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吴小娟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杨小凯夫人）
　　小凯走了！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无尽回忆……
　　1979~1983年我们在中国
　　1979年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通红，感到又好笑又生气。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认真负责。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得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文章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只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那次与他家人见面，我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地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开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尺寸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那时候我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的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父亲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看望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相片。但是，在回湖南的途中，我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医院急诊。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1981年）春节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需用品，到长沙与小凯团聚。早上5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从火车站步行来到小凯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需的家具，就在小凯家结了婚。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我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沈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做了坐牢的噩梦，浑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噩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自己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邹教授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总理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总理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3~198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和耶鲁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便想尽办法将我们母女俩接到美国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能到美国一起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他即将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都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对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感到非常激动。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苏珊·麦克法登（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苏珊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结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做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晚上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寻出路。小凯在耶鲁做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7月，小凯的同学帮我们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小凯的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
　　当时我们在耶鲁没有朋友，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8个月大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了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意识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 000美元，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美元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而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去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圣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1月，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冻得大哭。现在回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寄求职信。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获得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父亲。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并获得了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 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炎症，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华人社交圈，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7月?到墨尔本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还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 4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只申请到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小凯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
　　我们在丹德农北部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杰夫·博兰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讲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我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我对他说，只要人回来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借这个机会，十年来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拢嘴。我们在香港只待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各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讲学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伯伍德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把泽华送到鹤凌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需三四个小时，我白天又要上八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享天伦之乐。圣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人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所以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我们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蒂尔堡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999年11月，我们的女儿小溪被发现长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中国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于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圣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知，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得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消失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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