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兆俊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我们到达时，大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泽东像。一边是党旗、一边是国旗，他在中间微笑。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
起一一来一一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此时此地听到，有种荒谬之感。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一词）。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干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挡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三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公尺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般每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嘛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
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可列车上来来往往的旅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弄不清是哪里来的。事情暴露后，中央说这是甘肃省委的错误，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处理。从六〇年十二月起，开始抢救和遣返。那时候，据工作组的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又拖了一年。听说这一年中，又死了不少人。究竟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六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一九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一九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寻到的，仍然是官僚机构的铜墙铁壁。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彬（也是归队右派，见《杨梓彬》）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侩、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千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尔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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