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之死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上官锦文
那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不大平常的事情，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被管教干部韩干事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上官这人，有点儿怪。一身草绿色军服，不破不脏。才五十来岁，却留着长长的三缕胡子，像胡志明那样。他进来以前，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高到什么程度，犯了什么事进来的，都不知道。只听说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过解放军总部卫戍团团长。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常说列宁说过，生活上的不纯就是政治上的不纯。因此有人怀疑他是栽在生活问题上；要不是多次检讨，怎能把生活问题上到这么高的纲上？也有人说他是中了毒招，说要不是有人搞他，他们那号人什么样的生活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的胡子是进来的那天开始留的，扬言不到出去不剃掉。长起来，就有了某种祖父相，有点庄严有点慈祥。配上军服，怪怪的。管教干部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不大管他，还委任他当了我们新添墩分场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三大队挨着我们四大队，号子相邻，早晨出工时，队伍相邻，在工地上劳动的地段也常常相邻。我们常可听到他那威严洪亮的嗓门。那作派，那气度，也确实像个大首长。在长长的队伍面前训话是他的本行，驾轻就熟，得其所哉。他并不苛严，也不粗暴，就是摆架子，要面子，话多。这是他的乐趣。
那天早晨，渠里结了冰，我们都赤着脚在冰水里挖泥。三大队许多人不敢下水，怕冰。上官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都不在话下。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白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是也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边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
话音刚落，三队几个人立即猛扑上去，把上官按跪地上，去取绳子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把他双手反剪到背上，在背后交叉捆住然后扣住肩膀上的绳子使劲往上一勒，他杀猪般号叫起来，不像人类的声音。第二声没叫完，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卡、卡、卡、卡直响，脸憋成猪肝色，额头和脖子上的血脉蜓蚓一般隆起。
韩干事已在三大队地段上蹲下了，咬着牙签说：才给的三分颜色，就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又对大家说：你们听着，你们不要被这个人弄混了，你们不是娇气不娇气、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是认不认罪、服不服管教的问题。说时，那根牙签在嘴角上一上一下直颠簸。
三大队的人早已全部下水，水里有人带头喊口号：“不许阶级敌人翻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大队的人都跟着喊，瘦胳膊往天上一伸一伸的，细脖子上个个爆出八条筋。人多声音齐，仍然有一种动地的气势。上官脸贴地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脚连鞋袜一齐浸在冰水里，半截棉裤都渗透了。
不知道这是韩干事的随意处置，还是场部早有安排，总之从此，上官锦文不再是大队长了，同大家一样做起工来。由于一天的劳动坚持不下来，在工地上吆喝他的人多得很。他日益衰弱下去，胡子剪掉了，脸上手上都有了土，那身神气的军服，也破孔日多，因日积月累的泥巴、盐碱而变成了同大家一样的那种灰不溜秋不三不四的颜色。一天夜里。他开完小队的学习会，没脱衣服就躺倒了。
郭永怀
上官锦文不是农场里惟一穿军服的人，另外还有两个，都在我们四大队四中队一小队。一个叫郭永怀，三十来岁，个儿矮小，脸也很小，颇似《史记》中的白起，“小头锐面”。皮肤黑里透黄，眼白和牙齿也是黄的。不是黄疸病那种带绿意的黄，而是檀香木那种有咖啡味的黄。这使他看上去特别精悍。事实上也是。他到过朝鲜，打过仗，负过伤，背上留着疤痕，如同英雄的勋章。
清晨哨子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起身，动作迅速利落。我们穿好衣服去打饭时，他已等在那里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时间一过，他总是刚听到哨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你还没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经拿着杠子，提着绳子，在那里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碱水的时候，他在里面泡得最久。泡得脚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谁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脱掉鞋袜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紧紧跟上。凡此种种，都无不招人厌，惹人恨。
