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羹尧之狱在线免费阅读

年羹尧凭恃功劳大，皇帝宠信，行事不知检点，做出种种越权枉法的事，即使皇帝允许的，但也是不合制度的。他的行事不端，概要讲来：

（甲）全凭己意任用属员。

山西按察使蒋泂说年羹尧擅权用人情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这是讲年羹尧以总督的身份，任用属员，连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官等地方大员的任免也出于他的意志，所谓皇帝特简之权也就徒具形式了。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所谓“军中上功，吏部别为一格，谓之‘年选’，尽与先除”。吏、兵二部给年羹尧特殊待遇，凡他的报功请封名单一律准行。奴仆没有出籍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以军功议叙，先任西安知府，后升直隶道员。另一仆人魏之耀也叙功，位至署理副将。年的幕客赵士河的弟弟赵勖因军前效力得知县职衔，已经亡故，年就私令刘以堂顶替。

（乙）接受贿赂，开奔竞之门。

君主制度下皇帝开捐纳卖官鬻爵，高级官员自亦可纳贿用人。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有人说年羹尧保题各官“悉多营私受贿，赃私巨万”。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磁器、玉器、字画等文物，年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赠送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年转而保举赵之垣可以起用。

以私人关系用人、荐人，很容易形成举主与被举者、主官与属吏的隶属关系，严重的就产生宗派集团。年羹尧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伙人，如原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被年推荐为四川巡抚，王对年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年的干儿子。原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受年之荐，被擢为甘肃巡抚。经年推荐的南赣总兵黄起宪，原来是魏之耀的姻亲。

（丙）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

年羹尧为大将军，就其后来得的公爵讲，其权威顶不上清初统兵的诸王，更不能望允禵项背。但他因继允禵之职，在权势上要同这位大将军王相比拟。过去大学士图海出任大将军时，与督抚往来文书，俱用咨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尧正应同他一样，但是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在军中蒙古诸王跪谒，连额附、郡王阿宝也不例外。他进京，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跪迎。雍正发往陕西的侍卫，因系皇帝身边的人，理应优礼相待，然而年用他们作仪仗队，前引后随，充下人厮役。年羹尧凡出衙署，先令百姓填道，临时戒严，兵丁把守街口，店铺关门停业。即如二年十一月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好不威风。凡送礼给年的称为“恭进”，年给人东西叫做“赐”。属员禀谢称作“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像是皇帝对臣工的样子。年身边的人也以老大自居，傲视百官。年路过河南，本非其属吏的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魏之耀进京，州县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据记载，年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说者未免夸大其词，然亦见年之权势慑人。

年羹尧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名义上是军前效力，或学习理事。这些人有的是自愿来的，如李维钧的亲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勒令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又要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质的意思，表示依附于年。

对于臣道，年羹尧则恃宠而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宁军前，两次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跪听开读，宣示于众。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见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已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大胆妄为，是走的取祸之道。

（丁）在雍正亲信间闹不团结。

年羹尧权力的炙手可热，难免不同其他权臣发生冲突。隆科多名望不及年羹尧，基本上甘心与其结好，倒能相安无事。马齐等人无法与年比肩，便不在话下了。唯独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任总理事务王大臣，兼办宫中事务和雍亲王藩邸事项。他可以代表皇帝联络封疆大臣，一些没有资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亦可经雍正允许，通过允祥转奏。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当年羹尧在青海用兵时，隆科多妄图阻挠，而允祥向雍正进言专阃之道，使其顺利建功。可是对这样的人，年羹尧还妒意十足，于二年十一月对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蔡珽原本经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团，其川抚任内，年羹尧奏请在四川铸钱，蔡以不产铅把它否定。蔡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受夔东道程如丝的贿赂，年以此弹劾蔡，蔡被革职拿问。同蔡至好的李绂于元年任吏部右侍郎，时值议叙捐造营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尧之子年富，趋炎附势的人要比照军前效力从优议叙，李绂以违例不同意，年乃“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怨恨李绂。是以年与蔡、李不和。年与傅鼐同是雍邸旧人中杰出者，雍正说年有才情，而傅忠厚，二年冬欲起用傅，年不高兴，说这将使皇上“耳目杂矣”，这是他二人素来不和的发展。年还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山西巡抚诺岷，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年在雍正班底内部与许多人不和好，只能把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转变是在他第二次进京的时候。年于十月至京，雍正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不久，雍正赏军，都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似乎是说恩威不自上出，雍正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中了，这就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他受不了了，十一月十五日，对诸王大臣说：“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尽其心思才力以转移风俗，岂肯安于不能？”年羹尧有大将军总督之才，而不具天子聪明才智。他还说，讲那些话的人，是设计陷害年羹尧。他又把话锋移向隆科多，说有人议论他，也无非是出于忌妒。这些话明着是责难造言者，实际含有告诫年、隆不要盈满骄恣，而要防微杜渐。这时有人密向雍正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能够作这种建言的，不会有几个人。究竟是谁，资料没有交代，估计是密参帷幄的禅僧文觉。据萧奭记载：“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很可能，在年离京之前，雍正与文觉密商了拘留他的问题，只是认为时机未到，把他放走，但年并不知晓，仍然耀武扬威地回任了。看来，雍正已经作出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年羹尧。

