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在线免费阅读_张爱玲人物传记

另一个解释是，张爱玲是个女作家。尽管她对将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加以评论”心有不甘，可是一般读者对女作家另眼相看，更怀有普遍的好奇心，看来却是不可免的事实。而且，阅读女作家的作品，读者更容易做人、文合一之观，迅速越过其作品而寻求对作者本人的了解，甚至往往对本人的兴趣超过了作品，这也是“迷”之为“迷”的一端。翻翻现代文学史，女作家的生平经历、个人生活显然要比男作家更能挑起普通读者张看的欲望，也更容易被涂染上传奇色彩。有的作家，像白薇，其作品时过境迁，不大有人读了，其传记倒不乏读者，即如丁玲、萧红，读者对其传记的兴趣也绝不在其作品之下。
　　对于读者大众，女作家似乎天生就带着神秘感和传奇性。张爱玲其人在“张迷”眼中是更带传奇色彩的。她的几篇自传性散文道出了她早年生活中的不幸与她内心的孤独，她与汪伪政府高官、长她十五岁的胡兰成的一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更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假如说她的生平与萧红、丁玲、白薇诸人的经历相比尚不够浪漫或富于戏剧性的话，那她奇特的出身背景，她的衡之以常理常情可称冷漠怪僻的性情，对读者的好“奇”心是一种大大的补偿。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后面的“可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行来却是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几乎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致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凡此种种，均使张爱玲成为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而谜，往往更使人入“迷”。
　　然而，如果要在传奇上做文章，我们最好还是去寻思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传奇——她的有异于众的创作历程。张爱玲名作《传奇》、《流言》中的全部作品均写于二十五岁以前，那时她对人性已有独到的、稳定的把握，技巧已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臻于化境，这样的早熟早慧，求诸现代文学史，再无第二人；现代女作家中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不了情》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的中学、大学教育均在西式学堂里完成，但她却钟情于中国的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地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归根结底，张爱玲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怪人、异人而存在的。也许她将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史。遥想几十年、几百年后，她会像她欣赏的李清照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也说不定，而我们知道，那时候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现代作家肯定都将被忽略不计了。还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人们如被张吸引，重要的将不是她的传奇经历，而是她的作品散发的独特的芬芳。假如张爱玲真像她在《天才梦》中戏称的那样，“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那我们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待她，虽然仔细想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个案都有分析的必要，但也只是“必要”，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他的怪僻、逸闻之类，也只配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单纯的称奇足以造谜而无助于解惑。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理解，是对张爱玲的完整的认识，那么我们对待这位作家，最好还是采取她本人看人看世的态度：“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将“传奇”归于不奇，倾听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响”。
从前(1)
　　1945年4月某一天的傍晚，张爱玲独自一人在黄昏的阳台上，还未从与苏青的交谈中回过神来，她们方才正说到上进心，说到未来的世界。苏青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道：“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嘛！”
　　此时她骤然看到远处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以为那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正自红红地升起。月亮在往上升，她的心却是往下沉，她想道：“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带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我们也许可能选中这一幕来定格：她最爱与之相伴，也最能撩她思绪的月亮；渐起渐浓的暮色于暧昧不明中布下意兴阑珊的氛围；高楼上有凭栏独自沉吟的人。你尽可以说它是一幅现代的仕女图。
　　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明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也许她会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悲喜浮沉，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同学，她有过交往的那些人。也许她想到了她家人：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的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到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我们确凿无疑知道的只是一点，她所沉吟的“乱世”从她外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个人在历史中如同微尘一粒，然而一脉相沿，繁衍不息，他又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方生之时就已经有了他的从前——他的家谱让他的生命同遥远的过去相连。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
