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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场景(6)
由“春日迟迟”的慵懒惬意,到“沉下去,沉下去”的感受,再到梦魇式的恐怖,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心理感受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张爱玲对“家”,对旧式家庭生活方式的完整经验,它们是她对这种生活的发现——每一种感受都在某种程度上照亮、透视了这种生活的某一侧面。它们是相互补充、浑然一体的。有时令她厌恶、痛恨,有时又让她感伤眷恋。后面的感受并不取消前面的感受,假如那种梦魇式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么幼时领略到的那种温馨也并不虚假。何况就是在那“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中,也还有她吝惜的东西。她后来承认她有时候也喜欢父亲的家:“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她也曾带了几分调侃地揶揄自己把母亲家看得什么都好,将父亲家看得一无是处,说她那时像个“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行分作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的两半。
  假如张爱玲一直坚持着她那时的立场,我们就无法解释她后来何以没有成为一个愤怒青年式的激进作家。
  然而理解、感受的涵容升华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她却不能从容取舍,何况她现在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1)
  虽然把她带大的保姆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就回不来了。”张爱玲还是在病中就已经谋划着逃出去。她幼时与弟弟游戏出点子,想象力不脱看过的书的支配,现在真是非同儿戏了,她的种种计划也还是书中情节的演绎,《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中逃跑脱险的情节一齐到脑子里来了。她想到《九尾龟》中的一个人物用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缒出去,比附着自己目下的景况想,她可以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墙边的鹅棚正可踏脚,她甚至把更深人静时会将棚中的两只鹅惊得叫起来这样的细节也想到了。
  她在床上“倾全力”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抽出锈涩门闩的咕滋咖滋声、大门打开时的呛啷啷的巨响、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上有人走过时沙子发出的吱吱声,声声入耳,甚至梦中也听到这些声音。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张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她比照着小说悬想出的那些更带惊险味道的计划最后一个也没有用上,不过她的出逃仍然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富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在她成长中的关键时刻永远地告别了那个家、那种扼杀青春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步路,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个家、那种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她的弟弟是个极好的例子。他小时是秀美可爱的,然而在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中,在父亲的喜怒无常、继母的虐待下渐渐销蚀了意志,变得萎靡不振。逃学,忤逆,没志气。关于弟弟的一件小事张爱玲一直铭然在心,那是她偶尔有一次回家碰上的:
  ……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他已经忘记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她弟弟已经麻木了,在环境中昏睡下去,她却不能。她的多少带些戏剧性的姿态也许同她看巴金《灭亡》一类小说引起的愤激情绪不无关系。张爱玲虽然对“新文艺腔”的作品素来抱有反感,中学时受学校里的空气影响,一度也曾以读新文学为荣,《童言无忌》中记她见弟弟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便觉不上品,“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其时她就正读着巴金的《流亡》和穆时英的《南北极》。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她自小要强,与她弟弟原本就是两种性格,以此推断,她即使仍在家里继续待下去,她也未必就会变得像她弟弟那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的力量也是可怕的,这种生活显然已经改变了她的性情。她小时候并不缺少一般儿童的健康、活泼,可是像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她上中学时已经变得郁郁寡欢,而且给人萎靡不振的印象。
  上面引的这个片段同时也很能说明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和她的早熟。在她“寒冷的悲哀”中沉淀着难以明言的寂寞与孤独感。这几乎是与自我意识俱来的对生活与环境的重大感受。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感受越发强烈。孤独与寂寞将自尊心琢磨得愈加灵敏纤细,而愈是如此,她就愈是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对于心灵的哪怕是极小的伤害;将种种被伤害的感受作了放大的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环境的不可靠、不安全。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与冷漠的家庭气氛对心灵的窒息,这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张爱玲性格成长中的恶性循环。其结果,过分敏感的气质发展为多疑、善疑的倾向,它使得张逐渐习惯于不是以信任的眼光,而是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的人与事。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成为张爱玲对人物心理洞察力的主要标志,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心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同时,这种眼光也多少解释了张爱玲在小说散文中描写、议论虚构或真实的人物时,何以笔调往往由俏皮入于尖刻。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2)