按农场的制度，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互相监督互相批评，“插红旗，拔白旗，砍黑旗”。每个人一天的表现，都要受到全小队的评估。大凡在白天偷奸耍滑不好好劳动的人，晚上发言都特积极特踊跃，观察别人特细致，评论别人特苛刻。他们挑不出郭永怀的错，但绝不说他一句好话。我们的小队长柴和根也不说，让他的一切表现全都白费。他好像并不在乎。晚上一言不发，白天照样拼命地干。身上带着针线，休息时缝补衣服修理鞋袜。他的旧军服上满是补丁，但是没有破洞，也不脏，整整齐齐，他因此更加显得精悍。
我们小队里有三个“坏分子”：周道富、魏廷松、陆鸿年，特别地偷奸耍滑特别地能说会道，也特别地憎恨和讨厌郭永怀。渐渐地以他们为核心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联合起来整他。不管是谁上筐，都把他的筐上得特满特高。大家轮流同他抬，他个儿小总是抬前面，后面的人总是把筐绳子拨到他那一头，让重量都压着他。他瘦小的身躯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还要推着他跑。他在斜坡上滑倒了就催他快点起来别耽误生产。幸而工地上经常有管教干部来来去去，那些人这样做有所顾忌有所不便，不然的话，他绝对支持不了几天。
晚上开会的时候，众口一辞，都说他“假积极”，说他有管教干部在场就出力气，管教干部一走就磨洋工……。诸如此类他都静静地听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队长叫他表态时，他就说他不是那样。但既说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证据，只能引来滔滔不绝的反驳和义正辞严的新的指控。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下死力干活，不管你怎样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战，一不告饶二不放瘫。好在他并不指控别人什么，大家拿他没治，也就算了。就像你踩一块顽硬的小石头，怎么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
但是你不踩他，他自己要踩自己。就像庄老夫子说的，“山木自砍，源泉自盗”。那时又饿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他的这种表现，着实不可思议。我一直小心地避着他，有时不得不同他搭档，也要想方设法不被他拖着卖命。比方说两人抬筐，从装筐的地方到倒土的地方有颇长一段路，倒了土以后，我总是坚持杠子和箩筐各人分开拿，这样我可以利用背着空筐慢慢往回走的时间休息一下下。他跑得再快，到那里也得等我。他知道我偷懒，一直不说。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说：老高，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说，我的身体不能同你比呀。他说，我的身体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谁都不能比。我从小没爹没娘，光着屁股给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长大的，咋能同吃饭长大的比呀！再说，你才二十来岁，我比你大十几岁哩！
我回答说，所以你也要保重点儿。他说，现在干就是保重，这也同打仗一样，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过仗，这样的事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又说，比方说下冰水吧，你怕是下不怕也是下，不怕下去就不那么痛，越怕越痛越怕越受不了，你说是不是？我想了想，承认他说得对。
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顶住。开春后，一个冷晴天，他正抬着筐走，突然扑地死去。抬他的人说，他轻得不得了。
张元勤
和郭永怀相反，张元勤是个大个儿。我身高一米七九，在队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他比我还高出至少半个头。肩膀宽阔，胸脯厚实，腰细腿长，手大脚大，活像古希腊的雕刻。他五八年夏天才进来，那时我们已很衰弱，他却十分强壮，一身军服，又牛高马大，使我们望而生畏。
可能是个新兵，只有二十来岁，也许还不到二十，脸上一股子儿童的稚气。特别是他的嘴，呈风菱形，活像小孩儿的嘴。下巴结实，鼻子长而直，直通宽广的前额。两朵剑眉外端上扬，大眼睛黑白分明，单纯而机灵，稚气中透着英气。
他一个字也不识，开口就是“老子捶死你”，声如洪钟。这是他的口头禅。听者瞟一眼他那特大的拳头，总不免心里有点儿发毛。但他歌唱得特别好，嗓门子沉雄嘹亮，好像练过共鸣。我猜他是文工团来的，但他不是，也没练过共鸣。他是工程兵，入伍后一直在西藏开山筑路。
农场不禁唱歌，但那仅限于开大会前人到齐了的时候各队互相拉歌，这种解放以来一切群众集会上永远不变的老一套，在农场也照样应用。但如果不是在那种场合，集体的歌声就会被视为“异常情况”，个人高声唱歌也是不允许的。你忘乎所以了吗？你是示威还是什么的？爱唱歌的张元勤被这么吆喝过几次以后，再也不敢在工地上高唱了。但还是常常要低唱，特别是收工以后回到号子里，更是不断低唱：躺在铺上两手枕在脑后唱，斜靠着墙望着屋顶唱，边缝补什么边唱，或者用大手抚摩着脚上被碱水浸泡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唱。
