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历史在线免费阅读

在工会的背景或性质里，是什么因素使它走向难以收拾的境况呢？
　　如果与城市政治上各个相互竞争的种族集团的复杂背景相比，“移民”工会的政策和策略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些。正如纽约的“犹太人”工会——女士服装工人、混合制衣工人和制帽工人——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就与社会主义政党交织在一起，同样，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工会——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和建筑行业——与坦慕尼协会及其特权体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早期的建筑工人、承包人和装卸工人都是自力更生的工会成员。他们通过获得铺路、拖运、建设等城市合同而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些努力过程中，他们经常得到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的帮助。在这些互相勾结的过程里，一张复杂的友谊和政治联盟之网出现了。除了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失败历史，码头工人工会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码头组织在东海岸有一段零星的历史。19世纪70和80年代，一群工人组成了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想要稳定码头秩序。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爱德华·麦克休的英国人作出了更加坚定不移的努力，他是伦敦和格拉斯哥码头工人工会派到纽约来组织码头工人工会的特使，目的是对付顽固的雇主，希望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采取工会行动。麦克休组织了美国码头工人工会，但是和当时其他许多工联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政治了。1886年，麦克休和羽翼未丰的码头工人工会参加了亨利·乔治的市长竞选，但在第二年，当联合工党的联盟垮台时，工会衰落了，麦克休回到了伦敦。
　　在20世纪到来之后，西区的一个名叫迪克·巴特勒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复兴了纽约的码头工人工会组织，他接受了该组织的旧名称，重新启动了独立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巴特勒在年轻时曾当过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不久就发现了政治的享乐之路，他发现百老汇花花公子和酒馆老板的舒适生活更合他的胃口。但是，经过所有这些人生经历，他在工会里一直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前纽约警长和坦慕尼协会里的反对派大富翁德弗里的追随者，巴特勒意识到工会是一个用来做政治交易的方便的基地，在坦慕尼协会候选人的选举闹剧中，他可以利用工会获取——和保护——他的选票。他采取的集体谈判的方法是原始的。在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复兴后不久，他为码头工人们争得了每小时增加三美分工资。“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接下来和富兰克林作推心置腹的谈话，他现在是国际商船队的头儿。”直到现在，个人接触是支配“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谈判的方法。
　　同时，在1892年，“五大湖地区木材搬运工人”工会在布法罗成立，它依附于“劳联”。一年以后，其管辖范围扩张到所有的码头工作，第二年，即1894年，它改名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在奥康纳的领导下，该工会在五大湖地区开始发展，奥康纳曾是五大湖地区修理拖船的船坞工人。1906年，奥康纳成为五大湖地区领照拖船工人保护协会的头儿，后来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头儿。
