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改革（3）在线免费阅读_鲁迅的最后十年文学小说

连改革者本身也必须加以改革，不是大叫未来的光明可以完事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除了对立，还有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构成为阻碍改革的“后援”。鲁迅痛感道，“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强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许多改革，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在新的一面要求很小，容易满足，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改革必须是通盘的改革，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或局部的胜利，所要的是不断的战斗和解放。鲁迅从妇女解放，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字改革，文艺运动，文化改造等诸多方面探求社会改革的道路。他指出，同是不满于现状，打破现状的手段便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改革者的两大派是有斗争的。他对于难行派——胡适即有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理论的——特别地加以批评，还专门写过一篇《知难行难》的短文，讽刺难行派的代表胡适。对于“难行的改革者”，他说是“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他们种种的改革计划都不过是“虚悬的计划”。他就推行新文字一事，引申说：“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
　　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围剿红军。
　　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他深知改革之难，所以，才坚定说道：“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蒋介石“围追”红军手令。
　　鲁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会上面；至于政府内部的所谓改革，或是种种旨在增强国家权威的改革方案是他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这是鲁迅和胡适们大不同的地方。在鲁迅看来，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是两回事，国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而社会的改革则是大众的事情。所谓“中国”，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中国政府。正由于他把大众看成为改革的主体，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救亡时期，才赞成文学界采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国家来改造社会，而不是由社会去改造国家，他以为是荒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好政府”。他对统治者是不信任的，反对的，何况以屠戮人民为能事的统治者。中国要民主呢？还是要独裁呢？本来不言自明的问题，在30年代中期，居然由胡适他们主持的《独立评论》杂志挑起讨论，热热闹闹地持续了两年时间。对于这些御用学者，以及他们的所谓讨论，他是蔑视的。这个孤傲的角斗士，这时惟紧握了他的投枪和匕首，对准独裁政府。在他那里，参与讨论的学者无论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都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政府后院里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谓一丘之貉。
　　图为1934年“德国图书周”期间宣传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一书的广告招贴画。
　　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剿共，一面清除异己，力图实现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统治局面；然而力不从心，分裂和混乱有增无减。1931年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国人对政局的不满。在政治界和知识界中，则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这时，首创一党制的苏联，以及法西斯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有着迅速的发展，这对中国的精英分子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蒋介石充分利用了眼前的大好机遇，调整政府机构，如恢复军事委员会，设立军统局等，迅速扩充个人势力，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集权体制推向最高阶段。
　　知识分子主动向权力靠拢。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曾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曾就学于湘潭益智学堂，1912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32年与胡适等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7年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驻美国“大使”，1965年10月在美国纽约病卒。有《蒋廷黻选集》六册行世。
　　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2年入南洋中学。1917年入清华大学预备班，1919年夏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担任过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并任《中国建设》（英文刊物）编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四、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等。1957年划为“右派”，后获平反。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等。
　　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一个叫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另一个政府的成立，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间引起了重重忧虑。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之迈也承认，在“当前形势”下，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效。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更多同类型书籍>>>>
乡土中国
十宗罪1
如愿
二号首长全集
桥的故事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茶花女
十年忽悠

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入口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时间成人高考考试时间
业余时间，轻松拿提升学历，知名高校：国家开放大学（免试入学）

成人高考指南

工厂招工小时工

联系方式

1、成人高考介绍 手机号：13333709510(微信同号) 13068761630 张老师

1、成人高考介绍手机号：13333709510(微信同号) 13068761630 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