不知为什么。那些老掉了牙的革命歌曲，从他嘴里唱出来，都有了一种全新的韵味。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羊肠小道呐难行走
巨石满山岗……
晚饭后。开会前，十几个人在薄暗里坐着，听上去特别地苍凉。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咳嗽都轻轻的。直到柴和根点上小小的油灯宣布开会的时候，藉着灯光你仍然可以看到，那歌声的余波在人们阴郁的脸上荡漾：它的落寞，它的忧伤，它的对于不可企及的幸福的渴望。
那时候。劳教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你明天改造好明天就可以出去，改造不好一辈子都不得出去。张元勤对此深信不疑。他不知道什么叫改造好，急于出去，就拼命劳动。力气又大，在半死不活的人群中，一个顶十来个。一面干，一面低声唱歌。
解放军
铁打的汉
下决心
到西藏
随着歌声，大堆大堆的泥土从宽阔的沟渠深处连珠炮似地飞向两岸。大家冷冷地看着他，管教干部们也冷冷地看着他。拼命劳动是每个新来者共同的表现，谁都知道他们这样子维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的是，钢铁巨人张元勤垮得比任何人都快。应了杰克伦敦的一句话：大块头先死。这不奇怪：一棵草或可养活一只鹅，但绝对养活不了一头牛。吃着和别人同样的一份食物，他愈来愈比任何人都饿得慌焉得快。
渐渐地他不再唱歌，开始磨洋工。磨法很拙劣，就是站着不动。在农场的术语中，站着不动叫“电线杆”。“拔电线杆”是每日工地的常课，也是每晚小队会必谈的老题，是最瞒不过人的了。一天到晚，大家都唬着他，甚至抬筐的人吆号子也唬着他：
张元勤哪
嗨一一嗨
电线杆哪
嗨一一嗨
他没法可想，改为频频大小便。走得远，站或蹲得久，来回慢慢走。这是流行的偷懒法之一，大家不约而同一致使用。我也每天使用。但我们使用，都有个分寸。次数、远近、久暂，都有个限度。正像庄子在他那本老书上所说的，“为恶无近刑”，这样才能细水长流用之不竭。他不懂，恨不得杀鸡取蛋，立即引起了注意。
夹边沟人特别擅长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改造好”的一个标志。别看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动作迟缓表情呆滞，这方面的能力可特发达。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小动作，晚上开会时都有人提到。这是长期改造磨炼出来的功夫，不是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张元勤所能参透得了的。当他背朝工地捏着个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那背景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记下时间，有人装做也解手遁踪去查看虚实……这种种，他都浑然不觉，做梦也想不到。过一忽儿以为别人已经忘了自己刚回来，又再去一遍。
夹边沟有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工地快报》，是劳教人员在场部的支持下自己办的，每天一张，八开大小，表扬好人好事，揭发批判坏人坏事。张元勤的名字终于上了报，说他“抗拒劳动”。某月某日的大小便各几次每次多少时间，都有具体记录。他成了典型，还不知道事态严重。晚间会上把《工地快报》念给他听，他眼睛一瞪，说：天下哪有不许巴矢拉尿的事！
没有人回答他，他以为胜利了。第二天韩干事在工地上训斥他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韩干事下令把他捆起来。捆人的事，农场常有，他见过，很害怕，听到这个命令，脸都吓白了。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很大，惊恐乞怜的目光，急速地四面求助。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以致后来撕去绳子剥下衣服，肿胀青紫的两臂和手背都冉冉变成了灰白色。他像小孩儿一样，不停地哭，幸亏农场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够水平，没让肌肉坏死，几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开始康复。
秋天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一个邮包，是山东老家里寄来的，里面是一件棉背心，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棉袜子，没有附信。农场每月分发一次邮包，时间总是在晚上收工回来，饭后会前的那一段时间。他领回邮包时会已开始，不敢拆开来看，把它放在膝上，先是隔着布包又捏又摸，后又从邮件的拆口一件件拉出一角来看，在昏暗灯光的阴影里，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要看。看不清就用那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捻，捻一会儿塞回去，再拉出另一件。这样直到会开完，他立即打开包，一件件抖着翻着看。睡下以后放在枕头边，时不时用他那瘦骨如柴布满裂纹的大手去摸一下。