如果说这种决定是第一步的话，第二步是给有关人员打招呼，揭发或警惕年羹尧的活动。向疆吏透露对年羹尧态度的对象最早的可能是李维钧，雍正在李的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不必恐惧，但要与他逐渐疏远。接着，雍正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同月十五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说白了，就是讲年不是纯臣。川抚王景灏的同月初二日的奏折，得到的朱批是：“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你虽为年所荐，但不要依附于他，须知“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折上的密谕是：“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又说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云贵总督高其倬在三年（1725年）二月十二日奏折上说：读到皇上的密谕，“内有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在此以前，雍正已向他交了底。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在他的三年正月十一日奏折上知会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在署凉州镇总兵宋可进三年三月初一日奏折上告诉他：“年羹尧颇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其他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还有，仅此数例可知，雍正打招呼的人有三种类型：一是王景灏、李维钧等人，系年羹尧亲信，雍正要求他们与年划清界限，加以揭发，争取自身的保全，这是分化瓦解政策，最高限度地孤立年羹尧；一是齐苏勒、高其倬等人，原为年所不喜，使他们得知要整饬年，更坚定地拥护皇帝；一是李成龙类的，与年有一般关系，要他们及早警觉，在皇帝与年羹尧双方不要站错阵线。雍正在这些批示中要求官员同允祥接近，表明他是这场斗争的依靠对象。雍正经过二年冬至三年春的给官员打招呼，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进攻的准备。

第三步是直指年羹尧，将其调离陕西。雍正对年本人，在给其他官僚照会的同时，就有所暗示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年奏报抵达西安，雍正在奏折上书写一段论功臣保全名节的话：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警告年羹尧慎重自为，不可恃功招祸。在一个朱谕中，雍正告诉年：自你走后，揆会说你“立此奇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从”，他如此妄言，因将之发到允禵处，一同监禁。惩治年的吹捧者，对被奉承人也是打击。公开责备年羹尧是从三年正月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回陕即命已升任的胡期恒奏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说这是年、胡搞朋党的做法，以金系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荐的，不准奏。同月刑部奏蔡珽罪应拟斩，雍正反而召见蔡，问其川中情形，蔡奏年羹尧贪暴，诬陷他，雍正这时不问他逼死人命事，只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劾的，若罪蔡，则人们将说皇帝听年的话杀了蔡珽，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威福之柄，因此不能给蔡珽治罪，并把他起用为左都御史。三年二月，有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嘉瑞，内外臣工均上贺表，年羹尧的表章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把“朝乾夕惕”误书为“夕陽朝乾”，雍正以此为题目，于三月间发出上谕，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又说：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回奏。这就把讨伐年羹尧的战幕正式揭开了。接着，一面不停地责备年本人，一面调换川陕官员，将甘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琪兼任，调署四川提督纳泰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署理，这样去掉年的亲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一面甄别、整饬年的属吏或曾为其下属的人，雍正说：“稂秀（莠）不除，嘉苗不长，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三年三月初七日，大同总兵马觌伯折奏与年羹尧没有瓜连，朱批说他“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诳乎？”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于三年二月初一日的奏折得到朱批，要他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表态，五月十二日，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朱批嗔道他“颇留有余不尽地步”，下月二十八日，纪又回奏过去受年压抑情况，才获得雍正谅解，转令他报告宁夏镇总兵王暠与年的关系。雍正的这些活动，试图搞清这些官员与年羹尧关系的深度，并促使他们与年分裂。经过如此部署，可以对年本人采取组织处理了。四月份，命年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具折谢恩，雍正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皇帝和臣下赌咒发誓，表示他不会虐待功臣，但又怀疑臣子要夺帝位，这就说明两者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了。雍正发出调令后，密切监视年的行动，年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地方的大员，如豫抚田文镜都及时报告了年的行踪。年在川陕十数载，建功立业，兵将俱有，一纸文书就把他调走了，反映了中央政府强而有力，也是雍正布置得宜。当时雍正近臣中有人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它看做是无识之见而不顾，自信“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年自赴浙，更成为雍正的釜中之肉，任其烹调了。

