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内战（4）在线免费阅读_鲁迅的最后十年文学小说

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
　　傅东华（1893～1971），笔名伍实，浙江金华人，长期从事翻译、编辑及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敌伪机关任职，抗战胜利后隐居上海，专事著述。1949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为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中华书局编审。著作颇丰，有《两个青年的悲剧》、《欧洲文艺复兴》、《汉字知识讲话》；翻译有《吉诃德先生传》、《真妮姑娘》、《飘》等。
　　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鲁迅进一步的行动是退出文学社。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是：“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作家。中共党员，早年参加左翼文化工作。历任长沙《抗战日报》编辑，《救亡日报》编辑部主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香港《华商报》副总编辑，中共香港工委委员。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著有《分阴集》、《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作）、《廖沫沙文集》等。
　　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归因于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开始时，他的杂文同另外两位作者合并为“三家村”，被列入“黑线”行列而最早遭到整肃。这位以杂文见称的官员作家，30年代恰好是反对杂文的。他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作《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就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面。文章说，在副刊上出现四周围着花边的“杂感”，是“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称这些杂文为“花边体”或“花边文学”，说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的变种”。列举的惟一的一篇“‘花边文学’的杰作”，就是鲁迅的《倒提》。杂文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而大鸣不平，鲁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通过对奴性心态和恩赐观点的批判，他特别指出，命运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即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里关涉到人权与主权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文章在廖沫沙那里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说是：第一，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从“古典”来证明这不平是华人没有出息。于是，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说教，作者当然是“买办”了！“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接着预言道：“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没有直接答复，两周后在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两位举为众多笔伐的代表，一律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
　　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田汉（1896～1968），湖南长沙人，剧作家。1914年留学日本。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后与欧阳予倩等创办南国剧社等戏剧团体。30年代初，曾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任“剧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5年2月被捕，8月经保获释。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艺术处）处长，主持电影、戏剧等的工作。1949年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戏剧及电影剧本百余部，早期戏剧作品有《咖啡店之一夜》、《月光曲》、《三个女性》等。晚年著有《关汉卿》、《谢瑶环》等剧本，集中于“为民请命”的主题，惨死于文化大革命。
　　鲁迅逝世后，田汉改编《阿Q正传》为剧本，并撰有纪念鲁迅的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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