　　1912年，奥康纳似有“强行挤入”东海岸之势。为了避免手足相残，迪克·巴特勒将他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与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合并，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第一个大西洋地区的主席。第三个人的加入组成了早期“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领导层的三头同盟。他就是意大利的职业拳击手保罗·瓦卡利，他的化名保罗·凯利更为人所知。瓦卡利是在一艘运垃圾的平底驳船上开始其事业生涯的，他不久就组织了平底驳船平舱工人工会。他走上岸，像巴特勒一样，在保持工会工作的同时经营酒馆生意。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老提姆·沙利文的影响下，瓦卡利成为下东区的政治老大。他在琼斯大街上的酒馆名叫“小那不勒斯”，是纽约本地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如“修士”伊斯曼、“六指”墨菲、“九眼”唐尼根、雅基·雅基·布雷迪和老杰克·齐利格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权力上的三头同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合。1917年，迪克·巴特勒开始向奥康纳挑战。当然巴特勒需要一些军费，他向其政治上的和黑社会上的朋友求助。在百老汇各处的所有赌徒都给巴特勒的战争基金捐过款。（阿诺德·罗德斯坦是黑社会的金融家，捐了l 500美元。）巴特勒只是说：“赌徒对我很感激，因为我在盖诺统治期间保护过他们。”巴特勒还得到了大西洋区及其两个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约瑟夫·瑞安和阿尔·马里内利的支持。巴特勒还得到了三巨头中的另一成员保罗·瓦卡利的支持，但是，像古典文学中常发生的情节那样，瓦卡利在最后一刻背叛了巴特勒，转而支持奥康纳。巴特勒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输掉了。
　　两年后，即1919年，巴特勒在加尔维斯顿作了第二次尝试。他想说服约瑟夫·瑞安去竞选主席之职，但后者拒绝了。当老迪克去参加工会会议时，他惊讶地发现他和同伴马里内利均被拒绝给予席位。巴特勒攻击奥康纳是破坏罢工者。后者反驳说，巴特勒和马里内利组织了一家私营侦探所，向工人们“勒索”“保护费”。巴特勒在抗议这些指责时说：“为了支持这项善举，我们每年向每人收一美元，这是组织劳工的普遍做法。奥康纳对这一切很清楚，但是他却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反对我们。”
　　巴特勒在1919年那次著名的港口大罢工中，以惊人的方式争夺权力。在战争期间，生活费用直线上升，但是政府的“国家调整委员会”却将码头工人工资仍然压制在每小时65美分。
　　工人们要求规定工时的工资为1美元，加班时间的工资为2美元；他们却只得到“伍尔沃思【伍尔沃思，一家百货商店，由商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思创办。189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开办第一家“五分一角”零售商店。】式的提薪”——规定工时的工资加5美分，加班时间的工资加10美分。工会的普通成员不理睬领导，15 000名码头工人罢工，港口完全瘫痪了。由于未能控制工人，奥康纳宣称港口已经由“码头工人中不负责任的歹徒”所接管，码头工人们“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冲动地举行未经批准的罢工”。但是这些“颠覆分子”的领袖正是迪克·巴特勒。纽约市长希伦和泽西市长弗朗克·海牙令人不可思议地——也许也不那么奇怪——支持巴特勒，希伦是威廉·朗多夫·赫尔斯特的傀儡。事实上，当船运公司想将一些破坏罢工者（或工贼）安插在泽西码头时，弗朗克·海牙的警察坚决反对他们。暴力在整个港区突然爆发。罢工者坚持斗争了4个星期。最后，通过劳工部长威尔逊的干预，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是希伦市长、瓦卡利和詹姆斯·休斯。希伦和巴特勒向码头工人许诺一个新的补偿方案，罢工者才回到码头继续工作。
　　作为对奥康纳在1919年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报，哈丁总统任命他为船运业董事会的成员；柯立芝总统任命他为该董事会的主席；胡佛总统重新任命他担任该职；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将他赶下了这个宝座。巴特勒重新回到坦慕尼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被吉米·沃克任命为“白象”布朗克斯区终点站的监管人。约瑟夫·瑞安接替瓦卡利担任工会的副主席，最后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巴特勒漫不经心地说：“约瑟夫·瑞安1913年在我手下时逐渐适应了，如果他没有忘记我教他的那些花招，他应当能应付得了。”瑞安的确如此。在25年的时间里，约瑟夫·瑞安成了国联的卫道士。他68岁仍然身健体壮。在对被牵涉进去的某桩罪案表示悔过之前，他是坦慕尼协会绅士中一个卡通式人物：西装革履把他的大块头裹得严严实实，粗壮的手指上戴着硕大的珠宝戒指，一个像球一样的鼻子搭在一张满是横肉的脸上。瑞安时常出没于百老汇游乐场所，好吃好住，纵情享乐，偶尔也到豪华的切尔西旅馆去品尝鱼子酱。依他后来供认的话说，他爱吃鱼子酱的癖好是在装着俄罗斯产美味佳肴的箱子经常在卸到码头上时被摔开的那些日子里养成的。
