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3)在线免费阅读

她母亲似乎只能接受一个够得上淑女标准的女儿，她给女儿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这是学做淑女的另一种说法。张爱玲要接受的基本训练包括“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等等。换句话说，所有这一切都正是她不能让母亲满意的地方。几年前当她从母亲那里接受这方面的最初的教导时，她有说不出的好奇和兴奋，这些年来她的心智已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她的世界几乎已经缩小到她的内心，外部世界她简直无从应付。她的学习过程是她的“惊人的愚笨”让母亲感到惊奇和不满的连缀。更糟糕的是，因为得不到母亲的任何鼓励和嘉许，她不断地意识到母亲一再流露出的失望、怀疑和不耐烦，这使她感到紧张和慌恐，就像一个在考场上使尽浑身解数仍然屡战屡败的小学生登上考场一样。对于学做淑女，她再也没有幼时那种跃跃欲试的劲头和游戏的心境。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指母亲和姑姑）”，并且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在父亲家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逃离父亲那个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去之后，她很快又被一处新的不安所俘虏。她要同激进青年划清界限，多次表示她的出逃“没有一点慷慨激昂”，绝非“娜拉出走”式的举动。那是理智、实际的考虑之后做出的决断。她母亲得知她想出逃的意图后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张爱玲那时虽然在囚禁中，渴想着自由，对父亲的家又充满愤激情绪，可是这样的现实的问题还是给她带来困扰，一度让她犹豫、彷徨。“痛苦了许久”才得出的结论是：“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倒被耽搁了。”这就是说，她对她出逃后面临的“窘境”——包括将来的和现在的——并非全然没有心理准备。但是她没有想到银钱上的窘迫超出她的预料，更没有想到“窘境”还将包括这样的内容：她与母亲在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
　　在这里，就张爱玲的母亲以及她们母女二人的关系多作一些探讨也许是必要的。谈到张的家庭和她的早年经历，人们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指责她的父亲，而对她的母亲采取同情的态度，其根据是不言而喻的：她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母亲则属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新女性”；二人虽然都是旧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但前者被其同化，不仅自甘受缚，而且想以此缚住别人，后者则有个性意识，不惜作出牺牲，最终冲决罗网；在对子女的态度上，前者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家长，甚至可以说是个专制暴君，后者作为母亲虽然未能恪尽职守，那却是为了争取女权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情有可原。对于这本传记而言，重要的不是就张的母亲作出公允的评价，而是她在我们的这位传主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的举措对传主的心理有何影响，以及传主对她的复杂态度。从这些方面考察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位“辽远而神秘”的西洋化漂亮夫人显然是不利的。
　　张爱玲无疑乐于接受母亲的某些信条，尤其是争取个人权利的那部分，她心里赞同母亲离婚就是明证。她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明确信息，最初就来自母亲，而且在她早年生活中面临抉择的几个重大时刻，母亲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她得以完成西式的教育，并最终走上职业妇女的路途。但是一个女儿所要求于母亲的，决不止于这些。且不说她母亲远非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就算她在某种意义上碰巧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张爱玲也还有生活原则以外的、她更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母爱。不幸，她母亲显然是一个情感淡漠的不称职的母亲。她让女儿进学堂，让女儿学做淑女，更多的是出于对她信奉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执著，而非出于对女儿的关怀。她第一次出洋，上船前大哭不止，但那似乎不是因为与儿女难分难舍，佣人把四岁的张爱玲推上前去，“她不理我，只是哭”。第二次出洋，张爱玲已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她只对女儿没有恋母的表示感到遗憾，自己却并无多少不舍之情——至少在张爱玲眼中，她母亲似乎并没有感到抛下儿女是太大的痛苦，因为原本对儿女并无很深的情感，也就是很难说她在这方面是作出了什么了不得的牺牲。张爱玲可以接受母亲的选择，可是没有真正的矛盾和痛苦，就这样轻松地在感情上把女儿“牺牲”掉，这又是张日后——特别是与母亲有了芥蒂之后——想起时终不能释然的。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4)
　　与父亲相比，张爱玲显然对母亲有更多的期待，这不光是指她原先对母亲的崇拜艳羡，而且一般说来，温情、眷恋一类的情感总是更多地与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也正因如此，当她领教了母亲待她的冷淡之后，更觉得难以接受。细读她的自传性散文，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对母亲的态度复杂微妙，一方面她时时要说到她的“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又不能释然地为自己辩解着。她对父亲从未有太大的希望，所以也无太大的失望，事过境迁之后，她可以以一种相当平和的心境说起父亲。她没有忘记父亲对自己的虐待，她没有忘记父亲曾扬言要打死她（而且不光是扬言，她在重病中他真是不管她死活的），即使如此，她甚至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的处境。当我们读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的句子时，决不应怀疑“我知道”这三个字里面的低徊、沉痛之意，后面加上的一句话也不能减轻它的分量。她同样谅解母亲的处境，但是你总能感觉到她的同情中多少夹杂着勉强之意，她似乎是在勉强自己去理解母亲的苦衷，不想提起与她之间的恩怨，然而又忍不住要计较母亲给她的那些“琐屑的难堪”。胡兰成说，张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母亲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好人”，她也不会把父亲看成“小人”，但是只要将二词置换成“意欲亲近的人”和“未抱幻想的人”，这个句子就可以用来解释她后来对父母态度上的微妙之处。
　　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作其他的解释：因为张爱玲差不多一直生活在一个女人世界里，她对男人虽也有透彻的了解，却毕竟有某种距离感，她对女人的弱点和心理则可以做到一览无遗，像她的小说、散文表明的那样，她对男人更容易达到宽容，而对女人有更多的挑剔和计较，她对父母态度的差异是否多少是这种倾向的延伸？此外，她与父亲之间也许有着一种爱恨情结，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恋父之类，而是指她父亲对她显然比对她弟弟更有一份亲情，站在他的立场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女儿并不是没有一种父爱的，尽管这种爱不可避免的是出自以他所理解的那种遗少加封建家长的方式，你却不能不承认那里面有父女间特有的一种情愫。张爱玲不止在一处提到过父亲对她的喜欢，虽说每一次都加上了限制性的饰语。顺此想下去，父亲最后对她的施暴也不是没有由喜欢到憎厌的情绪在作祟。
