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杨小凯的贡献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为我的朋友和同事杨小凯写这篇追悼文章。杨小凯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最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近20年的工作中，杨小凯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基本洞见是，在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杨小凯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项目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事实上，这个数学框架的缺失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开拓者，诸如马歇尔、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和施蒂格勒（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著名劳动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受挫。于是，杨小凯起用了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内部边际分析的严谨方法。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杨小凯认为，一个关于劳动分工的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工具，也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全世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与工具聚集到一起，来讨论并研究劳动分工。
　　杨小凯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发展与增长理论在概念和数学上的简化，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单一的“代表商品”和“代表人”，经常是用沉船之后孤身一人的鲁滨孙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关模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型主要关注代表人和代表企业的储蓄及投资模式，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怎么通过市场、组织、社会和政治相互关联。按照这样的模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而鲁滨孙在他的孤岛上的收入增加则是生产资本积累的结果。
　　因此，发展经济学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把它们作为几十年来的主要分析工具。为了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苏联将对资本积累的强调推向极端，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手段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包括牺牲农民的收入，从而积累资本和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家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不完备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可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则常常是另外一回事。正因如此，经济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也因如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这需要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对提高生活水平来说，法制和市场力量要比强制更为有效。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追随者的伟大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规模。杨小凯的模型生动阐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严谨的数学模型阐述了这种关系。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规模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了决定市场规模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环境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小凯的模型还把贸易收益放在一个比“比较优势”的标准概念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地位上，他的模型有重要且现实的特征：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各方在它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相似的一个结论，虽然两者内涵有所不同但形成互补。贸易，如斯密最先解释的，允许从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中获益。杨小凯的模型，适当注意了由于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而增长的生产率，从而凸显了困扰一些贫穷国家并使其陷入自我毁灭和毫无希望的闭关主义的劣势。保护主义必然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益处，这可以回溯到斯密启蒙思想的论点。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利茨、迪克西特、克鲁格曼等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具有杨小凯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特征。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好处，以及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包括产业的数量是怎样影响经济效率的）。这两种模型看起来确实很相似，但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上，把他的理论作为上述研究方向的补充，使我们收获更多。杨小凯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最深刻的工具，来理解在专业化条件下经济相互作用的网络。
　　杨小凯是一个勇敢、专注而坚定的人，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探索经济分析的基础。杨小凯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当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小凯极富洞见的描述，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种初始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下，杨小凯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开始深刻思索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他写了一篇提倡改革的勇敢宣言，致使自己陷入政治危险之中。这个宣言激起了波浪，虽然令他即刻声名远扬，但也使他很快遭到逮捕，他的“高等教育”便开始于十年残酷的古拉格（特指监狱，由前苏联劳改局得名）生活。杨小凯在其令人屏息和感动的《牛鬼蛇神录》中讲述了那段痛苦的经历。
　　正像杨小凯自己描述的，他正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开始学习经济学的。他用那些在监狱里私下流传的书籍和杂志学习，同时向因思想而获罪的知识分子难友学习。很多他的“教授们”再也未能返回大学，而是死于非命。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杨小凯被引导着开始探索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最终探索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前沿的光辉，也没有可以在学术背景下浮现并成倍放大的小问题，杨小凯一如既往地探索着中国的贫困、城乡关系、专业化和专业知识的作用。我相信，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杨小凯开始形成他将来的勇敢而又富有洞见的研究计划。十年监狱生活之后，杨小凯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就读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论研究工具。不过，在那以前，他已经开始探索经济学中最基础和最尖锐的问题了。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认识杨小凯的，当时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杨小凯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前东欧和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正处于转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中国和东欧的比较分析需要考虑两者基本条件的差异性（比如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异，甚至自然条件的差异）。我们也一致认为，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体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效的讨论促成了杨小凯在1998~2000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并使我们在许多项目和论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时间，我们决定共同写作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著作。杨小凯尽职地承担了研究和写作的重任，而我日益忙于从事许多顾问工作、在哈佛大学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以及开始关于全球化和发展方面的新研究。杨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后，把我们俩人共同署名的一份手稿交到了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虽然手稿体现了许多我和他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更主要是反映了杨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思想。
　　我答应在第二年对手稿进行修改，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仅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日程日益令人生畏，还因为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的新的职务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会稀释杨小凯自己的思想而不能给它增色更多。从根本上说，这本书确实是杨小凯的，是他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恰当的、极好的反映，尽管这本书反映了许多我的看法和先见，但是远不足以证明它是我们合著的。与往常一样，杨小凯并不理会这一套，他用一贯的风度、魅力、慷慨，近乎顽固地坚持要求署名为合著。
　　最后，双方的顽固产生了正确的结果—使我最后有幸为小凯生前最后的著作作序，也让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将非常怀念他。
　　200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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