　　对于约瑟夫·伯特里克·瑞安来说，生活并非生来就如此称心如意的。他生于1884年。父亲是一位庭园设计师。他早年丧父。不久，其母也随父而去。约瑟夫在与哈得孙河毗邻的环境恶劣的西岸长大。在“良好的”切尔西传统熏陶下，在读了6年书之后，他在12岁时离开学校。他干过多种工作。他做了5年半的电车管理员和两年的小车巡查员。在对这些工作感到厌倦之后，在1912年，约瑟夫找到了一份码头临时工作。不久，因其天性活泼好动，拳头又硬，并且能说会道，他成了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在初到码头的那一年，他在码头作业时，一个挂在吊索上的重物破碎后掉下来砸到他的身上，致使他部分伤残。约瑟夫所在的第791分会为了照顾他让他担任非全日制的财务秘书。从那以后，约瑟夫没有做过装卸工作。在3年时间里，他的那份工作由兼职变成了专职。约瑟夫·瑞安于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位老练的劳工政治家，他在1918年成为该工会的国际部副主席，1927年成为该工会的主席。1943年，一次隆重的集会选举他担任该工会的终身主席。10年以后，他在四面围攻之下灰溜溜地下台。
　　尽管约瑟夫·瑞安象征着对码头装卸工人的“爱尔兰人”统治，但是实际上这个工会一直是以意大利人占多数的。瑞安之所以能够做老大，是因为拥有坦慕尼协会爱尔兰领导权的他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要让警察局不干预非法团伙就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是因为他有“面子”，他可以与托运人打交道，而意大利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抛头露面；此外，还因为约瑟夫·瑞安使意大利人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严重的地理分割是政治隔阂的基础。沿着哈得孙河，几乎所有的西岸码头都在爱尔兰人的控制之下。这些码头是建得最早的码头。作为较早的移民，爱尔兰人聚集在这些地区。西岸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人生活在码头附近，生活在切尔西以及介于纽约市闹市区和哈得孙河之间的富裕地带。酒店和教区住宅把他们的生活联结了起来。他们很少搬迁。他们是孤立的团体，与纽约市里的其他种族团体毫无瓜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船运业的发展，拥挤的哈得孙码头已经不堪交通的重负，于是在布鲁克林、斯塔滕岛和霍博肯，新码头和新堤岸建了起来。与这些码头相毗邻的是贫民区，意大利人就生活在那些社区里。他们就在码头上找工作。并且，在非法酿酒业、赌博业和毒品交易领域拥有深厚根基的意大利非法团伙头目迅速地转移到了这些码头上。
　　在布鲁克林，非法团伙控制的核心地区是“国联”的6个所谓的意大利地方分会。其4 000名成员在从布鲁克林大桥到第20大街的南布鲁克林码头工作。在20年的时间里，这些分会被臭名昭著的伽马达家族及其地下合伙人所把持。在那些年里，这些合伙人包括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乔·阿多尼斯以及其他有名的意大利非法团伙成员。1939年，一位名叫彼特·潘多的普通工会成员领导因为在滨水地区抗议敲诈和掠夺而遭到残酷杀害。两年之后，他的尸体在新泽西的一个石灰窑里被找到。由于这起凶杀案，“凶杀组织”的主要执行者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被逮捕。尽管非法团伙的前杀手阿利叶·塔尼帮作证说阿纳斯达西亚曾经亲自部署了这起凶杀事件，但是地区检察官威廉·奥德威尔毫无理由地没能坚持对此提出公诉。（这个案件在多年以后奥德威尔当上纽约市长时还困扰着他。由基弗维尔委员会提出的释放阿纳斯达西亚问题，奥德威尔从来没有作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在紧接着潘多凶杀案的调查中，布鲁克林大陪审团披露，1940年，这6个分会掠夺了数十万美元的财富；但是，神秘的是，其卷宗要么失踪，要么被焚毁。在这次凶杀案之后，尽管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声明对布鲁克林分会进行改革，但是伽马达家族仍然有效地保留着对这6个分会的控制，阿尔伯特的弟弟托尼·阿纳斯达西亚后来逐渐取代了伽马达家族。尽管托尼在1946年曾经带领一帮罢工破坏者支持过菲尔普斯一多奇公司，但是他仍然成为艾里克·贝新码头帮的头目，并且在不久成为整个布鲁克林滨水区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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