　　她母亲对她则没有流露过喜爱之意，即使在两人没有芥蒂之前，张爱玲感到的也只是一种生疏。总之，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种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所以并非偶然的，张爱玲多次流露出她对母爱的怀疑和不信任，而她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张爱玲母亲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情的索然寡味。她属于张爱玲后来反感的那种被各种定型感情和生硬的条条框框所拘囿的人。张爱玲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她的几组镜头——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落泪、与女友一起模仿电影中的恋爱场面、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关于“淑女”的刻板细则——在说明她只会按照公式化的情感行事：另一种形式的“明于知礼仪，陋于知人心”。因为有一套“先进”的公式做后盾，她也有一般“新女性”的毛病，自以为是地执著于她的标准，没有自省的能力和习惯。其结果是她成了一个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的人，几乎丧失了对于本然的情感的体验能力，包括对母爱的体验。当她尝试对女儿实施她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时，她的这一面愈发暴露无遗。她不体谅女儿的苦衷，只是一再用她刻板生硬的“淑女”标准，用她不时流露的怀疑，用她的不耐烦提示女儿的不合格。事实上，她的那一套标准已经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而那一番训练对于张爱玲也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折磨。如果张在父亲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的话，那么她在母亲家里尝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见得比那一枚更易于吞咽。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使她在心理成长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5)
　　张爱玲称母亲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她在学校里得到“自由发展”，这与她说自己学生生活过得不愉快并不矛盾。她的懒散、生活自理能力差虽然在同学中传为笑柄，她的优异成绩，尤其是写作方面的天赋却令同学佩服，且得到老师的称道，在这样的特别需要来自外界肯定的时期，她当然是从中找到了自信的根据。在父亲家中，她虽然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但父亲对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是引以自豪的，而且不吝于鼓励和褒奖。他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是真的器重女儿，他曾鼓励女儿学作旧体诗，又要先生为她评改。张爱玲别无所长，可以说那段时间里，她的优异成绩和写作方面的天赋是她的“日益坚强”的自信心的全部源泉。
　　但是她母亲更关心的显然是她是否具备了淑女的风范，而对她的写作才能毫无兴趣。或者是因为她缺乏鉴赏力，或者是她以为女儿的才华只有成为淑女风范、淑女式教养的一部分才有意义，总之她在这方面没有给过女儿任何鼓励。她对女儿在应付淑女环境时的笨拙、迟钝一再流露出来的不耐则无异于暗示张爱玲，她的那点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张爱玲自己的一套人生见解和生活方式那时还未形成，她没有有意识地抵抗母亲对她施加的影响，也无力抵挡这种影响。而一旦采取母亲的立场（哪怕是部分地采取），她的自信便岌岌可危，又因为处在情绪最易波动、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期，自信甚至很快地走向了它的反面——自卑：她所自恃的一切现在被认为是不足以凭附的，那么除此以外她还有什么？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在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相纠结消长的一团惶惑中，她的两年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她不无怨意地说：“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思想失去均衡”当然是丧失自信、心理受到挫折的另一种说法。我们不能说她在父亲那里除了受了皮肉之苦外，她的心理没有受到影响，但她的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多是由外部环境而起，如果她有自卑的话，这种自卑也不是由于她本人的原因，而在母亲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怀疑。从心理成长的角度看，她在后者那里遭受的挫折也许更大。当然，不论是在哪一个家，环境加予她性格发展的指向都是一致的：朝着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路上走，而孤独与寂寞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她早年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
　　张爱玲的寂寞与孤独中包含的内容是多重的，而安全感的匮乏构成了它的核心。她把自己从父亲家放逐出去，可是因为做不了合格的淑女，也不能顺利地走进这个新家。所以她在家庭生活中是个边缘人，关键是自她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懂事之后，她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她有家，而且这个家可以供给她优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在心理的、情感的意义上，这个家等于不存在。家通常具有的避风港、庇护所的意味对于她都很快地消失了，在自己的家里她反倒更尖锐地感到缺少安全感，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她觉得她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用“赤裸裸”来形容得不到保护的感觉实在是再准确不过了，所以她一再陷入自怜与自卫相混合的奇特心态。如前所述，在禁闭室里，在病中，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呈现于她意识中的家是一个异己的世界。她还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她的一个梦，梦中她在一个雨夜又回到了香港：
　　……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我又不敢惊动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那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了晚娘似的，赔笑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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