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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 |
| 上述经济发展对社会权力在日耳曼人中的扩散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很难全面估计，但可以初步看出两方面明确影响。农业生产集约 化，经济的其他部门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因此日耳曼欧洲的 总人口肯定在罗马帝国时期显著增加了，但国王和军队从额外产生的 财富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而要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力再分配 就比较困难了。事实上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不应夸大整体变革的程 度。文字和考古证据都表明，国王及其随从之外的人在4世纪的日耳曼 社会中仍然很重要。 一部分证据描写了日耳曼人的政治行为。正如研究罗马帝国眼中 的蛮族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所说，阿 米阿努斯的描述隐隐指出，国王不能随意差遣战士，而必须“敦促” 和“说服”他们去遵守自己的政策。另外，前文谈到的那位阿勒曼尼 国王，只因为没有响应克诺多马里斯的号召，就被自己追随者推翻 了。阿米阿努斯明确指出，这是他所在区域的“人民”（plebs, populus）行动的结果。这里的“人民”指的可能只是一个由王室随从 构成的有限政治世界（虽然阿米阿努斯的用词不是那个意思），但斯 特拉斯堡之役涉及的军事政治社群远远超出了这些社会圈子。聚集在 那里的阿勒曼尼军队据说有3.5万人，战士人数肯定远远超过1万名。 主要国王们的随从只有几百人。阿米阿努斯提到因斯特拉斯堡之役而 聚集在一起的有16位国王和王公，就算他们每人有200个随从（尽管大 多数国王的随从数量肯定更少，因为克诺多马里斯是他们中间最强大 的国王），打仗的随从加起来也只有3 200名。参与军事行动的显然不 仅仅是国王和少量专职的随从，参战似乎也不是什么崇高社会地位的 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死者随葬品数量增加的 现象，并不局限于极少数豪华的王公墓葬。除了这些特殊的墓葬，还 发现了大量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墓葬，以及相当多有少量个人物品的坟 墓，随葬的物品通常是陶器，以及前面提过的某种类型的武器（男性 墓葬）和珠宝（女性墓葬）。罗马帝国晚期，武器陪葬的情况显著增 加，虽然不是在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都发现了这个情况，但确实可以 看出这一时期男子的生活中，军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也呼应了 随从兴起的现象。但是，这类墓葬的总数很大，可见除了国王和随 从，还有其他人也走上了这条路，以维持或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37] 6世纪和7世纪的大量法律证据有可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这些 文本或法典由西罗马的继承国编纂，是完整描述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 中社会分类运作方式的最早资料。从文本编纂的年代看，它们反映的 都是西罗马崩溃之后日耳曼社会的情况，这些社会已然经过了一个与 从前罗马帝国残留的经济、政府和社会制度互动的阶段；因此，显然 很难用这些资料来阐明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情形。但是（这是普遍的共 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后续的互动只会加剧日耳曼世界 原本就有的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因为接管原罗马领土的过程让国王 及其直接支持者获得了更多超出平等份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后 来的法律资料会低估不直接服务于国王的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当作指引，推测出4世纪日耳曼社会中可能存在的 不平等的最大程度。 这些法律资料对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的描述惊人一致。国 王自然地位特殊，而为国王服务通常也会提升服务者的地位。此外， 这些法典经常提到一个贵族阶级。可以合理地认为，4世纪国王和随从 的世界中，也可能有与之类似的群体。但所有的法典（我们确实见到 了来自大量继承国的法律条文）都提到了一个地位在贵族之下的自由 民（freeman）阶级，自由民仍有相当多的权利和义务。自由民阶级之 下，是永久获得自由的被释奴（permanent freedman）和奴隶这两个 阶级。自由民通常要服兵役（事实上许多被释奴也要服兵役，但奴隶 不用）；在法律纠纷案件中，自由民的证词可获信赖；他们的地位受 到一系列措施的保护，以防止奴隶和被释奴未经许可越界。[38] 19世纪对日耳曼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夸大了自由民阶级的重要 性。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占男性人口的大多数；而鉴于他们 显然拥有特权地位，我敢打赌他们只是少数。享有特权的永远只是少 数人，而不是多数人。一些来自东哥特和伦巴第的不那么充分的证据 表示，6世纪携带武器的男性群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自 由民（奴隶不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携带武器）。