我的铺位紧贴着他的，可以闻见他那边一股子新鲜棉布的气味，农村的、家的气味，引起许多童年生活的联想。快要朦胧入睡的时候，隔着被子，感到他的脊背在一抖一抖的。渐渐地愈来愈抖得强烈，听到他蒙着头在被窝里哭。渐渐地哭声愈来愈高，完全像小孩子的号啕。黑暗里有人大叫：吵死了！哭声戛然而止。但那脊背的抖动，仍然持续了很久很久。
几个月以后，他的第二个邮包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在场部那块黑板的“邮件通知”栏里，保存了很久很久。
补记：上官锦文躺倒后，我去了兰州，听说夹边沟人纷纷死去，以为他再没起来。四十多年后，作家杨显惠告诉我，上官锦文那次没有死，后来活着出去了。特此订正。
幸福的符号
夹边沟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幸福的符号：一种举世无双的笑和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
创造的潜力是长年累月地生发和积累起来的，创造活动的展开却始于一个偶然：有一个什么参观团要来。
场部让我们连夜赶建了篮球场，组织了篮球队、舞蹈队、歌咏队、曲艺组、墙报编辑部。参观团来的前一天，提前收工，让我们打扫卫生，理发刮胡子……不过，管教干部们都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活跃工地气氛，表现出幸福感”。
参观团来去匆匆，没到我们工地。我们白吃了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青菜炒肉，量也比平时多，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些篮球队曲艺组什么的，都没派上用场，后来也就散了。但是四个大队出的四面大墙报，仍然留在墙上争妍斗艳。只有看了这些墙报，你才会知道，夹边沟小地方是多么人才济济。编排、设计无不具有专业水平。抄写的文章同时也是地道的书法，柳体、颜体、汉碑、魏碑、瘦金体都有。第一大队用刘禹锡诗做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斗大的字朴拙老辣就像金农的手笔。这样的的好字，不是在夹边沟你就看不到。
文章大都是评论。《驳“党天下”谬论》、《何物“政治设计院”》之类。观点鲜明，情辞恳切。诗更热烈，记得有一首《啊！夹边沟！我新生命的摇篮！》，题目就用了三个叹号。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驳“劳教不如劳改”的谬论》。说有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因为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劳改是对敌人的专政，劳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对我们的宽大。不设刑期，是为了有利于我们改造。改造不好，出去了会再犯错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正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不知感恩，还要抱怨，真是丧尽天良云云。
没有人能分得清这是严肃还是幽默，真诚还是撒谎。我相信，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不，根本就没人想到要做这种区分。这种“无分别心”（用佛家的话说）是一种自然，混沌中一切的问题都自动地解决了，不必认真。一认真，事情就复杂化了，麻烦就来了，什么都别别扭扭疙疙瘩瘩，就像机器的零件都错了位。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说来话长。
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队归王干事管。王干事刚从军队转业过来，还穿着旧军服。没什么文化，人却厚道。吧唧着一管竹子烟斗，在工地上东转转西走走，很少说话。那天，他在我们小队的工段上蹲了很久，看了看表，说，休息一下吧，都累了。大家极需休息，但又要表现积极，都说不累不累，继续干。
王干事微微张开了嘴巴，一股子诧异和困惑的神色。前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王笑良停止挖掘，一手在后面按着腰，一手扶着锹把，吃力地慢慢直起身，巴结地说，领导落后于群众啦哈哈！这是大跃进中领导上用来发动群众的套话，当时报上屡见。
不料王干事却认了真，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没答腔。低着头用芨芨草杆子通他的烟斗，边通边敲，在鞋底上敲得梆梆响。完了他站起来，头也没回，扑扑屁股就走了。留了一股子莫合烟的气味。
大家更尴尬，觉得没趣，也很不安。本来是要讨好，反而得罪了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别扭！好复杂！幸而王干事不久就被调走了，换了个韩干事，刁钻凶狠，一脸的阴森，从不正眼看人。劳动和学习都抓得很紧，关系也就理顺了。复杂别扭也就改变成了单纯自然。
准备参观团来的那阵子，我们已归韩干事管。他抓活跃工地气氛，从打击抵触情绪入手。白天加强互相监督，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谁谁谁抬箩筐一步三摇：你是耍给谁看？……这样互相揭来揭去，批来批去，终于大家都取得了共识：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好，我们都多少有些抵触情绪，身在福中不知福。每个人都作了检讨，保证改正，请大家监督。
