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妥协的样式在线免费阅读_好好爱自己文学小说

对了解犯罪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四十多年来，通过坦慕尼协会的监督、管理以及改革，滨水区已经变成了一块受到保护的孤立的小块政治地盘。之所以会这样，既是因为想要保持滨水区现状的工商界的单纯关系的缘故，也是因为它所纳贡的政治机构的缘故。
　　在纽约港作业的有155条海航线，十来个大型（及20个小型）装卸公司，五六条重要铁路线，以及一些拖船经营者等等。
　　在熟悉行内规矩的过程中，“精明的”商人不得不学着少遇到麻烦。而最大的麻烦来自政治。由于纽约港是一个市辖港，商人不得不同该市商谈码头租用事宜，取得各种执照，并学会同港务和航空局打交道的办法。要是没有一点儿政治手腕，要是没有一定的政治后台，那么他将必败无疑。
　　大约50年以前，坦慕尼协会臭名昭著的领导人查尔斯·F·墨菲提出了开发码头承包资源的可能性。在1905年10月1日《纽约世界》上的一项当时的统计说：“在墨菲担任坦慕尼协会领导人期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主要通过对于码头处的控制，他的皮包公司获得了总计达3 000万美元的合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伯里调查表明，北方德意志利里欧伊德公司给美国民主党俱乐部支付了5万美元以竞得该市刚刚筹建的一个新码头。这个码头本身向市府开价633 000美元，通过坦慕尼协会领导人乔治·奥尔维尼的法律事务所，向市府开价却达到了300万美元。这个历史在每一代人中一再地重复着；1947年，在奥德威尔执政时期，试图租用一个码头的一位走私者被告知，如果他想要见到坦慕尼协会实权派人物克莱伦斯·尼尔，那么就得支付10万美元的服务费。作为这些内幕被披露的一个后果，奥德威尔的港务和航空局局长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被辞退，但是都平安无事。
　　由于坦慕尼一直具有重要的渗透力量，国联在纽约的权力资源之一是它在坦慕尼协会的影响力。从1928年到1938年，约瑟夫·瑞安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称“劳联”）中央职业和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在那个位置上充当政治运动中的“劳工”代言人。因此，由劳工作出的正式政治保证实际上来自约瑟夫·瑞安。说得更明确一点，码头装卸工人同卡车司机结成了长期联盟，那种联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它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持着坦慕尼的斗争。在主要由爱尔兰领导人组成的“西岸”坦慕尼集团中，瑞安一直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他在1938年选举后来的米歇尔·J·肯尼迪进入国会中起了推动作用。再后来，肯尼迪被选举为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
　　多年来，国联之另一个隐藏的权力资源是约瑟夫·瑞安同一位著名纽约商人所建立的一种奇怪而稳固的友谊。那位商人名叫威廉·J·麦科马克。他经营着港务和商业等多项业务。在30年时间里，麦科马克是民主党政治中的一股潜在势力。他是强大的美国货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多年担任该公司的副董事长，那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在一些大宗承包和运输投机中，他是桑姆·罗索夫的伙伴。【据说（也许是有人杜撰的），麦科马克与罗索夫是以一种独特的合伙关系发迹起来的。罗索夫有一份把所有煤渣和灰从市建筑物包括学校中搬运出去的合同。而麦科马克则获得了一份纽约市铺设城市街道的合同。罗索夫把煤渣倒到西岸空地上。麦科马克的卡车则从那里装运这些煤渣用来铺设该城市的道路。】政治上有后台的罗索夫是转混水泥公司的所有人。那家公司拥有大量城市合同，并且向建筑包工头们供应建筑材料。他的摩拉尼亚石油公司向纽约市供应汽油。他最大的企业，泛斯蒂维多尔公司，专门从事卸下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运人纽约市的所有货物，主要是每天运人这个城市的所有水果和疏菜的业务。实际上，多年来，麦科马克充当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在纽约政界中的代理人角色。
