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人权（5）在线免费阅读_鲁迅的最后十年文学小说

左联集合的是进步的文学青年，也可以说是反叛的青年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关于知识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论述过这类知识分子：“大体上说，反叛就像个受苦受难的请愿团。这些反叛者倾向于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与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关系，支撑着从事斗争的疏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激进的政治宗派为那些摒弃他们时代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经常表现出相当古怪的特征，但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周围社会的隔绝和疏离的痛苦、孤独感，即使因同伴关系而有所缓解，也经常是十分强烈的，这会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来——近乎病态的生活和思想作风。这类宗派的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度的使命感，和为世界驱除邪恶的秘密教义的高尚意识，也时时强有力地激发着创造性的想象力。”左联可能增强了鲁迅的集体抵抗的意识，但是，他与集体的关系并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作着他的“散兵战”。然而，左联盟员柔石等人的被杀害，把他推向极度的悲愤之中。有诗为证：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再度避难。此间，
　　为纪念五位青年作家，鲁迅与冯雪峰合编了《前哨》。鲁迅为刊物题名，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发表。
　　他为地下刊物《前哨》和美国《新群众》杂志分别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抗议国民党政府。这个一直否定中国“革命文学”的批评家，在文章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使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语词。青年朋友的血是他一直铭记着的，“暗暗的死”成了他此后一再表现的主题。后来，他因周扬等人的行为而对左联表示失望，甚至阻止萧军等加盟；但是当周扬等奉共产国际之命解散左联时，又有了行将丧失的怆痛。用他的话说，是不愿意为此“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他是决心与专制政府周旋到底的。
　　鲁迅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证。
　　这样，于是1932年12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鲁迅来说是当然的事。关于这个团体，
　　1931年4月20日，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费正清介绍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为政治犯呼吁的压力集团，而那些政治犯主要是学生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自由主义在个人试图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日益独裁专横的势头，是值得研究的。国民党政府力图摧毁一切反对派的力量，压制不同意见，扼杀自由思想。这场徒劳的保障个人权利的运动，是由已故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的几个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
　　1933年春，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赠瞿秋白。
　　首倡者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元老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也都加盟其中。民权保障同盟宣称，它不是政党，只是一个争民权的组织，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对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视，努力保障他们的人权。显然，民权保障同盟是借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治的。孙中山的“民权”，基本上停留在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那里，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却使人权问题在中国第一次具有了西方人权观念的实践意义。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展过各种卓有成效的活动，如营救陈独秀等政治犯，丁玲、潘梓年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声援各地争取人权的斗争，抗议希特勒派的一党专政的暴行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平时，鲁迅不出席集会，也不参加会议，包括左联的会议，但在接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通知时是一定先期而到的。在抗议政府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中山故居。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和争取人权问题上，
　　鲁迅手书《悼杨铨》一诗（1933年6月21日）赠许广平，诗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他是变得愈来愈激进了。由于政府的压迫，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或者转向，或者消沉，或者敷衍应付，后来骨干分子只剩下四五人，这中间就有鲁迅。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突然遭到暗杀。杨铨死后不久，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挣扎，一个民间团体也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扼死了。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鲁迅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他走时不带钥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随时遭遇不测的准备。接着，谣言四起，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代号，而他和杨铨的代号正好相同。鲁迅致信朋友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他推断，此种恫吓，其中至少有一半乃“文氓”所为，所以决定不搬家，不避居，继续他的没有团体的战斗。
　　鲁迅与杨铨（中）、李济之（“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合影。1933年4月24日摄于上海。
　　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潘梓年“失踪”，当局否认二人被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左联等团体尽力进行营救，不久，上海北平等地报刊印有关于丁玲已于6月15日被害的报道。为此，鲁迅在《涛声》周刊发表《悼丁君》一诗。诗云：“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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