工地气氛很快就改变了。在所有的大、中、小队里，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笑，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吆号子。起先是按跑步的节奏吆：嗨——嗨，嗨——嗨。不久就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同调的吆歌。吆歌是两个人对吆。抬后面的人吆一句歌词，抬前面的人吆一句嗨嗨作答。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比方说抬着筐跑过大队长陈治邦身边时，吆的是：
陈治邦哪——嗨，嗨！
好领导哪——嗨，嗨！
经过劳动不好的张元勤身边时，吆的是：
张元勤哪一一嗨，嗨！
电线杆哪一一嗨，嗨！
时值一九五八年，外面正在大跃进，人民群众赛诗赛画赛民歌热火朝天。不知道是什么风把热烈的分子吹过辽远荒漠，吹到了我们这个封闭的大墙之内，夹边沟人也自发地赛起吆歌来了。
不过，对于我们互相磨砺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感觉来说，歌词往往都禁不起分析。比方说当天就有人指出，大队长也是劳教人员，称领导不妥。此句遂改为好榜样哪嗨嗨。又有人说既然他没被释放就说明他还没改造好，不能作为榜样。遂又改为干劲大哪嗨嗨，似乎可以了，但陈治邦本人已经琢磨过来，说突出个人不妥，叫不要这样喊了。由于难度大风险高，一度高涨的创作热情逐渐冷落。又都恢复了单纯自然的嗨嗨声。这样也很好。整个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笑着嗨嗨地跑，已足以表现出我们的幸福感了。
但是我们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还是不一样。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乐。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气。为了做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条件下笑和跑，我们每个人都同自己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和持久的斗争。眼睛眯缝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这有点儿费劲。要持久地维持这笑容，就得费更大的劲。笑容由于呈现出这费劲的努力，又有点儿像哭。
跑更难，它要求后蹬弹跳前摆高抬，以致有瞬间两脚同时离地，步伐和速度都增大。我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放下前脚才有可能提起后脚，这就和走没有区别了。为了避免像走，我们都尽量弯曲两腿，然后一下子伸直如同弹跳，这样一伸一伸，人也一耸一耸，看起来像跑。如此跑法比走慢一点，比走吃力一点。但是既然不允许走，又无力真跑，它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参观团来的事早已被忘掉。但这种笑容跑姿，却一直保持下来。因为互相监督的机制和生存竞争的需要，都迫使我们“坚持进步不许倒退”，久之成了习惯，要再改回去也难。成千人的工地上，所有那些瞪得大大的茫然的眼睛全都眯上了。我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有时会神经错乱一下：突然觉得周围这些老相识都变成了陌生的怪物。我自己也是。
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我刚把第一筐土抬到沟外边新堆起来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贴着长长的直直的地干线，暗红的太阳又大又圆，好像并不发光。但我们这个荒凉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层，却出现了许多浅蓝色的阴影。我望见在一条细长的阴影里，一群灰暗的小生物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挖着贫瘠的地表，一耸一耸地来来去去，徐徐移动，渐远渐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错愕。
我想假如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想单是那无数凝固不动的怪异笑容，就足以把他吓得头发竖竖的。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和姿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也许他们会猜测，这是某个非理性教派的神秘仪式；也许他们会想象，这是蛮荒绝域某个己灭绝的人种的生态特征或者文化隐喻，就像玛雅人扁平的头骨，或者新几内亚岛上诡谲的面具那样……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
出死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熹微的晨光里集合，准备出工。很冷，我尽量把棉衣裹紧，缩着头，袖着手，在队伍里跺脚。忽然听到一声叫喊：高尔泰！出来！我走出队伍，韩干事来到跟前，上下一打量，说，回屋里去。
回到号子，在铺位上躺下，两手枕在脑后，看墙上斑驳剥落的泥皮。脑子里空空洞洞，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出来。但知道怎么的都不会比现状更坏。躺着躺着，不觉沉沉睡去。