  她逃到母亲家中,由母亲供给生活与教育费用,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情态度中觉察到她(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她跨出父亲家大门的那一步果如保姆所料,使她永远回不了那个家了,后母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送了人,只当她死了。这并不让她恐惧或是难过, 因为她根本没打算回去。问题是,在母亲这里她能得到她所要的一切吗?我们在《私语》中看到的是,逃离父亲那个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所俘虏,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她的内省倾向,她的过度敏感都妨碍她毫无顾虑地走入这个她仰慕已久的,对于她应该是明亮、亲切的所在——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但是也像林黛玉的情形一样,她的谨慎怀疑除了性格的关系之外,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她曾说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与母亲很少有接触的机会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将这种爱维持不坠。她还记得有两次母亲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偶尔拉住她的手,她便感到“一种生疏的刺激性”。一旦朝夕相处,转入真实具体的关系,母亲在她心目中的“辽远而神秘”便开始掉彩褪色。她的母亲现在也是在窘境中——大家闺秀而想走职业女性的路总不免有失落感,而她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她的母亲的负担,所以她才感到母亲是作出了牺牲。她是在窘境中学习做淑女,而要像她那些家境优裕的同学那样做淑女,保证之一应该是充足的零花钱。她三天两天向母亲伸手要钱,却使母亲渐渐地不耐烦了。小时候她站在父亲的烟炕前面要钱买钢笔或交学费之类,父亲躺在烟炕上吸鸦片,她久久地得不到回话,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幕;她在母亲那里没有受到这样的“冷遇”,母亲的不耐烦却让她尝到了另一种“琐屑的难堪”,正因琐屑,这是难于启齿又一言难尽的,张爱玲在回忆中不欲提起,只是读者仍可感觉到她言下的委屈。她在私下里不可能没有抱怨,然而她是一个在不和谐的家庭中长大、富于内省倾向的人,不可能像许多受宠的小姐那样理直气壮地加责于母亲,相反,在不满的同时她又要“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这只能将她同母亲的关系拖入一种更别扭、更不自然的状态。
  张爱玲的姑姑曾笑说她“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又分析她的父母纵有缺点,都还不俗,即不把钱当回事。可是她母亲对她的不耐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钱而起的,或许正因为对自己向父母讨钱时感到的那份羞辱难堪有着过于分明的记忆,张爱玲后来一再挑战式地特意宣称她对金钱的直率立场。她还在谈到对母亲的爱一点点销蚀时写出下面这样一行警句:“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假如这真是试验,那她已经证明了,她母亲对她的爱不可能是无条件的。
  当然她同母亲之间的隔阂不可能光是因为零用钱。母亲一去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张爱玲性格成长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而且母女二人天各一方,过的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当她归来时,她在女儿心目中诚然还是——至少暂时还是——那个“辽远而神秘”的形象,但女儿已经不是她记忆中的女儿了。《天才梦》中说:“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熟知张爱玲在父亲家里的不幸遭遇的人容易将她母亲的话理解成对她的处境的同情和担忧,实际上看看上下文便可了然,这里的“痛苦”是指张对生活的不能适应。这段文字并非纪实,带有戏谑色彩,但它多少暗示了她母亲的失望,因为女儿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淑女。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张爱玲在学校里接受的虽然是淑女式的教育,但是因为后母虐待她,父亲则以他的性情,即使在脾气好的时候也不会关心到她的这个方面,她的淑女式的训练在母亲走后事实上已经完全中断了。相反,因为心境不好,她除了读书用功之外,在生活上懒懒散散,打不起精神。这是她母亲不愿看到的,而当两人朝夕相处地在一起之后,张爱玲身上的这一面更加暴露无遗。以她的敏感,张爱玲不可能意识不到母亲的失望,以她原先对母亲一贯的仰慕艳羡之情,她当然想让母亲满意,甚至暗中非常希冀得到母亲的赞许,但是她力不从心。张爱玲在她母亲面前无疑有某种心理上的劣势,她母亲虽然不是什么成功的人物,但是她几度出洋,而留学深造正是她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她母亲是“西洋化的美妇人”,似乎也善于社交场中的酬酢。以“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的观点,以她的敏感早熟,则她在母亲与自己的对比中感到某种压抑是很自然的。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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