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1)在线免费阅读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意大利的工商寡头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后，权力被锁定在精英阶层，他们短期可能获得巨额利润，长期则必然衰落。但英格兰的小民百姓从统治阶层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后，他们的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权力的下移，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强盛。
　　中国目前的发展，有走向寡头经济的危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让企业来代政府进行经济决策。我们有把一个县当成个大公司经营的地方官。我们到处建开发区，说征地就征地。小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抵挡这一切。于是，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中国的基础设施过硬！外商赞不绝口。这一由企业来主持规划的新式计划经济，确实相当有效率。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的。15年后，中国进入老龄化，人力资源不足，外资跑到别的地方怎么办？那一栋栋高楼大厦，万一空下来怎么办？小民百姓基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家庭内部没有积累，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到时候想提升产业结构，瞄准高端企业，我们哪里找高端的劳动力？
　　寡头经济收益快，不必过多操心技术更新，更不会管提高人口素质这样长期的目标。寡头们喜欢利用垄断权力，倒来倒去挣快钱。这样的经济，即使能够创造短期的繁荣，从长期看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起飞的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寡头的手中，更要防止这些寡头过多地把持资源配置权。小民百姓的利益应该有基本的保障，应该在经济决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保护每个竞争者的市场体系。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后劲儿。
　　“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学界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自由派”，在推广和普及市场经济的理念方面有相当显赫的功绩，如今却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我批评张维迎、周其仁的几篇文章，登在网上后竟引起压倒性的欢呼，以及读者对他们极度情绪化的愤恨，弄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个煽动家了。也许这些自由派人士会说：“那是老百姓的情绪，没有价值。我们掌握着不需投票的真理、科学。”可惜，经济学，特别是涉及具体政策的经济理论，不是量子物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你的理论不管多么完美，也可能要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深知此道。他的教育券的主张，就是基于他最基本的经济学信仰。但是，他并不是守着理论的正确就完事，而是自己和夫人一起在基层社会操作推动，在报纸上写文章。如今这一概念越来越得人心，他被老百姓的“情绪”鼓舞，觉得民意证明自己在赢。
　　一个有志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在处于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下，愤怒没有用，自我安慰、说老百姓只知道发泄情绪更没有用。因为老百姓的情绪，本身就会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变量。作为经济学家不考虑这个变量是不称职的。最好的态度，还是承认失败，认真反省。我自2005年就看到了自由派的失败，特地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不过是希望帮助他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可惜，他们似乎并不去读。周其仁先生还在鼓吹其衬衫经济学时把我的说法放到一个不相干的背景中，好像我是在支持西方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然而，正是我这本书，点出了他们根本的理论阙失。这一阙失，不仅窒息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创造力，而且也导致他们失去民心。那么，他们的理论阙失是什么呢？用张维迎自己的话可以最好地概括出来。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
　　这些话前面说得都对，但最后一句错了。改革的实质，不是用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而是让老百姓替政府制定经济决策。你看看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就知道，政府的经济决策，是老百姓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制定的。如果哪个政府说我的经济政策是企业来代行制定的，那几乎就是自己骂自己。这种话，大概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还有人敢说，以后（至少以我孤陋寡闻的观察）就再没有政府官员敢这么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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