不知多久，有人叫我。分场长后面，跟着两个警察。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叫我上车。刚坐下，又叫我带上行李。我把我那堆破烂，连虱子连草卷成一团，哩哩拉拉的，塞在我的座位旁边。两个警察坐前面，我坐后面。这种坐法，使我有了一种好的预感，但也没有多想。
车子时而风驰电掣，时而蹦蹦跳跳，驶过茫茫戈壁。很冷很冷。我裹在那堆破烂里，不觉又沉沉睡去。梦里听到枪声，是我的旅伴在打黄羊。一连几次，都没打着。我醒了又睡，醒了又睡。
傍晚醒来，落日苍茫。车到一个小镇。郊外散落着一些农家的土屋，炕洞里冒着秫秸和干畜粪的浓烟。烟不上升，在大野上聚集成长条的沉云，逐渐溶解在暮蔼之中。使暮蔼混浊而有焦糊味儿。昏黄里透着晚霞的夜紫。若有若无地可以望见荒草的丛莽，成排的白杨，黄沙簇拥的地埂。虽然都毫无绿意，却使我十分感动。望着那人类生活的种种迹象，我有一种久客的游子回到了故乡的感觉。车子未进市区，拐进了一座有高墙和警察站岗的大院，墙上有岗楼和铁丝网，门上挂着“高台监狱”的牌子。
岗楼映着残阳，一半是玫瑰红色的，一半是深蓝色的。我们在深蓝色的阴影里下车，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把我们让进一间炉火通红、灯光模糊、充满烟气、热烘烘有股子腐酸味的房间。他们显然是老熟人，谈笑粗声大气。有人端来洗脸洗脚的热水，居然也有我的一份。
接着是丰盛的酒宴。一桌有十几个人，都是公安干警。我也夹带在里面，没人同我说话。他们猜拳行令，痛饮高谈之际，饿得半死的我兀自猛吃，大块肉整个蛋来不及咬碎，几乎都是囫囵吞下。夜里肚子鼓胀剧痛，到天亮都没睡着。
高台，是兰新线上一个小站。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大戈壁。它位在斜坡上，可以望得很远，风日苍凉。我们一行三人，在这里上了火车。看到车票，我才知道，这天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我们是在向东往兰州去。
一年多前我被押送西来时，车上还有餐车和卧车，这次都没了。一天两次，列车员分发锅盔，每人一个，又冷又硬，没菜。但乘客们伸出来的手，好像都很急切。拿在手里，好像都很宝贝。那时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与世隔绝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觉得整个车厢，有一股忧郁之气。上上下下的人，个个憔悴衰疲。
第三天早晨，我们在兰州下车。两警察把我带到甘肃省公安厅，交给厅长办公室两个文职公安，就走了。两个文职公安都很友好。一个叫东林，四十来岁，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一个叫丁生辉，三十来岁，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他们告诉我，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省委要举办一个“十年建设成就展览”，在兰州七里河建了个展览馆（后来做了甘肃省博物馆）。馆里需要几幅大油画。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十月一日展览会开幕前，画出这些画。我问画什么，画多大，他们不知道，说去了会有人告诉我。
最后东林说，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次省委调你来，是临时任务，工作需要。不等于解除你的劳动教养，更不等于摘掉你的右派帽子。劳动环境变了，身份没变。劳动内容变了，性质没变。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丁生辉把我送到七里河，交给展览会筹备处，就走了。临走时给我说，这里都是各个机关抽调来的人，人多口杂，说话要特别小心。但是也别害怕。你同这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工作关系，只有同我们的关系才是组织关系。谁要怎么样你，都得通过我们。过些日子我们会来看你，有什么事，同我们说就是了。
在当时的语意场中，他这些话，还有东林那些话，听起来都有些异样。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政治符号来对待，这不像是组织对个人使用的语言，更不像是暴力机关对专政对象使用的语言。没有一句“改造思想”、“立功赎罪”之类的官腔套话，耳朵竟不大习惯。与其说使我感到温暖，不如说使我感到惊讶。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对我来说是发现）即使在共产党公安身上，也会有人性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后，我在南京大学再度被捕，关押在成都，审问我的警察之中，也有不少富于人性和道德感的人物。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全都符合党文化的规范。互相沟通的机制，要曲折和复杂得多了。前后差异，对于历史的变迁来说，有一种象征意义。不过这是后话了。
筹备处安排我住在展览馆对面的“友谊饭店”。这是一家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饭店，设备豪华。我是第一次住豪华饭店，瘦如骷髅衣不蔽体。置身在厚地毯、大壁挂、沉重的金丝绒窗帘和珠光宝气的枝形吊灯之间，颇怪异，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其实没什么，当时中苏交恶，这个饭店里已无苏联专家。展览会包下了这些房间。
