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佛教的传入与展开在线免费阅读_世界中世纪宗教史哲学宗教

取得大批佛经后，西夏王朝便组织大批人力译经。根据现存的一些西夏佛经发愿文及经文前木刻版画可知，西夏的译经场借鉴了汉族译经的经验，除了译主，还有证义、度语、笔受、润文等一批助译人员，而且译经僧中，党项、回鹘、吐蕃、汉等民族成分皆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西夏从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年）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的 53 年中，共译出佛经 3579 卷，在国内各民族中是译经速度最快的。这除了因为西夏引进的大藏经本已相当系统完备外，也与西夏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许多经文题下注有皇帝御译，皇后御译等字眼，有些版画上还有皇帝、皇后亲临译场指导译经的图象，说明西夏统治者对佛教信仰之虔诚，支持之有力。关于西夏佛教活动的情况，官方正式文献缺乏记载，仅在现存佛经前的发愿文中，记录了当日佛事之盛况。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载：为发行此经，罗太后一次度僧三千员，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施佛像、佛经、佛珠八十万幅、部、串，又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法会，做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散囚五十二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一次佛事便如此糜费，对于地处西北落后地区的西夏来说，肯定是一次沉重负担。类似的佛事还有很多，固然从思想上有巩固王朝统治的作用，但也必然加速了帝国经济的衰落。

西夏佛教宗派流行的情况不详，仅能从现存的经文种类来推断，西夏地区有禅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密宗流行。因为这些宗派所崇奉的主要经典在西夏都有译文，并广为流传。西夏僧人地位很高，许多被封为国师，出入宫禁，成为帝王的顾问和助手，对稳固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3）金代佛教的传入与展开
女真在建国以前便已从临近的高丽、渤海等地输入了佛教。灭辽后进入中原，又占领了宋都汴梁及淮河以北地区，当地发达的佛教文化给予女真人更大的影响，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佛化了。金朝诸帝对佛教皆采取扶植政策，把大量的土地、金钱赐给僧人，致使寺院快速发展。“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统治者也吸收了辽代过份崇佛导致国力衰退的教训，对佛教的发展实行严格的控制。金朝效仿唐宋，建立自上至下的僧官制度，考试僧尼，发放度牒，严禁民间私建寺院。凡私自度僧者，给予严厉的处罚。金代早期对佛教的管理是严格的，然而章宗朝以后，国内政治腐败，外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朝统治者也效法宋室，公开出售度牒、师号以补国库亏空，从而导致僧侣队伍的腐败。

金朝继承了辽、宋两代北方佛教事业的基础，所以比较成熟、发达。在佛门诸宗中，仍以禅宗的临济和曹洞两派最为流行。临济一系有道询（1086 年——1142 年）住山东灵岩寺传法，较有名气。圆性（1104 年——1175 年）在大定年间曾住持燕京潭柘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另有相了（1134 年——1203 年）、道悟（1151 年——1205 年）和教享（1150 年——1219 年）等人在北方各地传播杨岐“看话禅” 一派的禅法。曹洞宗中最著名者当推万松行秀（1166 年——1246 年），俗姓蔡，15 岁出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参雪严长老，“豁然开悟”，并成为嗣法门人。后还邢州（今河北邢台），建万松轩自适，号称万松老人。他曾受金章宗之命入宫说法，受赐袈纱。他写的《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名著。他的弟子称赞他“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材无碍。”他曾劝金、元两朝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成为一时的名言。
金代华严宗有名僧宝严、义柔、惠寂等人，在北方大寺多次开讲《华严经》。密宗有法相和知玲二人较为知名，在民间弘传金刚界曼荼罗法。净土宗在金代亦为天下共宗，祖朗、禅悦、广思等人宣扬净土思想较有影响，开北地结社念佛风气之先。律宗则以悟铢、法律最为著名，后者曾于皇统二年（1142 年）奉诏度僧十万。

5．元代的“帝师”制度及其西藏并入版图
元代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为了对广大地域的各族居民进行统治，蒙古族统治者很注意利用当地的宗教组织，拉拢扶植，以固王化。蒙古帝王及其贵族，经常一次便将几百顷土地，几万两白银赐给寺院，使中国佛教很快便恢复到了宋、金时期的规模。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统计，全国寺院 24，318 所，僧尼 213，148 人，禅宗有曹洞大师行秀，临济大师印简（1202 年——1257 年）、妙高（1219 年——1293 年）在北方弘化。在南方则有临济宗人祖钦（？——1287 年）、原妙（1238 年——1295 年）、行瑞（1255 年——1342 年）、一宁（1247 年——1317 年）等人，四出活动，传播禅法。天台宗有性澄（1253 年——1330 年）传承香火。华严、唯识、律宗虽不发达，但也绵延不绝，香火不断。

元代佛教最突出的特色是建立了前所未闻的“帝师”制度。《元史·释老传》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日而语。” 元代之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元亡以后帝师制度也随即消失，所以帝师制度成了元代佛教史的标志。《释老传》又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于郡县土蕃之地，分官设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显然，帝师之号并非仅仅出于对土蕃高僧的尊敬，而是基于治藏的需要。
元代第一位帝师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1239 年——1280 年）。1252 年忽必烈进军云南途中驻节六盘山，八思巴东行拜谒世祖，深得世祖赏识。元统一中原后，为了推行“重色目而轻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释教”。他亲为世祖皇帝、皇后及皇族成员授灌顶礼，以后相沿成例，只有受过帝师灌顶的皇子才能登基。后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了新蒙文，因而升为帝师，赐 “大宝法王”号。八思巴逝世后，谥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评价之高无与伦比。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天下僧务及土蕃地区事务。宣政院使一般由宰相兼任，而副使或由帝师担任，或出自帝师推荐。藏区文武官员的铨选，驿站及驻军的设置，户口调查，喇嘛封赐，皆由宣政院全权负责。若遇土蕃“有大征伐”，可参与枢密院机要。所以，实际已经把帝师变成了西藏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开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先河。八思巴以后，元代又册封了 11 位帝师，都出自萨迦昆氏家族，使之凌驾于其他诸派之上，成为当地最高统治者。
元代帝位制度作为一种宗教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在此以前，土蕃有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的社会政治机制，而八思巴受封表明，元朝的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区行使设官任职的政治权力，西藏正式并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宗教作为加强民族联系的纽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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