　　她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篑斋）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这两人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各有抱负，均思振作，而都回天无力。张佩纶马尾一战中看着中国的水师土崩瓦解，或许会感到大清的江山就要沉没；李鸿章则在同那些深目高鼻的谈判对手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无奈地后退、让步，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目睹了“乱世”的到来。
　　张、李二人不仅是正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野史中的要角。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命运经众口纷传、文人渲染，变得尤其富于传奇色彩，这里面最经典的也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有关描述。他的发迹在曾朴的笔下就很有戏剧色彩：庄仑樵（即张佩纶）虽科场得意，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但这位才子却是地道的穷京官，没有多少油水，又兼妻子亡故，自己不善理财，弄到有时一连三天吃白粥的地步。一日正吃着白粥，想到京里京外的官员毫无才学，就凭心黑手长、贪赃枉法，一个个居然都是鲜衣美食、驷马高车，不由心下愤然。曾朴以极世故老到的口吻半揶揄地忖度他的心理：“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一本奏上去，“上头”嘉许，庄仑樵愈发得意，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自此他“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他靠一本本的奏折骤然间飞黄腾达了。
从前(2)
　　野史不免夸张，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吴大徵、宝廷、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一道，有“四谏”、“十朋”之称。这正是“清流党”的鼎盛时期，几个中坚人物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张佩纶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他战前慷慨陈辞，心雄万夫，其实全凭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到任后并无用兵方略。这一年7月，法军统领孤拔于大风雨中率战舰掩袭，清军全无防范，又兼兵器陈旧，遂大败亏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毁于一旦，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马江之战”。张佩纶身为统帅，不仅指挥无方，贻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故而立时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很快被朝廷问罪，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终成话柄。
　　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刑满释归，一位大人物将他这个落魄之人收归帐下。这个大人物就是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佩纶过去参过他骄奢罔上之罪，而且李是主和派的领袖，而今居然不计前嫌，肯于提拔昔日的对头，自然被人称道，一时传为美谈。更妙的是李鸿章又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张佩纶，（张的妻子流配期间亡故）张由入幕之宾变成了东床之婿。此事轰传士林，人人皆道张又交好运，到了《孽海花》中，则更演为才子佳人式的佳话。
　　据说中堂大人的这位千金“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且在闺中对张已生仰慕之心，又同情他的时运不济。戏剧性的“惊艳”一幕发生在威毅伯（即李鸿章）卧房里，庄仑樵有事前来参拜，见床前立着一个美貌的小姑娘，一时不及回避，却被威毅伯望见，唤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小姑娘红了脸，道个万福，飞身逃进里屋。更巧的是庄仑樵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就见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起首两句便写道：“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是“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他竟是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威毅伯笑嘻嘻告他这是“小女涂鸦之作”，庄仑樵听后立起身来“正色”赞美。威毅伯又笑托他替女儿物色配偶，且规定“要和贤弟一样”，还“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下明白，出来就托人去求婚，威毅伯自然是“一口应承了”。
　　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也一样地容易弄巧成拙，因为上面那个戏剧性的场面中威毅伯父女俩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听上去简直像是威毅伯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来赚庄入局。但是佳话总是为人乐道的，人们对这段姻缘，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比对张、李二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多少年以后的人谈到张爱玲时，也免不了要把祖上的这桩传奇婚姻拉来凑趣，仿佛如此一来，“张爱玲传奇”便更添传奇色彩。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有一次她对人说起，她祖母其实不大会作诗，外间传的两首诗（即《孽海花》中的两首七律）也是张佩纶改过的。既是改作，说不定诗还写在两人婚后，果真如此，曾朴笔下的佳话便彻底“解构”了。推论出此事的真相无关本书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底”让我们识得张爱玲其人：她不要传奇，不要佳话。
　　李鸿章显然器重张佩纶的才干，这才将他引为心腹，他住在天津时，张也一直随他在幕中。但是二人虽成了翁婿关系，张佩纶“清流党”慷慨言事的书生意气似乎并未全部收敛。1900年他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与李鸿章的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回到南京，从此称病不出，绝足官场。同辈中张之洞做了两湖总督，吴大徵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大臣，他们偶或路过南京，故人相逢，把酒言欢，张佩纶曾慷慨悲歌，泣下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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