所有要画的画，都是歌颂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千万人连夜不睡战天斗地移山造海；热爱公共食堂“雷打不散”；放卫星亩产万斤猪比牛大；土高炉遍地开花钢水奔腾……要突出所有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画要经过多次审查，达到“领导满意、群众点头”，才算完成。
给我拿来一大堆画报，这类照片多得很。内容已有公式，七拼八凑即可。不难完成任务。仍然是体力劳动，和艺术无关。好在它的劳动强度比挖排碱沟要轻得多了。问题是我的身体。当时的我，上身瘦得皮包骨，两腿却肿得很粗。成天只想躺着，躺下去就起不来。要起来得翻身俯伏，用两臂慢慢撑起。画大，上下脚手架，得有人扶助。作画时不能久立，时不时要坐一会儿……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我知道，要是达不到要求，就会被送回夹边沟去，那就是死。东林说，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这就是好处。这不是画画，这是求生。
饭店里食物讲究，花样多，且不定量。由于吃得太多，很快就胖起来，胖得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胖许多，臃肿不堪。但一身肥肉，仍然疲乏，仍然两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仍然反应迟饨，走路时不知迴避，常要和迎面走来的人相撞；仍然在看到别人追逐嬉戏时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四五个月以后，身体又开始消瘦。一天天瘦下去，一直瘦回到劳教以前的水平才停止。这时我才感到，精力和元气渐渐恢复了。不再怕爬楼梯，不再怕走远路。遇事反应愈来愈灵敏；上下脚手架也愈来愈自如……。与之同时，又开始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物，比方说星空，河声，或者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感到有兴趣。愈来愈爱逛书店，进去了留连忘返。也常常性欲冲动，半夜里醒过来睡不着觉。
工作进展，也愈来愈顺利。过多了审稿的关，学会了投其所好。听多了各种指手划脚，学会了哗众取宠。连省公安厅那边，也听说我在这里“表现很好”。有一幅“社员之家”最受好评。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不，有时也想到一下，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
随着十月一日——“完成任务”的日子愈来愈近，我愈来愈感到不安。存着最好的希望，我做着最坏的准备。每天天不亮起来，沿着黄河长跑，希望能练好身体，禁得起临界的考验。但是考验没有再来，展览会开幕后，留下来编了一本这次展览的纪念画册，我得以在兰州停留到一九六〇年夏天。其时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濒临消失，我已无“家”可归，被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这里的劳动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夹边沟好些，何况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不怕了。
在荒凉的田野上，想到兰州友谊饭店的豪华，恍如一梦。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
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开始写作。偷偷地，用很小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到手的小纸片上。日久多起来，身上装不下了，得找个秘密的地方收藏。这很危险，但也顾不得了。
多少年来，我东奔西跑，都一直带着这个不断增大的、危险的包袱。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多来自这个包袱。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敢于确信，我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运煤记
靖远境内的夹河滩农场，位在黄河边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犯人，有军警看管，叫犯人队；一部分是已释放的犯人，叫就业队；一部分是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公安人员，叫干部队。我未经法院判刑，不算犯人；尚未解除劳教，不能就业；但为了方便，编入了就业队。集体劳动，集体吃、住，略似一般农场的农工。
一天，场部从旱峡拉来两卡车煤，过不了黄河，就卸在河对面的山上。怕附近农民来偷，派我和一个叫杜开发的“就业人员”去弄回来，限期十天。杜是个强悍的角色，脸小脖子粗，胸脯宽阔，手大脚大，遍体杂毛连须，脾气暴躁，衣服脏得像泥土一样。
当天我们就扛着铁锹、麻袋、麻绳、背兜、粮食锅碗和一个羊皮筏子出发，抄近路向黄河走去。一路上雷声隐隐，天边团团黑云，不觉己到半空。河面宽处有百多公尺，狭仄处不过几十码，两边峭壁对峙，浪涛抽打着精赤的岩壁，发出郁雷一般的闷响。
我们向上游走了约摸两里，把羊皮筏子放下水，把东西放上去绑扎稳当，同时一跃而上。筏子一沉，接着就被一个大浪抬得很高，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从浪的斜坡滑下去，滑得很深。以为要被埋没了，又一下子被抛掷起来。他用力划桨，被水淋湿的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一闪一闪，泛着铜像般凶戾的光。