第四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调杭州，官员更看清形势，纷纷揭发他。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晋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揭奏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把他们的奏疏一一发示年羹尧，令其回奏。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原长芦盐运使宋师曾、鸿胪寺少卿葛继孔等人以年党、夤缘年羹尧的罪名，或削籍，或籍没资财，或罚修河工。逮捕胡期恒、桑成鼎、魏之耀、河东运使金启勋、家人严大等人。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命革其将军，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又考虑到他的影响大，对他的处置需要进一步动员舆论，乃令地方大员各抒己见。封疆大吏自然看皇帝脸色行事，争相上疏。广西巡抚李绂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谬借阃外之权，以窃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法所难宽”，要求诛戮。豫抚田文镜也作了同样的请求。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于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至京，十二月，议政大臣罗列年九十二大罪，请求立正典刑。这九十二条为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十五款，忌刻罪四条。第一大罪是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邹鲁是占象人，据供：他说年羹尧将位至王爵，年自云不止此，五六年后又是光景，并说他住宅上的白气是王气。大逆之二是将朱批谕旨原折藏匿，而仿写交回。僭越罪、狂悖罪就是前面叙述过的那些凌虐同官狂诞不谨的事。贪婪罪是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题补官员受谢规银四十余万两，收受乐户窦经荣脱籍银十万两，私行茶盐，贩卖木材、马匹。侵蚀罪是冒销四川军需银一百六十万两，加派银五十六万两，冒销西宁军需银四十七万两，等等。雍正说这九十二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余条，但仍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亦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俱革职。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官，将现银一百十万两送西安，补其各项侵欺案件的亏空。邹鲁立斩，案内朋党胡期恒等人分别罪情，处以不同的刑法。年羹尧接到自裁令，迟延不肯下手，总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监刑的蔡珽严加催促，年遂绝望地自缢，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怎会想到如此下场！更有意思的是，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对君臣平日往来文书爱用佛家语，永诀之时，雍正犹用佛家说教，令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

雍正搞年羹尧，依靠了他的对立面蔡珽。蔡被任用都宪之后，同年四月兼正白旗汉军都统，七月任兵部尚书，八月署理直隶总督，九月调回尚书任，十月为经筵讲官，他还是议政大臣，身兼五六个要职。蔡珽自与年羹尧反目成仇，就把年往死处整，故催其速死。他也得到了好处，雍正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绫绮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他。

雍正发了许多上谕，写了不少朱批谕旨，宣布年羹尧的罪状和自惭自责，这中间道出了他大兴年狱的原因。

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

同年七月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擅作威福，罔利营私，颠倒是非，引用匪类，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援植邪党，以朝廷之名器，循一己之私情。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令年羹尧自戕的上谕：

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汝子并汝合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

处决年羹尧一年以后，在四川布政使佛喜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

把这些话与年羹尧的行事结合起来看，年的擅作威福已经造成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疑惧，这是年羹尧致败的第一个原因。君主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不可违背，做臣子的要按照各自的官职爵位，做本分内应做的事情，行本分内应行的礼节。年羹尧本来就权重权大，又在自己权限范围以外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于是招来百官侧目和皇帝的不满、疑忌。比较起来，百官侧目尤属小事，皇帝疑忌问题就大了。雍正说不因权重权大疑惧他，这话有实有虚。雍正从政大权独揽，为人自尊心极强，又好表现自己，年羹尧的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名声，甚而是傀儡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忍受的。所以雍正最恨他不守臣节。另外，多少还有点怀疑年要造反，他转述“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俗谚，把年与争皇位联系起来，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要说雍正怕年羹尧，自属不合实际。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年只能俯首就诛，毫无防卫能力，唯有幻想看旧日的情分，手下超生。他反叛不了。所以雍正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与邹鲁、静一道人图谋不轨的事，显系锻炼成词，原是欲加之罪，既不反映年要造反，也不表示雍正真相信他图谋反叛。

雍正的疑忌不仅是嫉恨年羹尧擅作威福，还因其结成朋党，会危害政治的清明，这是大兴年狱的第二个原因。年羹尧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人。这些人有前面提到过的胡期恒、王景灏、金启勋、王暠、刘世奇、黄起宪，还有陕西按察使黄焜、甘肃按察使张适、神木道李世倬、凤翔知府彭耀祖、西安抚民同知杨廷柏、延安知府李继泰、凉州同知张梅、商州知州王希曾、郃阳知县周文泽、鄠县知县靳树榛、兴平知县梁奕鸿、南郑知县严世杰、三原知县刘子正、醴泉知县马灼、朝邑知县王持权、川东道金德蔚、川南道周元勋、保宁知府王国正、遵义通判崔鸿图、重庆同知杨文斌、嘉定知州金式训、资阳知县靳光祚、南江知县高世禄、巴县知县周仁举、山西平阳知府董正坤、曲沃知县魏世瑛、解州知州杨书、景州知州张基泰、兴安镇总兵武正安、襄阳镇总兵张殿臣、四川提标中军参将阮阳璟，此外还有边宏烈、彭振义、赵建、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等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死党，但与年羹尧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年羹尧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脑，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他们基本上控制川陕，在别处虽有声威，然不能掌握。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献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是艺术夸张，与实际情况自有很大出入。年羹尧任用私人，开始雍正睁一眼闭一眼，但发展下去，搞宗派活动，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了。雍正要他“解散党羽，革面洗心”，又以明珠与索额图党争的事例，说明朋党危害，不行解散，必加重责。以朋党警告年羹尧，可见雍正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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