　　麦科马克同约瑟夫·瑞安的友善关系由来已久。实际上，麦科马克早就担任约瑟夫·P·瑞安协会年度宴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职务。那个协会是一个兄弟会，通常每年举办一次奇特的联欢会，会上聚集了市政名流、船运公司职员以及滨水区居民，像达蒙·兰扬小说描述的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达蒙·兰扬（1884-1946）：美国小说家。其小说以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百老汇三教九流人物著称。】。由于他在工会圈里、在运输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中的影响力【按照餐馆老板图斯·肖在《纽约人’传略上的说法，麦科马克与国联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至于麦科马克送给后者的长子一个银质吊货钩和国联的终身会员卡！】，由于他在商务领域的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实力，沉默寡言的威廉·麦科马克长期被人看作是码头的实际霸主或“老大”。麦科马克与瑞安的友谊似乎为他本人在国联对泛斯蒂维多尔公司处理上带来了极大便利。那家公司专营卸下宾夕法尼亚铁路运抵港口的所有货车。虽然国联在1951年开出的码头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2.1美元，但是在麦科马克码头工作的人，一个独立的国联分会的成员，每小时只领到1.54美元的工资（在这些码头的2 000余名雇员中每人每小时节省了56美分！）。其理由是，这些人是铁路“装卸工”而不是码头装卸工人。但是当有人提出这些人应该享受《铁路退休法》的多种福利时，他们又被说成是码头装卸工人。
　　这种政治妥协的后果是最明显地抑制了对滨水区的必要改革。1948年，纽约港务局【由纽约和新泽西州特批的一个独立代理机构。它负责管理哈得孙河桥梁和隧道、该都市的机场以及一些港口设施。】向市里递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打算让码头像商务那样脱离政治，只受港务局管理。实施该项计划需要1.14亿美元的资金，以便在水上建立一个大型生产集散基地（替代低效而杂乱的华盛顿市场区块），包括连成一片的铁路卡车水上码头、一些新建码头，以及一个交通管理计划。这项规划将导致更强大的劳动机械化，减少等待的时间，更加灵活地制订就业规章制度——总而言之，这项规划的实施将使一个混乱而日趋解体的产业“合理化”，将重新利用这个港口，使它重获声誉。但是它也将剥夺麦科马克对某些码头的管理。这项提案被市府所否决。其理由是向市府担保的财政收益不够多。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它将动摇诸多特殊利益。在哈得孙河的对岸，泽西市的生活简单而直接，那里的政治也显得野蛮冷酷而不加掩饰。国联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政治妥协的意义。在泽西市，对于那些忠实于政治体制的人来说，码头仍然形成了取得工作保护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装运特许权是政治获胜的战利品之一。反过来，工作回扣和来自这些奖金的税额为政治机构提供了经费。
　　变革时期从来就是一个绝妙的社会学实验室。泽西市海牙机构衰落之后的这个时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受非法团伙支配的工会和腐败的市政机构之间复杂而肮脏的关系。1948年，腐朽的海牙机构被一位反叛首领约翰·V·科尼所推翻。新上任的科尼市长的追随者们自然想要捞点好处。这位“守旧派元老”受到约瑟夫·瑞安的支持，而瑞安同海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罢工之后，达成了一项和解方案，科尼的人从此接管了D码头，而海牙——瑞安的装卸工人仍然控制着附近的F码头。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路奇·卢西亚诺的老搭档托尼·斯特罗，化名本德，领导的来自纽约的一个新非法团伙想要控制美国军用的林德大街码头。在其追随者的干扰之下，泽西市市政府大厦无法为它的信徒们在林德大街找到工作。科尼市长对此进行了干涉，他公开地污辱本德是一个“纽约暴徒”，并且把他的弟弟多米尼克，一位妓院老板，赶出了码头。最后，科尼只得息事宁人。他低声下气地渡过哈得孙河，半夜三更在一家纽约饭店里秘密会晤了本德。纽约地区检察官哈根揭发了这次会晤，并且称之为“黑社会统治着滨水区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证明”。
　　船运公司对此毫不在乎，因为它们没有因这种控制而遭受什么损失。实际上，通过同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工会的平安相处，它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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