当黑云吞没了太阳，天地间突然一片昏暗的时候，起了大风，一阵紧似一阵。筏子在昏暗中升沉倾侧，一面不断地向对岸接近，一面被冲向下游，在河面上经由一条约六十度的斜线，恰好在那个峡谷的对面冲上陆地。
我们水淋淋地上了岸，卸下水淋淋的东西，把筏子拖到高处，绑牢在石头上，背上东西就爬山，爬到山洪够不着的地方，才找了个石头洞避雨。洞在峭壁上，朝着河，不深，但是大，背风。上面凸出的岩层，恰像廊檐，可以挡雨。放下东西，又出去打了一大堆柴来，才松了口气。生起一堆火，剥下衣服拧干，赤条条坐着烘烤。
雨来得很突然，一下子四面都是潮水一般的声音。好几股黄色的小瀑布，从岩檐前飞流直下，悠荡着投入河中。河面昏茫一片，雨打出重重白烟。篝火很旺，衣服和麻包上热气腾腾。我们盘腿坐在火边，啃一口大饼，咬一口大蒜，喝一口水，庆幸着如此大雨，却淋不着我们。
吃着他说，要不是这么个天，赶明儿煤就下山去了。我说你急个什么？怕政府们忘了你吗？他说完了咱们可以打些红柳条子，编几个箩筐，到近处村里卖钱。我问有人要吗？他说这边厢箩筐缺得很，两块到两块五毛钱一个，疯抢。我说我不会编，他说我教你，咱俩抓紧点儿，一天编得五六个。我起劲儿起来，说太棒了，赶前不赶后，我们加油干！他说你急个什么，下雨哩。眼睛里阴沉的光，也变得柔和了。
烤了一会儿，他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一会儿又说，只要能回家去，他这辈子就什么也不想了！说着解下腰上的褡裢，取出一个绣着红花绿叶、已经十分污旧了的黑布荷包。又从荷包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几层香烟纸，里面是一张照片。他侧身就着火光看了一会儿，递给我，同时绕过火堆，蹲在我的旁边，陪我看。
是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只一寸，却有三个人，且有磨损，看不清。依稀是一个农妇和两个女孩的半身像。右下角一大块指痕的污斑，比人像清晰得多。他用弯曲坚硬、骨节粗大的手指触碰着它，说这是我家里，这是个大丫头，这是老（小）丫头。
我假装很有兴趣，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看得出来。不料这虚假空洞的客套，竟使他十分感激，对我恭敬起来。我没看他也感觉到了他的感动。他双手接过照片，回到火堆那边，小心地包好，收好。说起他的娃们来，蚂蚱蝈蝈，鸡毛蒜皮，不厌其详。我听着听着，不觉沉沉睡去。那夜发了山洪，雷霆震怒，地动山摇。我呼呼大睡，竟一点儿也不曾觉得。
醒来时天已大亮。一道美丽的彩虹，高悬在雾蒙蒙的河上。雾是流动的，时而浮现出几尖深蓝色的山峰，一会儿又没了。开发早已起身，为了怕吵醒我，没生火，蹲着拣菜。菜是他刚摘来的，像豌豆藤，但较细小。他说这是野豌豆，九月结子，也吃得。我问他是不是又叫薇菜，他说不知道。记得以前读魏诗《采薇》，查过字典，说薇菜又叫野豌豆，应该就是它了。
顺着山沟里卡车的碾痕，很快就找到了那堆煤。估计用背兜背下山去，至少得七八天。我们把麻袋塞紧装满，弄到悬岩的边沿，然后他在上面缒，我在山下接。一整天除了喝水啃馍，都没息口气。天黑下来时，煤都到了河滩上。我们通身乌黑，汗又在黑色上冲出条条斑纹，像两个怪物。麻绳勒出的紫色凹痕和荆棘划破的条条血丝，隐隐作痛。但是一天干了八天的活，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归路上咧着大红嘴对笑。
现在可以有八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了。开发说编了箩筐，卖了钱，可以寄回家，还可以买高价粮，美美地吃几顿饱饭。他说今天晚上就可以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回到洞里，一面盆结实的拉面，就着薇菜和大蒜，味道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时方八月，蒲公英撤着满地银球，浓绿的荆棘丛中．野拘杞已经成熟了，嫣红欲滴。东一丛西一丛的红柳，正开着淡紫色的小花。咆哮奔腾的河水，透过疏落的花丛，闪着耀眼的光芒。一只山鹰在天上盘旋，太阳照着上游的河面，光辉灿烂。
光辉中忽然出现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是一个羊皮筏子。开发以手遮阳，凝望良久，嘟嚷道，谁来啦？干嘛呢？
来的是杨副场长。我们刚把红柳条子藏好，他就上来了。那边有人报告，对面河滩上有一长排麻包，他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下了山就好办了，明天一早，叫他们来两个人，帮你们过河。马车在对面等，你们要抓紧点儿。说着转身走了。划羊皮筏子的老耿，背着杨的儿子东东，连忙紧紧跟上。没过多久，他们又折回来，说是看到岩壁上有个老鹰窝，窝里有小老鹰，东东要捉来玩，老耿怎么都上不去，叫开发去试试。
这个老鹰窝，我昨天就发现了。曾想上去看看，开发不许，说悬岩陡坎的险得很。有些石头看上去好好的，一踩就掉，掉下来就没命了。这次，他还是这么说。但杨副场长告诉他，可以先用脚试试，不掉再踩。
开发走后，杨对我说，我们就不等了，叫他抓来以后，用红柳条编个笼子一一他在行编的一一垫些草，关进去。小东西娇嫩得很，告诉他毛手毛脚的不行。
我赶到那边岩壁下面。开发已经上去，但离鹰窝还远。一手扳着岩石，一手抓着马兰根，两脚叉得很开，像个大字。那只凶猛的老鹰，在他头上急速地盘旋，好像马上就要猛扑下来的样子。河声浩荡，带着水和石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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