自由民占总人口的比 例显然只会更小。但自由民也不是法律书写者臆造出来的。在后罗马 时代的西方各地都有自由民，从法律实践方面的证据看，自由民是当 地社会重要的行动者，一些关于日耳曼人主导的群体与东罗马交战的 叙述中也提到了自由民。[39]如果经历了罗马财富进一步涌入、不平 等现象加剧过程的继承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在未曾经历该过程的4世 纪日耳曼社会中，自由民的地位极有可能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我们 不应该认为，罗马时期的社会分层加剧后，日耳曼社会中重要的社会 政治阶层就只剩下一小群国王和随从。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人 数更多的自由民维持着或发展出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特权。他们可能 是考古上新发现的一些3—4世纪日耳曼尼亚村庄里宽敞舒适的长屋 （longhouse）的主人，也可能是大量虽有随葬品但称不上奢华的墓葬 的墓主。 对4世纪日耳曼社会分层的这一描述相当复杂，显然会影响我们要 分析的最后一个关键领域——日耳曼政治中约束与共识之间的平衡。 存在某种程度约束的证据很明确。国王有武士随从。通过使用这 些随从，他们获得了具有一定世袭性质的地位。这些随从也可以行使 更大范围的职能，充当社会执法者，前述特温吉人迫害基督徒时就是 这样；当时，迫害政策是违背一般村民的愿望的。[40]前文提到，特 温吉的领袖也可以征募军事分遣队，要求分遣队艰难跋涉，参加罗马 对波斯的战争。军事国王并不总是在众人共同的拥戴下崛起的，艾斯 博尔沼泽发现的武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但是，国王和随从的权势并没有完全盖过一个人数更多的特权阶 级（自由民？），因此至少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个 在总人口中占比更大的特权阶级，还需要获得他们的广泛支持。我们 知道，政策不受欢迎的国王是可能被推翻的。推翻那个不愿加入克诺 多马里斯队伍的阿勒曼尼国王的可能是他自己的随从，但更可能是他 自己领地中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特温吉旧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名成员阿 塔纳里克在加强防御工事时被推翻，因为人们反对他提出的打击匈人 威胁的方法，反对最终升级为政治分歧。[41]这两个事件凸显了新军 事国王的权力所受到的明显限制。 我们无法对这个主题做非常详尽的探索，但从史料中确实能看出 一些协调和施加这类限制的机制。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自由民和国王 随从分得太清楚。有大量证据表明，日耳曼社会是基于年龄群（age sets）运作的，男女都是如此，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明确 标志出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例 如，老年人哪怕地位再高，都不会有武器随葬，这说明军事义务有年 龄上限。就女性而言，法律证据表明，各个地位群体中社会价值最高 的是育龄妇女。同样，青春期之前的儿童的墓葬似乎很少与成年人的 墓葬放在一起，这再次暗示年龄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42]光凭现 有资料不足以进行彻底的探索，但应该很有可能的是，至少有一些男 性自由民在年轻时照惯例当过国王的武士随从。 自由民农民和国王随从的世界之间可能还有其他联系，但我们对 此了解不足。村庄肯定为国王和随从提供了经济支持，而人们想必也 会期望国王不仅为直接随从，也为更广泛的自由民阶层举行定期宴 会。如果这种宴会始终常规举办，国王和自由民之间就有可能建立起 持续到4世纪的互惠关系。而在某些地方，此类行为在后来更不平等的 日耳曼人统治的继承国中仍可以见到，因此罗马帝国晚期存在这种行 为就更有可能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人们有时会期 望正在巡游的国王用更多的宴请来展示“国王到此”带来的好处，以 回报提供食物的村民；这样的宴会为许多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交流提供 了场合。如果只看规模，阿勒曼尼的各个区域都很小，各区的国王基 本不可能与其他人隔绝，我认为宴会和类似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很 可能长期以来都是日耳曼世界的一个特征，因为在很多类似的环境中 都找到了这样的活动。[43] 集会可能也对限制国王权力起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早期的日耳 曼政治单元一般通过会议来运作。会议上，人们就群体的政策辩论并 做出决策。塔西佗的作品非常强调这个机构，而它显然不仅仅是他一 直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我注意到，现有的1世纪和2世纪的记录十分 零碎，但记下了多个不同场合发生的事件，说明当时有如下情况：作 为对某次造反的惩罚，或者是为了防止造反，集会要么被罗马当局禁 止，要么只能在有罗马观察员在场时举行。4世纪的证据并没有说明这 种集会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下去，但当时肯定有村民集会；特温吉人 376年到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决定，应该是在一次有社会地位重要的人 出席的大规模集会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做出的。继承国法典设计的 争端解决程序也说明，出于法律目的，定期集会是必要的。基于上述 理由，我认为，4世纪的各个联盟内部一直存在一种集会结构，作为进 一步限制国王专断权力的手段。[44] 也没有证据表明日耳曼国王能推广足以确立其统治权的意识形 态。