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寂三清宫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我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到的，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搬到下寺。
莫高窟原有三座寺庙，一座在狭长地带的最南端，原名雷音寺，简称为上寺。我去那时，已成了所内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几个院子里都随处堆放着各家的杂物，晾晒着各家的衣衫，奔跑着各家的鸡鸭。各家洗东西的水倒在地上，形成水洼，正好让羽毛肮脏的鸭子，在里面聊解乡愁。
紧连着上寺是中寺，原先是喇嘛庙，名“皇庆寺”，已经改建，成了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室、会议室、招待所、伙房、食堂等等的所在地。大门上，“敦煌文物研究所”七个字是茅盾写的，枯硬拘谨，我不喜欢。庙里剩有两个喇嘛，一男一女。男的叫徐斯，女的叫宝乃。都搬到上寺住了。我初去时，徐斯七十多岁，瘦高一如插图中的唐吉诃德。给所里放羊，常在山中，经旬不归。宝乃八十多岁，仍穿着紫红色僧袍。人极瘦小，又是驼背，高不满一公尺。拄着拐杖行走，身体前倾，摇摇欲倒；语音嘶哑，但目光犀利，时或有一些强壮剽悍的彪形大汉，成群结队越过沙漠来拜望她，称她“老大”，敬畏有加。她那乌黑低矮的小屋门前，常系着雄健的骄马，喷着响鼻，前足刨地，得得有声，俯仰之间，辔头哗啷啷直响。
下寺却是道观，原名“三清官”，匾额犹存。位在狭长林带的北端，莫高窟山门之外。离上寺和中寺约一公里多路。据说很早以前，里面吊死过人。后来有个道士，在那儿被土匪打死。还有些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久已没人居住。廊柱油漆剥落，栋梁蛛网尘封，落叶堆庭，荒草芜径。出后门不远，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内有张大干题壁，字迹遒劲，略有板桥风。前门外不远处的山门上，有“莫高窟”三字，为于右任所题，已被刮除，并用石灰涂盖，然残迹犹存，细审之仍历历可辨。笔意位置，清气袭人，野逸中透着苍健。入山间行约半公里，有一牌楼，新油漆甚鲜艳。正反两面，各有“石室宝藏”和“三危搅胜”四字，蓝底金字，光闪闪特扎眼，是郭沫若手笔。搔首弄姿，我不喜欢。
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要求住在那里，办公室同意了。我扫净一间厢房，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所里决定将办公室搬到下寺，动手施工改建三清官，才搬到上寺，与大家为邻，享受往来应酬的热闹，还有鸡鸭儿童的欢叫。改建后的三清宫，面目全非，但也终于没做办公室。因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上寺的居所，但也没有在里面住多久，文革一来就被抄家查封，带着个行李卷搬到牛棚去住了。牛棚常换地方，我们居无定所，值得后来怀念的，也还是那苍苔露冷的下寺三清宫。
所里四十九个人，编制分为研究部、石窟保护部和行政部。研究部分为美术组、考古组和资料室。我所在的美术组，包括张大千留下的裱画师李复，共九个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临摹壁画。按所里的年度计划，在年初把全年的任务分配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各自完成。七八个人加上考古组一共二十来个人，分散到近五百个洞子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我白天在洞里临摹，或在资料室翻书，下班后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回“家”。虽然工作并不乏味，我还是很爱回家一一回下寺三清官去。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
房间窗子朝东，窗外有几十棵合抱的大树，当地人叫它“鬼拍掌树”，疏疏落落占了很大一片地面。疏林外是河滩，川流不息。河那边隔着荒芜的丛莽，可以看见高坡上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过去就是三危山了。傍晚回来，开门就可以看到，三危山精赤的巉chán岩映着落日，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烈烈煌煌。返照染红河水，还把蓝色的树影投射到房间里的东墙之上。偶有鸟飞鱼跃，墙上就会漾起，层层明亮的波纹。我常常凭窗站着，长久地一动不动，看山上的光焰渐渐暗淡，直到它变成深紫色，才点上那盏老式的煤油罩子灯，捣弄分配给我的专题。桌上一摞一摞，全是老得发黄的线装书。
我知道在敦煌研究敦煌学，条件难得。我知道我的安全和利益都在于利用这个条件，钻进故纸堆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想来敦煌的主要动机。想来而真能来，是一种幸运，我十分珍惜。我感激常书鸿先生帮助我来到这里，急于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了我。利益的考虑加上急于求成，我在研究和描摹两方面都全力以赴。常常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比方说某句佛经和变文的异同、某窟某条题记的确切年代之类，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功夫。为临摹四六五窟元代密宗壁画，我在这个我所不喜欢的洞窟里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有天深夜，我渴了。到四六五洞去取我的暖瓶。巨树森黑，月影满地，足音清晰。唐、宋窟檐上，间或传来几声檐马的叮当。隔着密林，那古代的声音像就在耳边。甚至那些较大的沙粒从悬岩上落下，打在窟檐或栈道上的细微的声音，也都清脆可闻，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我穿过长长的沙路，爬上高高的梯子，进出黑暗的洞窟，没入阴森的古寺，一路上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推开房门，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
以前惊涛骇浪中浮沉，我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现在我得到了寂静，同时也就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当我感觉到，而不是推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
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入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
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
花落知多少
说起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对于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劫掠”，人们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些劫掠的遗痕，至今被小心地保存着，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直观教材。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什么什么主义，平静地衡量一下损失，心情就会宽缓许多。
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松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三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纵观一千六百年敦煌艺术，就像一条方外的长河寂静无声，气象万千，但是逆向而流（用古埃及人描述幼发拉底河的话说，是一条反向顺流的河，）直到流入市井（所谓世俗化），沙漠甘泉一般地没入地下。这个看不见的损失是怎么来的，至今没人研究。
