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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场景(2) |
| 八岁以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他弟弟是无辜的。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不过纵使弟弟夺了她的宠,由她父母那里表现出来的偏爱想必也并非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男尊女卑意识最重,最让她受气也最让她不能忍受的倒是底下的佣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女佣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张干常常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因为这个家将来是她弟弟的。张爱玲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张干也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处处揣摸主人心事、狐假虎威看其眼色行事,又满脑子可笑旧意识的佣人形象,比如《多少恨》中夏家的女仆。
从佣人那儿受的气使张爱玲发愿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但是除了不能变成男孩子以外,要胜过弟弟也太容易了。她弟弟身体没她好,没她聪明,没她会说话,读书也没她强,张爱玲说她“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家中并无别的小孩,弟弟也常是她的玩伴,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她出主意,她的主意经常得自佣人给她说的故事,或是看《隋唐》一类说部得来的印象。她喜欢将两人设想成金家庄上两员“能征惯战的骁将”,一个使剑,一个使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这种时候她是喜欢弟弟的,喜欢他的秀美可爱,常忍不住要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也许她认真地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还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不无留恋地提到这段生活,形容那个家里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八岁的时候,她们家又搬回到上海。是坐船走海路,第一次见到大海,张爱玲很兴奋,到了上海也还是沉浸在稚童式的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这个家要比天津那个家闷气多了,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张爱玲的兴致并不因此稍减,她称对于她,“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只是一团高兴很快就蒙上了阴影——她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不远了。这事给她很深的印象:“……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张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他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对张很小时就显露出写作才能也有几分得意,曾替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颇为像样的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他在寂寞的时候也喜欢同女儿谈谈亲朋间的笑话、琐事。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人,张从小一直听人说她像外国人,也一直对母亲的血缘感到好奇。多年以后,这种好奇心促使她去大看人种学书,搜寻白种人史前在远东的踪迹。她母亲当然不是因为长相上的原因而天生对西洋有一种向往。这位黄家小姐是被迫与张家少爷结的婚,尽管古来不知有多少捆绑夫妻,但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了,旧家庭里的气氛也有所松动,她甚至可以在结婚以后选择出国这条路,离开丈夫、儿女,跨洲越洋去留学——当然也可借此暂时避开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烦恼。张爱玲两岁时她就同张的姑姑一道赴法国学美术。她决然丢下儿女,而又能够成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的父亲此时已在外面娶了姨太太,她或许更觉不堪忍受,而那位遗少因为方结新欢,心神不属,甚至会觉她碍事也说不定,所以也不加阻拦。事实上她前脚走那位姨太太后脚就搬进了张家。 家庭生活场景(3) 母亲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大约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善,张的父亲这时痛悔前非,被送进了医院。她母亲按照她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常坐在地上看她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得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在这气氛中她开始学习做西式淑女了。她跟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至少这时候她还并不觉得学做一个淑女是困难的,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耐,相反,她学得兴兴头头,甚且把家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美的顶巅”,她后来称她平生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西洋式淑女的风度的”。作为这风度的一部分,她也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我们在她的中学作文《迟暮》中还可依稀听到这类感伤的遗响。假如她顺着这条淑女的路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幸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也真就难说了。 但这已经是“幸福的家庭”的尾声了。她父亲似乎在把命拣回来的同时也把遗少的脾气找了回来,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记性好一点的读者会想起,遗少脾气的男人想着法子弄光女人的钱,这是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幕:《金锁记》中小叔想骗来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里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死皮赖脸榨光女儿身上可怜的几个薪水;《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这在没落的大家族中是司空见惯的,张爱玲在她们家的圈子里听到、见到的这类事情肯定加深了她的印象。不过她父亲似乎还不是那样不堪的人,生活上也并非华奢靡费、挥霍无度。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父亲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是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她母亲自然明白这层用意,两人为此剧烈地争吵,每逢这时吓慌了的佣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这一幕给张爱玲的印象太深了,使她很早就领略到无爱的婚姻的不幸,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她的父母最后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自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掉彩褪色。这种感觉逐渐加深,当她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从外部打量生活于其中的封闭环境时,她的感受更加强烈。这个支点就是父母离婚后母亲的家。 张爱玲自她母亲回来后,就是母亲带回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在母亲的家的衬映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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