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内战（9）在线免费阅读_鲁迅的最后十年文学小说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夏衍（1900～1995），原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留学日本，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部长，后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1929年参加筹备左联工作，任左联支委委员，上海文委委员，在香港曾办《华商报》，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上海文化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联主席、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著有剧本《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赛金花》，电影剧本《风云儿女》，报告文学《包身工》等。
　　在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问题上，夏衍反应积极。在冯雪峰逝世后不久获得平反时，他以《一件应该忘却而不能忘却的往事》为题，撰文再度攻击冯雪峰。为此，遭到不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驳难。之后，在个人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仍然坚持保留伪证，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据理进行了反驳。
　　鲁迅文中所称的“四条汉子”，即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
　　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对于“政治家”，鲁迅并不奢求什么东西，甚至开始便清楚地知道彼此处于“歧途”之中，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然而，由于某种理想的诱惑，他已经误入由“政治家”所操纵的组织之中。对苏联，对左联，对“四条汉子”，不能说他不具有纪德式的清醒的眼光；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局内人”而纪德是“局外人”。比较而言，局内人更需要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就像对待苏联问题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左联，鲁迅也并不看重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之类，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质，人格，那为自己也为社会而不息地劳作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热情。这是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所以，在左联，那些自称“指导家”者，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以他的经验看来，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而且手段巧妙，全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营私，所以他有理由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倘使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不正当，观念不正确，方式蠢笨一点，也还是次要的。但他同时指出，革命者自行批判和改变，仍然是必要的。
　　以个人和组织相比较，鲁迅的确更多地看重个人的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无视集团的存在。无宁说，他对严密的组织从来是怀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备受打击等等，无疑加深了他对组织这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0年底，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访问，写了许多通讯，收入《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排除出领导层。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认识，编成《鲁迅杂感选集》，鲁迅曾以何瓦琴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见赠。1933年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人民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守当地，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于转移途中被俘，6月就义于福建长汀。狱中作《多余的话》，对组织和个人历史作了极有价值的总结。
　　东西的不信任感，他后来与左联的疏离，除了来自周扬等的打击之外，与组织透过各种事件对他的干扰当不无关系。为了对付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于集体的内在的渴求为斗争所唤醒，即便在这时，也没有像德国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戏剧《人就是人》中那样强调对集体的依赖。布莱希特对人的“战斗机器化”，“像汽车那样被人改装”表示欣赏；集体对个人的灵魂所作的“机械性修补”，使他自觉获得了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希莱希特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加入到集体中去，才能培养社会意识。这位戏剧作家在名为《辩证法戏剧》的笔记中写道：“个人的集合体”由于服从于集体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所支配，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进展就绝不会考虑个人，不会因个人的干预受到影响，也不会由个人的消亡而结束。显然，其中同样包含了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在20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政治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许多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那里，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紧密地依靠集体，放弃所有的个人权利，尤其是思考的权利，宣称不倦地同个人主义作斗争。由于统一组织，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忽略个体精神的特异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托马斯·曼会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憎恨灵魂。”鲁迅是重视个体和灵魂的。他对组织的相对的轻视，与他不在组织严密的集团内部大有关系。由于长期游离于集体之外，他对组织的霸权力量，尤其是负面的作用的经验感受不算太深。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固然可以影响组织，而组织的规模及内部规制同样可以影响和改变个人。周扬成为左联的“元帅”，其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应当看到，其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宗派心理与组织的某些特性具有相关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周扬，组织从内部产生的代表也很有可能与周扬趋同，从而充分体现集体的意志。任何权力者，都不可能违反权力运作的铁律。组织这东西，说到底是封闭的，具有仪式化，教条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此外，本身还存在一个在国家和团体组织中间的地位问题。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它处在与国家对抗或完全一致，即极度危险或极度安全，而非公开竞争的境遇之下，内聚力会增强，排除异己的能力也会相对增大，而内部维护或反抗“统一”的斗争，也将日渐加剧，这是无法改变的。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他反对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更反对知识人利用知识，与权力结合而制造新的愚昧。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惟其如此，才不致沦为精英主义，而能保持一种平民的其实也是民主的品格；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能为多数庸众所挟持，从而保持人格的尊严，思想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受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所受的改造也是自我改造，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压迫，不管这压力来自何方。《门外文谈》论文字改革，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说得很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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