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国王们会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表明自 己的部落独得神灵恩宠，使他人很难挑战自己的王权；但实际上，这 种说法几乎没有证据支撑。日耳曼语中描述“国王”的3个主要单词中 没有哪个是有神圣意涵的。前文提过的那几个词的含义都非常务实， 分别是“人民的统治者”、“战队的统治者”和“联盟的统治者”。 日耳曼国王肯定利用了受神恩宠的概念，也就是heilag，它在不同的 日耳曼语言中有派生词，但它是一种事后（post de facto）的概念， 要通过实践才能确立。如果你赢得了战斗并因此获得了权力，那么你 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heilag）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称神圣 就能自动获得权力或防止其他人挑战你的权威——被挑战者往往面临 毁灭性的结果，正如叙事证据一再表明的那样。而篡位者只要成功， 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的。 强调某个王朝进行神授统治的例子倒是有一个，可以在狄奥多里 克（Theoderic）的宫廷宣传中找到。他是6世纪早期意大利东哥特人 阿马立王朝（Amal）的领袖，他统治的国家属于西罗马的第一代继承 国 。 对 狄 奥 多 里 克 王 朝 的 这 种 看 法 直 接 写 在 卡 西 奥 多 罗 斯 （Cassiodorus）的《信札》（Variae）中，间接反映在约达尼斯 （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中。但如果将这种宣称与阿马 立王朝的实际历史对比，就能得到很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直到差不多 狄奥多里克之前的那一代，阿马立家族才在哥特世界中掌握了大权 （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介绍），而狄奥多里克去世后，没有合适男 性继承人的阿马立王朝很快就解体了。狄奥多里克用一系列惊人的征 服——特别是对意大利的征服——证明自己是神圣的，但这不足以保 护王朝免受不称职继承人的影响。狄奥多里克为确保他未成年的孙子 继承王位而做的宣传，也仅仅是宣传而已。[45] 有关年龄群、宴请义务、会议和有限王权意识形态的证据都非常 零碎，只能让我们看到日耳曼人实际政治生活的一点皮毛。然而，主 旨是很明确的。尽管新的精英利用罗马时期的经济发展来提升社会地 位，并至少在日耳曼欧洲的某些地区为4世纪时更大、更稳定的政治单 元做了铺垫，但我们不能夸大他们的权力。在国王和随从的圈子之 外，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仍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重要，并且 必然会参与政治进程。尤其是，这个群体的人数大大超过国王随从， 因此如果要采取大型军事行动，就必须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无论如 何，如我们所见，自由民和武士随从可能已经有了种种关联。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要创建罗马帝国晚期那种规模更大的新联 盟，就需要获得这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的某种同意。阿米阿努斯的 作品里有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阿勒曼尼国王试图在斯特拉斯堡之役 前与联盟保持距离，结果招致了死亡。并不是所有1世纪的旧政治联盟 都在3—4世纪新联盟创建的过程中被摧毁，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 我们只有关于法兰克人的明确证据。罗马帝国后期的资料表明，一些 旧的政治单元（具体说是卡狄、巴达威、卜茹克特累和安普希瓦力） 被纳入了法兰克联盟。显然，这个过程肯定不是旧单元投票加入新的 区域联盟那么简单，因为也出现了新的单元，比如阿米阿努斯提过的 萨利（Salii）；但该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延续性。[46] 从比较文献的角度来看，4世纪的联盟介于“早期国家”和“复杂 酋长国”之间。根据通常的标准，这些联盟太大、太稳定，社会分化 程度太高，不能被归类为“部落”或“简单酋长国”。仔细看的话， 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长国之间的差异基本只是程度上的，前者的组织 性、稳定性和权力等略强一些。有关4世纪联盟的证据很少，难以做出 更精确的判断，而从仅有的那些证据中，有时还能得出彼此矛盾的结 论。例如，从治理能力和所建立的王朝权力（特别是在特温吉人中 间）看，这些联盟很像国家，但它们缺乏专门的王室官员，也没有证 据表明相对广泛的社会精英群体（自由民？）保留了下来，从这些方 面看，联盟更接近复杂的酋长国。但我们不必执着于这个问题。重要 的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给日耳曼社会（至少在其最接近罗马边境的部 分地区）带来了一种新的联合因素，使其能够召集成千上万的人去行 使某些职能。从政治上看，这些新结构建立在旧结构的基础上，有的 纳入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社会单元，但它们的力量和稳固性表明，其 与旧时代的日耳曼极为不同。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什么启动了支撑起联盟 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到底是如何带来新的政治结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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