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内战（6在线免费阅读_鲁迅的最后十年文学小说

邹韬奋（1894～1944），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出版家。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3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7月流亡海外，周游欧美及苏联，至1935年8月回国。1936年与沈钧儒、史良等被当局逮捕，获释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多种抗战刊物，主持生活书店。1938年6月，被聘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辞去，出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几经辗转，后于上海病逝。著有《韬奋文集》。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
　　胡愈之（1896～1986），政治活动家，新闻出版家。浙江上虞人。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1年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还曾主持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创办过多种杂志。1949年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出任总署署长等职。
　　“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事情简直戏剧性到了极点，这几个人在鲁迅同周扬的斗争公开化以后，都同周扬搅到一起了。
　　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验过了的缘故。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他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半年之后终于复刊。
　　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与萧军一起从东北流亡到青岛，1934年10月到上海，与鲁迅认识。1936年到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次年与萧军同往山西临汾，进民族革命大学任教，随后分手。1941年去香港，次年病逝。著有《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自日本归国后，每年均有文字纪念鲁迅，最著名的有《回忆鲁迅先生》等。
　　萧军（1907～1988），笔名田军，辽宁锦县人，作家。鲁迅逝世后，辗转赴延安，任中华全国文艺统一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理事，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月报》编辑，东北大学鲁艺校长。主编《文化报》，遭到周扬主持的《生活报》的批判，被加以“反苏”等罪名，从此息影文坛。1949年后从事文物研究工作，40年后获平反，自嘲为“出土文物”。著有《八月的乡村》、《吴越春秋史话》等。
　　黄源（1906～），浙江海仆人。早年留学日本，1933年起任《文学》、《译文》月刊主编，《译文丛书》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入党。历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华东文协主席、党组书记，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及文化局长、党组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后为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译著有《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高尔基代表作》、《日本现代短篇小说译丛》等。
　　右起萧红、萧军、黄源。
　　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在剧联，但很快就进入了领导层，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及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实际上，文总和文委的党团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跟苏联的“优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由于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加上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以及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扬便趁势让亲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也便很顺当地由任白戈继任。至此，周扬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分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们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周扬（1908～1989），笔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1928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任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及文化总同盟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1937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及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等。在延安时期编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首次将毛泽东论文艺的《讲话》及文章配在马恩列斯之林；1949年以后，领导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执行者。80年代初，在时代风气的鼓动之下，大谈人道主义，结果遭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另一位权威胡乔木的批判。著有《周扬文集》5卷。
　　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据有关回忆，田汉曾经明确指示任白戈说，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这样，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志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虚信说：“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不去。”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之流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死魂灵》。俄国果戈理著，鲁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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