。岳的后方在陕甘，因而受到查郎阿的挟制。

九年（1731年），噶尔丹策零派遣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领兵3万，东犯北路军营，而派间谍到傅尔丹处报称噶尔丹策零怕受哈萨克人的袭击，分兵防守，又有罗卜藏丹津的族人罗卜藏策零谋反，噶尔丹策零正在和他周旋，所以大策零敦多卜不能出兵，只有小策零敦多卜东来。傅尔丹有勇无谋，信以为真，率领一万人轻装前进。副都统定寿、海国、永寿等谏言敌人有计，不宜轻往，傅尔丹不听。六月，在和通泊与敌军2万遭遇，大败，副将军巴赛、查弼纳阵亡，只有2000人逃至科布多。雍正闻讯，掩盖失败，唯说兵马有损失，而傅尔丹等无恙，并说他们能竭力迎战，将自束的腰带赐给傅尔丹系用。他话是这样说，实也知真相，乃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为靖边大将军，斩临阵遁逃的参赞大臣陈泰。并命大学士、公、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驻防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寻又以马尔赛为绥远将军，其抚远大将军印务交康亲王崇安暂行管理。

十年（1732年）正月，噶尔丹策零以6000人自乌鲁木齐扰掠哈密，岳钟琪命曹勷往击，命副将军石云倬往断敌之归路，曹勷败敌，石云倬动作迟缓，纵敌逃去。岳钟琪奏劾之，大学士鄂尔泰并劾岳钟琪拥重兵数万，纵投网之敌，不能料敌于先，复不能歼敌于后，雍正遂将岳召回京城，指责他“将国家军旅重务，视同泛常，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削其公爵，降三等侯，随即改组西路军营统帅部，命查郎阿署理宁远大将军印务，调汉军旗人、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副将军，护军统领阿思海为前锋统领，管辖满洲兵，侍郎武格为扬威将军，统辖巴尔库尔满洲兵，副将军刘世明统领巴尔库尔绿旗兵，并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这样，西路军的统帅权，就由汉人手中，转到满人手里，而以汉军旗人为辅佐。张广泗就任，奏参岳钟琪车营法，不适宜于沙碛沟堑，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诸方面，都不得当。查郎阿与岳钟琪共事多年，本对岳不满，前述丧马驼的查廪为其亲戚，查廪怀恨旧仇，因向查郎阿进谗言，十一年（1733年），查郎阿奏劾岳钟琪、纪成斌、曹勷等人，雍正命斩纪成斌、曹勷于军前，囚禁岳钟琪。十二年（1734年），大学士等议将岳钟琪处死，雍正命监候待决。

十年（1732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兵，越过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与战于乌逊珠勒，大败，准噶尔军进至杭爱山，迫使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迁徙多伦泊，又袭击喀尔喀蒙古诸部中最强大的策凌部。策凌为额驸、和硕亲王，喀尔喀大札萨克，他因不在营中，致使子女被掠，闻讯后，割发及所乘马尾誓天，率部深入敌后，突击准噶尔军，狙击于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光显寺），杀敌万余，准噶尔余部奔逃。锡保和策凌要求已降为绥远将军的马尔赛邀击，马尔赛和都统李杕拥兵13000，拒不出击，诸将恳求出战，参赞大臣傅鼐跪请，马尔赛终不应允，致使准噶尔败军逃去。光显寺大捷后，雍正大赏策凌，赐号超勇亲王，授定边左副将军，屯兵科布多，经理军务。雍正以贻误军机罪，斩马尔赛、李杕于军中，削傅尔丹公爵和官职，留军营效力。又以锡保调遣失宜，怯懦畏葸，罢靖边大将军，派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