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奇怪的是，这样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一条历史的曲线，就这样地被切掉了尾巴。这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在被劫掠以后的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已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平时的损失，是不引起注意的。历年来此牧驼、砍柴、敬香赶庙会的人来来往往，拴驴饮马、停车过夜、磕磕碰碰，撞断塑像一根手指或一条臂膀，磨掉壁画上一只眼睛或一个面孔之类的事，从来没人过问。当然这些人都是无意，不算破坏，就像走路踩死蚂蚁，不算谋杀。但后果是一样的。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划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
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二百七十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和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许多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
六二年以来，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文革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杜绝了上述种种情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碱、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
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们不妨听其自然，要不，四十年来整个中国无端损失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和生活，又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
入世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政权易手的翌年，一九五〇年，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接管该所，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马，仍由常书鸿当所长。
一九六二年我到那里时，所里有四十多个人，分别在研究部、石窟保护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长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敦煌的时间不是很多。敦煌的日常事务，大都由他的夫人、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承仙负责。李承仙同时也是研究部主任，管业务，兼管人事、后勤、政治思想工作。
她原先是画家，在敦煌临摹壁画二十多年，精通业务。入党后当了领导，政治热情特高，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么事，沉不住气，马上就问，马上就查，喜怒形于色。作为下属，你可以把她的脸，当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用不着猜闷葫芦，也难得。
研究所名义上直属中央文化部，实际上在所里领导一切的党组织，是敦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支部，归敦煌县委领导。县上有什么活动，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辆中型轿车，我们全体一一党员和非党员——常常坐着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听各种报告：传达某个会议精神，布置落实某项政策，动员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某英雄某模范等等，回来后讨论落实，都不打折扣。
我去以前，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虽深藏沙海孤岛，研究遥远的古代艺术，却并不与世隔绝。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皆火力充足。有时起步慢一拍，但没有走过场的。同事们相互揭批，积累下许多过节。表面上谦和礼让谈笑无间，骨子里都在较劲。
大学毕业不久就去劳改的我，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对外间世界却不甚了了。到这里，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对千壁画林，古木寒泉，和所有这些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直觉得像在做梦，如坠五里雾中。
一天早晨，经过资料室门前，遇见史苇湘先生。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画家之一，四十年代就来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美术组调到资料室至今。那天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同时告诉我他是因为什么所以来迟了，迟不到五分钟，并把手腕伸过来让我看他的表。从无时间观念的我，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着示好。他固执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说：“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我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又一天，在林荫道上遇见考古组施娉pīng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贺世哲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在大学教过书。觉悟高，见识广，工作能力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那次遇见她时，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招呼寒喧后，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这为什么需要解释。
像这样的事，经常都会发生。
每次讨论报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学习英雄事迹，气氛也非常热烈。有一次学雷锋，大家全都感动得哭，会议室里一片唏嘘抽嗒之声。施娉婷、贺世哲都取下眼镜，默默拭泪。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声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红，频频站起来到门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地山响。我没见过这阵仗，简直懵了。下来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说，有人反映你没有阶级感情，学习英雄事迹，别人都感动得哭，你两只眼睛滑溜溜东张西望。是不是那样？——是？——那你想的是什么？
后来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到阅览室看报，总是先看《参考消息》，后看《人民日报》，是不是事实？我说记不得了，我是随便拿的。她说怎么每次都是先拿上《参考》？我说《参考》不能看吗？她说不是不能看，问题是为什么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那么感兴趣，党的声音到反而不爱听？这是个什么问题，你想过没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别背包袱，以后改正就是了。
没过几天，她又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写反动诗，是不是事实？我没写，坚决否认。她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台宗悟后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几个字，下面写着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作者高尔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纸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检举者的姓名，但我认得，那是我们美术组组长段文杰的笔迹。
