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弄权　　大尾巴羊在线免费阅读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四月条。
　　[2]见《贞观政要》卷四，《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条。
　　[3]见《新唐书·滕王元婴传》。
　　[4]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二年闰九月条。
　　[5]按《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不载高宗与昭仪临幸长孙无忌府邸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将此事系于送礼之后，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是岁”条。
　　[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七月条。
　　[7]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称：虽在龙床之上，也许武氏用脑时多，用情时少。其实像武媚娘那样的女人，连脑都不需要用的，本能就够了。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创设于唐初，经过几朝发展，三省六部制已经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机构。图据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8]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9]见《新唐书·李义府传》。
　　[10]这些人是：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都相当于省部级。名单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1]见《新唐书·许敬宗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将此言论系于李绩表态以后，故云。
　　[12]见《旧唐书·高宗纪》，参看《新唐书·高宗纪》。
　　[13]此事应该发生在武昭仪封后之后，李义府任中书令之前，故《旧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显庆元年，《新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永徽六年。具体细节，两《唐书》也记载不一。比如该法官之死，《旧唐书》称本人畏罪自杀，《新唐书》称李义府杀人灭口。
　　[14]见《旧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逃脱弹劾的原因，《新唐书》称系高宗皇帝包庇，《旧唐书》则称该侍御史措辞不当。
　　[15]见《旧唐书·李义府传》，同时参看《新唐书·李义府传》。
　　[16]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17]见两《唐书》之许敬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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