噶尔丹策零光显寺失败之后，无力发动进攻，于十一年下半年放出口风，要释放清军俘虏。福彭不明敌意，不知是真送还是假送，因此无法进行军事部署。

清朝在几年的战斗中，人力物力消耗很大，用兵前库帑银五六千万两，到雍正末年只剩下二千多万两，大部分是耗费在西北战场上了。其时，翰林院检讨周彬上疏，说西征造成“糜费疲惫”，要求迅速撤兵，“军务俱行停止”，“舒天下之力”，“养天下之命”。雍正看到师久无功，所派将帅皆不如意，杀戮降调也不能解决问题，感到已不能打下去了。十一年五月宣布暂停进兵，召策凌、查郎阿至京与王大臣会议军事，策凌、查郎阿与庄亲王允禄主张继续开战，张廷玉等希望议和，若噶尔丹策零再事扰乱，重新出兵。雍正就罢兵事征求傅鼐意见，傅鼐叩头说，“此社稷之福也”，表示赞成。十二年（1734年）七月，雍正决意议和。他总结了战争的进程：失败多，获胜少，两路共用兵十余万，跟役近十万，消耗太大。他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将帅，也作了一点自我反省：“朕之筹划于事先者虽未有爽，而臣工之失机于临事者不一而足，亦皆朕无能不明之咎”。战争不能进行了，就派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往准噶尔议和，为准噶尔与喀尔喀划分游牧地，欲以阿尔泰山梁为分界线，噶尔丹策零要求以杭爱山为界，阿尔泰山为其牧地。后又遣使到京，改求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雍正命策凌与议。策凌同意以此为界，但准噶尔人不得过阿尔泰山。雍正采纳策凌意见，噶尔丹策零又不满意，于是和谈持续不决。雍正鉴于形势的缓和，于十三年上半年批准两路撤军的计划，量留守兵，西路用绿旗兵驻哈密，北路留满洲、蒙古兵。到乾隆四年（1739年），终于同噶尔丹策零议定，以阿尔泰山作为准噶尔与喀尔喀分界线。

雍正自七年主动向准噶尔用兵，至十二年自动停止进兵，要求议和。战争之发生实出有因，和战又听他选择，似是由他掌握主动权，但是经过六年的战争，他损兵折将，耗费钱粮，没有达到目的。他的用兵是失败了。他及时地煞车，也曾消灭对方的一部分力量，尚不算惨败。

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应当归咎于雍正的调度乖方。他对准噶尔情况不明，乱下决心，乱指挥，上当受骗。他以为策妄阿拉布坦之丧是可乘之机，实践证明，这是主观臆断。出师之初，噶尔丹策零以诈降作缓兵之计，他不审敌势，轻易信之，推迟进军日期，使初出之师折了锐气。他的前敌将帅和他一样是聋子、瞎子，尽受对方间谍的愚弄，或如傅尔丹的轻进丧师，或如科舍图之受袭击。他用人无方，朝三暮四，北路军营三易统帅，帅外有帅（锡保与马尔赛一度为互不统属的大将军）。而这些人都不是帅才，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时不能料敌与指挥部署，做振武将军时不能临敌打仗。据记载，岳钟琪曾到他的营帐，见四壁刀枪箭戟，问置此何用，傅尔丹回称是素来用之练武，悬之以鼓励士卒。岳钟琪当面不便批评他，私下说：“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这样的人怎能膺专阃之寄。锡保惟以逢迎为能，奏参军前效力的陆生柟、谢济世很积极，而军事却无建树，将“兵丁时撤时拨”，两年内损伤马匹数万，“合营无不怨恨讥诮者”。马尔赛之庸劣怯战更不必说了。福彭年轻无威望，雍正收他为佛门弟子，加以重用，但并没有在任大将军职务中显示出军事才能。西路岳钟琪是一员战将，康熙末的入藏与雍正初的平青海两大战役中显示了他的这种本领，但他不是帅才，主持西路军三四年，没有建功业而有过失。雍正始则对他抱有厚望，宠待异常，如在其临出征前，特命其子署理山东巡抚岳濬到西安送行，科舍图失利后，对他又过分失望，派人监视，让他无所措手足，终令庸才查郎阿代之，使西路军更无从进展了。赏罚不当，也是雍正调度失宜的一个表现和内容。傅尔丹和通泊之败，还将御带赐给他，再败于乌逊珠勒，除削爵外，别无处分，后牵连进伊都立侵蚀军饷案下狱，则不是他作为统帅而处治的了。岳钟琪虽然未建功业，但罪不至下狱论死，纪成斌饰败有罪，曹勷战败有罪，都处斩了，可是情罪重大的查廪却逍遥法外。如此意为轻重，怎能服人？怎能令前线将士心情舒畅，全力对敌。雍正对车战法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取舍不当。始初对车骑营抱极大希望，亲自检阅，用于西北两路。但它不利于士卒的进攻和撤退，后来就把失败归咎于它，于是废掉车骑营，张广泗还以此追论岳钟琪的责任，雍正又彻底否认了车战法。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固应用骑兵、步兵相结合来对付，但辅之以车骑营，并不为过。礼亲王昭梿论及此事，说和通泊之败，“乃将帅骄慢，误堕贼计，未必皆车骑营之咎也”。总之在车战法上找原因是找错了，雍正以之责岳钟琪当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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