两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满灰尘的印稿台上，不经意用手指写了这两句龚自珍的诗。显然老段误以为是我的诗了。我到资料室找了一本《龚自珍全集》，翻到那两句，给李看。李说，不是你写的就好，说清楚就好了。你也别怪人家多心，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现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义，而且你以前受过这方面的批判，人家以为是你写的，也很自然。你别计较那些个，无则加勉么。
无则加勉，有则怎么得了哇！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史苇湘让我看表，施娉婷解释树枝的来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惊小怪。后来学王杰学焦裕禄，大家又都哭。我想学学不来，就两手按着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头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
红与黑
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所里的业务工作，包括研究、临摹、考古发掘、编辑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一项纪念活动做准备。
据唐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里计划在这一年，邀请国际国内有关的学者专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举行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
一九六四年，报上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历史主义、让步政策、活命哲学、合二为一论、利润挂帅论、战争恐怖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的批判，也越来越密锣紧鼓。中秋节前，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传达了毛泽东指责文化部和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纪念活动要突出政治，增加一个大项目：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窟。
经反复讨论，决定利用一个原有的、无壁画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装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后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议决后，常书鸿说，插红旗要寸土不让，新洞窟就是一面红旗，插进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说，这是常所长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保证完成。通过创作学习党史，通过创作提高认识，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好机会。
工程大，时间紧。美术组承担新壁画创作，任务最重。组会讨论时，常、李都来参加。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突出表现党的伟大。要求有装饰性，突出壁画的特点。集体讨论决定，由我先拿出一个小样，大家修改补充，再定稿。我没日没夜地赶了两个多月，赶出几幅示意图。但讨论会却一直开不起来。
李承仙找我谈话，说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们要坚持顶住。这事拖不得，讨论不成就不讨论了，自己满意了就定稿，我们再组织人放大上墙。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赶出了四壁和窟顶五个小样。一面墙数百人，动态异而形式一，满壁生风，也真不容易。然而画画出来，已经没用了。
一直埋头画画，都不知时移势易。原来所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邓拓手书的赠常书鸿诗：“危崖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报上一点邓拓的名，人们就发现了问题。文革尚未开始，抽调出去搞四清的人都还没回来，所里人就自发地起来揭发“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开会，先是说常书鸿“业务挂帅”、“唯才是举”，后来连“要把一切暗藏的邓拓分子统统挖出来”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邓拓分子”一词，是发言人贺世哲的发明，可惜后来没有流行。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同后来流行全国的那句话完全一样。贺世哲说敦煌研究所不是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筹备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所有的项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扬封、资、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势不妙，临时加上个新洞窟，说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黑了。
说到这里，文质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着我，说，是红还是黑，只要看看新洞窟创作是由什么人挂帅，就很清楚了。他号召大家“解剖麻雀”，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反动本质。接下来大家的发言，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脑袋，我来所后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时一言一行，都坚持反动立场。甚至有人说，我曾经用朱红大笔，在毛主席像上打了个叉叉。这一条如果坐实，我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我刚结婚，渴望安全，十分紧张。常书鸿不在所里，急性子的李承仙，这次倒有静气，处变不惊，叫我安心工作。她问我新洞窟创作是不是革命文艺？我说是。她说那就对了，你怕什么！她说她前几天和窦明海（酒泉地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谈过一次，窦说是红是黑，自有公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少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党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气。她说，本来么，这还用说。
她的沉稳自信，还有窦的表态，使我安心不少。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到敦煌县委礼堂，去听窦明海作报告。一贯笑眯眯的窦明海，这次一脸的杀气，在讲台上挥着拳头，说要砍黑旗，插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别提到，“要砸烂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独立王国”。
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无表情。回头又瞟了一眼坐在后拌的贺世哲，他也面无表情。
在回莫高窟的汽车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兴奋，齐声地、反复地唱一只歌：
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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